 湖北蕲春——蕲州古城 胡风(1902年-1985年)，湖北省蕲春人，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胡风等。后以笔名胡风行世。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曾任中国文联委员、《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7月，胡风写了30多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错划为'胡风反党集团'首领，先后蒙冤坐牢25年。拨乱反正后，“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冤案被彻底平反。1985年6月8日，胡风因病去世，享年83岁。  胡风像 一、天生叛逆，辍学清华 1902年11月1日，胡风出生于一户富裕农民家庭。按照族谱排为“名”字辈，父亲张济发给他取名为张名桢，后改名为张光人，小名“谷儿”，寓意他日后不会遭遇饥饿。胡风自幼衣食不缺，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的疼爱。他的性格活泼好动，经常在松树林里奔跑，在湖塘里捞鱼。有一次曾在捞鱼时跨入了渔民挖的深坑，直到快天黑了才被路过的老渔民救起，捡回一条小命。尽管有过这些插曲，胡风还是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1913年，11岁的胡风进入蒙馆读书，展现出高超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1917年，他师从当地大镇竹瓦店的朱以茀先生读“经馆”。  胡风书法 第二年秋，胡风改从菩提坝菩提寺的饶石波先生，其文学才华受饶石波先生的赞赏。1919年秋，胡风考入了蕲州官立高等小学堂。第二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冲击到了蕲州古城，胡风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而蕲州学堂的校长因循守旧，反对学生接触新文化，这引起胡风对这所保守闭塞的学校的不满。一年后，他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转而考取了武昌启黄中学，并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改进湖北教育之讨论》一文，署名“张光人”。1922年，胡风与蕲春同乡胡缄三一同联络各地蕲春籍的青年学生，成立一个旨在革故鼎新的文学组织——“新蕲春学会”，并决定创办《新蕲春》杂志。  蕲州古城 1923年2月，胡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送一封信》，还为“二七惨案”的牺牲者写了一部小说，题为《两个分工会的代表》，连载于《觉悟》副刊。他觉得学校陈腐的教育方式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于是再一次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毕业文凭，转而报考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中部，与巴金等人成为同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胡风在东大附中作为演说健将出名，当时被称作“雄辩员”。1925年，“五卅”运动的巨澜席卷到南京，东大附中迅速成立了“反抗上海外人惨杀华人东大附中后援会”，胡风当选为“委员长”之一。巴金目睹过胡风的演讲，与他一道参加游行。他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胡风等革命青年的精神气质，后以胡风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由于担心反动派的报复，胡风又一次放弃了文凭，转而前往北京求学。  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卅运动” 浮雕 当年夏天，胡风考入当时被许多青年尊为“文化圣地”的北京大学，在预科班读书。当年，清华学校改制，新设大学部和国学院，留美预备部停止招生。自此，清华以“新鲜健康”驰名，正式向一所正规大学过渡。此后，许多学子纷纷报考或转学清华。翌夏，胡风自北大预科插班考入清华英文科。他在清华参加过政治活动，觉得清华环境确实清新，但对学校开设的课程兴趣不大，心情为之郁闷。此时，北伐军攻占湖北，南方的革命热潮澎湃，他毅然决定弃学回乡，参加革命。临行前，他去找时任清华教务长的梅贻琦办理离校手续。梅贻琦耐心苦劝他留下来安心读书，与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但人各有志，此时胡风去意已决，毅然辍学。  清华园 二、投身革命，留学日本 1926年11月初，胡风与北大的同学朱企霞一起离京南下，回鄂投身革命运动。同年底，他被补选为县党部常委兼秘书长。胡风不仅推动了全县的妇女解放运动，还带头镇压了蕲春最大的劣绅余肇周。1927年，胡风离开了家乡，到武汉的省立第二女子中学当国文教员。他大胆实施教学改革，废除了原来的国文课本，选用了鲁迅的杂文和关于上海工人起义的长篇报道。在“宁汉合流”之后，胡风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写了一首新诗《心儿病了》。1928年，为纪念为革命牺牲的挚友杨天真，胡风写下了《冬之三部曲》。因为革命形势的愈加严峻，他无法在武汉继续生活，于是去投靠旧友陶希圣。陶希圣介绍胡风去南昌的《民国日报》，编辑副刊《野火》。  武汉古琴台 在这期间，胡风两次被作为共产党嫌疑犯遭到逮捕。胡风此时已经被现实打击得颓唐沮丧，他写下了散文诗《我行在空虚里》，发表在了《野火》上。1929年，胡风决定去日本留学。他先去神田区东亚口语学校就读，很快就会阅读日本大众刊物。第二年，胡风转学到附近的补习学校，并在“补习班”兼课，以贴补日用。他以“谷非”为笔名，将自己读过的教材翻译成汉语供学生阅读，还把苏联小说《在彼得格勒的美国鬼子》翻译成中文，出版名为《洋鬼》。《洋鬼》的反响很好，这也激励了胡风继续进行翻译工作的热情。1931年，胡风成功通过了日本应庆大学英文科的面试，并于4月30日获准入学。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异常艰难。  日本樱花 入学一年后，他幸运地领取到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奖学金，每月有七十日元进款。在日本，胡风与同班的日本同学泉充成为好友，一同参加了“艺术理论研究会”。他化名“中川”，加入日本的左翼文坛。通过在文坛的学习交流，他不仅理解到文学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还读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深受其影响。这一年，胡风分别加入了“日本普罗作家同盟”和中国左冀作家联盟东京支部。“九一八事变”后，他创作了一首致侵华日军的诗歌《仇敌底祭礼》。1932年，胡风毅然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和日本共产党。1933年3月18日，胡风以反日的“赤化分子”罪名被日本警方逮捕，关押了两个多月。同年6月，他与其余22名中国留学生被日本驱逐出境。  日本富士山 三、鲁迅学生，左联骨干 回到上海之后，胡风有幸和他心目中的文学界“男神”鲁迅共事。在鲁迅先生的鼓励与支持下，1933年8月，胡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出任宣传部长；不久，他又接替茅盾担任行政书记。