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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郭羡英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称为贞观之治。李世民登基后，放掉宫廷花园中所养的鹰犬，并下令免去四方珍贡，放宫女三千人回家。王朝刚建立，国家经历多年战争，可以说百姓日子过得艰难，但皇室却这样的富有、奢华。 唐初算出3,003,202户，12,311,698人，三百多万户，一千多万人口。平均每户4口人。但是，该统计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旧唐书》脱漏了洛州等要州的人口数字。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年）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死刑犯仅二十九人。其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新罗帝王的治国教科书，亦为后世君主模彷学习的对象。 历史还记载，贞观六年（632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贞观七年（633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贞观七年秋天，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资治通鉴》讲了二点：粮价便宜，犯罪率低。粮价便宜：说明生产搞得很好，粮食很多。李世民以亡隋为戒，为使农民能够安定生产，安定生活，在农业方面做出努力。 李世民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均田制”就是按人口分配土地，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农民所有，部分土地在农民死后还给官府。农耕时代农民有土地，就能够安居乐业。 李世民在分配土地上，大大减少有爵位的贵族的土地，从一百顷递降至五顷。一品到八、九品官员，受永业田从六十顷递降至二顷。其他官员受永业田从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递减幅度极大，不仅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更缩小贫富差距。 “租庸调”的内容是：租，每丁每年交纳粟二石；调，每丁每年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是每年每个男丁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这种赋税是不高的，但累积起来皇家就有粮有物有钱了。 李世民还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减轻人民的负担。李世民还重视商业，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 犯罪率低：李世民在治国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他建立了一支清明的官员队伍，从中央到地方。他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从各阶层搜罗许多杰出人才，并且不计前嫌，从敌对势力中选拔好人才，如魏徵、王珪都是李建成旧臣，还有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也都得到重用。 李世民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解决官员太多的问题；派李靖等13名黜陟chù zhì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廷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自励廉洁高效，直接提高政府效率。 李世民最具统治特色的是纳谏，即让官员提意见。他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群臣批评他的决策和风格。其中魏徵廷谏了200多次，在朝堂上直陈皇帝的过失，在早朝时多次发生了使李世民尴尬，下不了台的状况。又如王圭、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皆以敢提意见出名。 我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李世民任用了一批清明的官员。官员贪腐、不贪腐，影响力太大，而且官越大影响面越大。因为一个贪腐官员常会带动一大批贪腐的人，他们要互相勾结，才会从中鱼利，还会带动一批人为非作歹，欺压危害百姓，由此也滋生出坏人来，社会就不安定了。 贪腐的官员又常不作为，一个是他们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该处理的问题不处理是；甚至是非颠倒，失去公正；另一个是只在乎乌纱帽，做事就看上级的脸色，那在乎百姓的利益。 官员不贪腐，有正气，社会有正气，百姓也有正气。政治清明，老赖恶棍会成为好人，政治腐败，好人会成为老赖恶棍。官员不贪腐又有能力，就敢作为，可以不顾势力、关系、情面，秉公行事，促进社会发展。中外历史对李世民评价最高，他才是千古一帝。 实际上皇帝、官员的生活，比百姓好得多。李世民刚登基厉行节约，后来也在陕西南部的终南山麓建造了一所“翠微宫”，成为唐朝自己建造的第一座避暑行宫。还有皇帝老婆成群自不用说了，他年老时还娶了十四岁的武则天。但百姓要求很低，也很容易满足。官员好一点就感激感动，心甘情愿，任劳任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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