他以出色的工作才能，迅速成为左翼文坛中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之一，在翻译、诗歌创作等方面颇有建树，被誉为“中国的别林斯基”和“东方的卢卡契”。作为左翼文坛的领导者之一，他发现、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优秀作家、诗人，为“左联”做了大量的工作。鲁迅先生特别欣赏胡风这样的人才，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胡风鲠直，易于招怨……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有些拘泥，文字不肯大众化，但是有为的青年……”正所谓先抑后扬，鲁迅是极看好胡风的。  上海外滩旧照 胡风第一次见到鲁迅时便曾说过，看到鲁迅仿佛是“看到了一道光”。他把鲁迅作为自己人生中的挚友和前进道路的光辉。在左联工作期间，胡风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他请教。而鲁迅一旦出了新刊物，就会立刻把胡风叫去，同他交流。由于鲁迅的日文刊物比较多，有的时候两人甚至全程用日语交流。胡风与鲁迅的密切联系，同事之间有人看红了眼，其中有个名叫周扬的，他以为自己和鲁迅疏远是胡风故意从中挑拨导致的，因而他和胡风的关系可谓是水火不容。而鲁迅觉得周扬是个轻易诬人的青年，容易怀疑憎恶他人。周扬获知鲁迅的态度后，又加深了对胡风的不满。这为他们纠缠一生的恩怨埋下了伏笔。  鲁迅先生 1933年，胡风在好友韩起家中遇见了为商议营救一位左联盟友而来的梅志。梅志祖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江西南昌，1932年在上海加入左联，从事宣传工作。早在见面前，胡风就听说过这位工作认真的小姑娘。见面后，梅志的美丽和清纯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两人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胡风发现梅志完全不同于以往接触的那些世故而又精于算计的女子。胡风深深地喜欢上了梅志，每天除了工作，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梅志那穿着浅蓝色旗袍的窈窕身影了。胡风真挚而火热的情感打动了梅志。1933年底，他们结了婚，开始了幸福的生活。那时梅志19岁，胡风31岁。婚后，梅志一边料理家务，一边帮胡风抄写文稿，是胡风贤内助和得力助手。 胡风与梅志合影 胡风一边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供职，一边在左联担任行政书记。他用“张果”和“果”的笔名，在教育馆办的半月刊《时事类编》上翻译了共计四十余篇文章。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左联盟员穆木天被捕后，左联内部开始怀疑胡风是国民党内线。胡风知道后，愤而辞去左联的所有职务。他的左翼作家身份已被公开挑明，不得已只好辞去了教育馆的工作。胡风既失去了公开的谋生职业，又离开了左联。鲁迅对胡风的处境很是同情，鼓励他开始以文为生。从此，胡风频繁地出入于鲁迅先生的住所，追随这位文学巨匠的脚步。1935年，他在《文学》上发表了文章《林语堂论》，并首次以“胡风”为笔名。他接着发表了另一篇万言大论《张天翼论》。这两篇文章的问世，令当时文坛为之震惊。 上海虹口区山阴路132弄9号——鲁迅故居 1936年元旦，由胡风主编的《海燕》杂志在众多作家的支持下应运而生。鲁迅先生亲笔为封面书写了“海燕”二字。这期杂志刊登了鲁迅、胡风、瞿秋白等多位作家的作品，广受读者关注，掀起了一阵阅读热潮，为文坛带来一股生命的活力。同年5月，胡风在鲁迅、冯雪峰授意下发表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这篇文章随即引起主张“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的异议，由此展开了著名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以周扬、郭沫若为首的部分左翼作家坚持“国防文学”的立场。对此，鲁迅专门撰文《论我们现在的文学运动》，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并解释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 瞿秋白像 1936年10月19日，胡风的挚友兼导师鲁迅先生逝世，夫人许广平悲痛不已，她给鲁迅先生的弟子胡风发了讣告。在接到消息后，胡风痛不欲生，他和其他左翼文化运动的战友一道赶来吊唁，为鲁迅守灵，并帮助许广平置办丧仪事务。他们决定用人力抬棺的方式，将鲁迅先生从万国殡仪馆抬到万国公墓。选出来的16位抬棺也都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他们分别是：胡风、巴金、张天翼、陈白尘、黄源、肖乾、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吴朗西、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鲁迅逝世以后，胡风决心自己未来的人生使命，便是走鲁迅未能走完的路。先生的人生光芒虽已熄灭，可他要成为传承那道光的人。 鲁迅与许广平 四、著文“被批”，上纲上线 1937年9月，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胡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积极投入抗战的事业。他在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刊登了大量抗战文学，这些作品以讴歌抗战救亡为主，充满爱国热情和革命激情。其中价值最高的还是诗歌。这些诗歌作者正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七月诗派”。胡风悉心培植文学新人，对“七月诗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胡风撤至香港，另主编文学杂志《希望》，并在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和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篇文章，由此引起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和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舒芜出身于安徽桐城的书香门第，上世纪四十年代刚出道时，曾得到胡风的大力扶植，从而在文坛崭露头角。 雪压寒梅绽幽香 抗战胜利后，胡风回到上海，继续编辑《希望》杂志。1949年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常委，并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于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但是，胡风和一些同志的文艺思想的矛盾日趋尖锐。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了胡风派成员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主动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对其反戈一击。1952年6月8日，在与其有矛盾的时任文化部长周扬的指示下，《人民日报》转载该文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同年12月，文艺界部分同志和胡风举行过几次座谈讨论会，对他进行批评和帮助。 周扬像 胡风确实准备“写一个简单的生活态度的检讨，主要是二十年来没有尊重领导的几件事”。但胡风自有一条原则：“我是决心委屈自己的，但却不能委屈真理”。因此，他只愿意检讨“个人对组织的关系”，至于“理论问题，这是要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东西，不是什么个人受'屈’的问题，我只有实事求是，一寸也不能马虎的”。但周扬们却是要让胡风彻底投降，全面缴械，周扬他们自己以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这样做了。从周扬所代表的立场看，胡风的这种保留与坚守不啻是负隅顽抗。双方就这样顶着，谁也不可能让步。随后，《文艺报》1953年第2、3期先后发表了林默涵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周扬书法 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还是肯定的。1954年7月，胡风写了30多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递交党中央。他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反驳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舒芜的文章及'编者按'中对胡风的批评。其中《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对林、何的观点一一进行了反驳，并在《作为参考的建议》中，对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提出了意见。1955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决定将党中央转发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印成专册，随《文艺报》第1、2期合刊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 舒芜像 1955年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解放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的检查材料，并加编者按语：“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北京陶然亭 五、蒙冤入狱，身后留名 1955年5月16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批捕决定的前两天，胡风于家中被公安部人员拘捕。胡风的夫人梅志也同时被捕。在看守所，工作人员劝梅志与胡风划清界限，她相信胡风无罪，坚决表示拒绝。她接受了残酷的审讯，倍受折磨的神经越崩越紧，几乎快要崩溃了。她经常望着牢房里那坚硬的桌角发呆，心想只要撞过去，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但是，她想起年迈的母亲、无人照顾的孩子和杳无音信的胡风，咬紧牙关活了下来。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秋风秋雨愁杀人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胡风有期徒刑14年，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梅志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因'宽大处理'免予刑事处分。胡风在狱中绝食，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是不可能的。漫长的监狱生活是残忍的。时间到了1965年12月底，10年已经过去，还有4年监外执行。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获准回家吃团圆饭，与家人团聚了三个月。 秦城监狱 春节过后，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随着史无前例运动的开始，1967年11月，胡风被四川省公安厅押至成都，再度入狱。在监狱中，胡风不仅被同监室的犯人打骂，还要受到外界的言语攻击。他一度精神崩溃，多次尝试自杀无果。梅志则被独自留在川西的劳改茶场，生活异常艰辛。当地红卫兵对这个'现行反革命'进行了坚决的批斗，抄走了所有值钱的物品，最后把她送到茶场的劳改队，让她和一群刑满释放的'女犯'一起生活劳动。胡风因为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得了心因性精神病，经常自我恐惧，思维极为混乱。 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旧影 1970年1月，胡风因在报纸空白处写诗，被冠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的罪名，由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他被戴上手铐，押至大竹县第三监狱。1973年1月，梅志来到大竹县第三监狱探狱时，胡风已经完全崩溃了。他看到了梅志，但没有任何惊喜，目光呆滞，好像面对一位陌生人。梅志这才知道，让她来的目的是要她留下来照顾精神失常的胡风。粉碎'四人帮'后，狱方送胡风到成都接受治疗，并让胡风参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在梅志的悉心照料下，希望之中的胡风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1979年1月14日，他们被释放出狱，重新回到了离别十四年的北京。此时，胡风与梅志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人生步入晚年。但他们一直为“胡风一案”的平反而奔波。 晚年的胡风与梅志 1980年9月22日，'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负责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传达中央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但仍对一些政治历史问题持保留意见。胡风拒绝签字。9月29日，中中央发出76号文件，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予以平反。1985年6月，胡风因胃癌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3岁。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直至次年1月初，胡风的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1988年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冤案，历时整整八年核查，先后三次才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梅花傲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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