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乡村教师杨士奇,现在是朱瞻基的内阁首辅、班首大臣,这个地位是从洪熙时期延续而来,终宣德一朝也未曾被撼动过。 杨士奇在夺嫡事件中为朱高炽父子立下奇功,仁宗即位后知恩图报,提升杨士奇为华盖殿大学士、少傅兼兵部尚书,要给他发三份薪水。杨士奇拒绝了最高的兵部尚书那份俸禄,以自己的谦虚赢得了清廉的名声。 宣德元年平定朱高煦叛乱后,杨荣强烈建议朱瞻基,连赵王朱高燧一起收拾掉以免后患,志在削藩的朱瞻基也颇有这个想法。 杨士奇坚决反对,他说:“赵王是您最亲的亲人,陛下应当保全他才对,不要被群臣言论所迷惑。事情应当如实,怎么可以欺骗天地鬼神呢?” 朱瞻基考虑后,终于决定留下这个叔叔,后来他对杨士奇说:“赵王之所以得以保全,都是您的功劳啊。”
杨荣、杨溥、蹇义等人各有缺点,唯独杨士奇几乎是完美的,他总是坚持自己正确的立场毫不退让,通过自己一次次努力将国家拉回正轨。 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的一个晚上,朱瞻基微服出游,带着几个侍卫突然出现在杨士奇家中。杨士奇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说些“深感荣幸、蓬荜生辉”之类的场面话,而是劈头盖脸一句:“陛下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不知道这样有危险吗?” 这更像是老师教育学生而失人臣之礼,关切之心更溢于言表。朱瞻基却一点也不在意,只是笑笑说:“我想到有句话要跟你说,所以就来了。” 母亲张太后一次对儿子说:先帝当年还在当太子时,杨士奇就敢于直言,不怕触怒先帝。尽管几次搞得先帝很不痛快,但结果杨士奇都是对的。 这些母子之间的谈话一般是极其私人的,没想到转头朱瞻基就把这话告诉了杨士奇。当一个领导告诉下属自己母亲是怎么评价他的,只能说明领导已经不把他当外人了。 杨士奇是朱瞻基决策团队的核心,三杨之首,地位凌驾于所有其他大臣之上,朱瞻基和杨士奇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君臣的范畴。 做到内阁首辅这个位置,等于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是非场。有能力的人多的是,首辅就一个,凭什么非得你来? 杨士奇能坐稳内阁首辅,靠的不是政治手腕而是宽容。
杨士奇回答:杨荣通晓边疆事务,我等人不及,陛下不宜以此小错而介意。 朱瞻基笑道:“杨荣曾经揭你和夏原吉的短,你为何还替他说好话?” 杨士奇对答:“希望陛下能够像容我一样容杨荣。” 话语传到杨荣耳中,杨荣以此愧对杨士奇,于是两人相处甚欢。 杨士奇历仕五朝,与他同朝为官者不计其数,他不止一次被攻击过,但总是以自己的胸怀感化同僚,次次都以大局为重,努力团结这些人一起为朝廷效力,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把一群强人放到一起,未必会出现1+1=2的情况,很可能是谁也不服谁。杨荣性格尖锐,杨溥才干略欠,如果杨士奇不是个这么完美的人,三杨同心辅政这段美谈很难出现。 杨士奇出身很苦,经历坎坷,但他并没因此消沉。困境中他磨炼了自己的意志,顺境中他坚守自己的品行,时代也给了他一点运气,成就了这位通达事几的大臣。 大明有过87位内阁首辅,杨士奇排进前三毫无问题,朱瞻基的统治号为治平,杨士奇帮了他的大忙。 “文贞一王官,超等肺腑亲。青宫借羽翼,监国日咨询。遂令寰宇间,雅归储皇仁。师保历三朝,夙夜奉一人”——博古守正杨士奇,实至名归。
他们各有所长,分工明确:制度、礼仪多由杨士奇掌握,军旅边事大都由杨荣裁决,经济事务由夏原吉负责,品德修为以杨溥为榜样,人才选拔由蹇义把关,再加上个军事统帅张辅。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这帮人是仁宣时期政局平稳,官场清明的根本所在。 【文官的权力】 文官们能让朱瞻基省心,有时也会带来烦恼。 由于这个团体在大明临近谢幕前的表现不怎么样,有不少人认为要把明朝灭亡的主要功劳记在他们头上,还有人认为文官群体势力极大,威胁到了皇权。 这么想是太抬举文官了。 终明一朝,压根就没出现过前代意义上那种权臣,更没有出现能绑架皇帝(成年)意志的文官,因为从制度上就不允许出现这样的人。 朱元璋设计的制度,决定了任何个人和单个部门都无法独立行政,只能服从于皇权。
票拟权建立在皇帝意思的基础上,这种权力的行使通常会有三种结果。 一、完全按照皇帝的意思票拟。 二、部分按照皇帝意思票拟,部分进行修改。 三、完全不同意皇帝的意思,封还圣谕。 第一种皇帝当然会接受;第二种只要不涉及本质问题,皇帝一般也会给内阁面子;第三种结果,只是看起来很牛,实则根本无法和皇帝顶牛。 是否听取内阁意见,决定权完全在皇帝,如果皇帝认为这件事非按我的意思办不可,就会认为内阁票拟不当,发下重票。 如果票拟结果不合皇帝心意,还有一招叫留中不发,我不拒绝你,也不回复你,扣下你的奏章,你能拿我怎样? 举例来说,后来景泰帝朱祁钰要废掉太子朱见深(侄儿),另立朱见济(亲儿子)为太子,遭到朝野上下,宫廷内外一致反对。 那又如何?朱祁钰无视所有这些反对,仅靠皇权就把这件事办成了,内阁压根就不在他眼里。 这还是比较给面子的做法,如果摊上个不讲程序的皇帝,内阁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制衡他的办法。 例如正德皇帝都把办公地点和娱乐场所合并到了一起,大学士们除了大眼瞪小眼,就只有整天气哼哼。 要摊上个专横独断的皇帝,文官们更要倒霉,轻则当殿被打屁股(廷杖),重则投入昭狱,了解一下五毒俱全之刑。
这种施政的僵化,带来种种弊端,而这些弊端,也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上牢牢地锁死了明朝的未来,以后的清朝也是如此。 举个例子,嘉靖时期倭寇闹得很凶,针对倭寇擅长陆战不擅水战,抗倭名将俞大猷曾经提出一个很好的方案,既建造战舰,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只让他们不能上岸。在军事上这是个扬长避短的方案,但在现实里不可能成功。 因为要按照俞大猷的做法,需要有一个军事机构对沿海的卫所和水陆军队进行统一调度管理,涉及到武器制造、维护、军队人事、财政等方方面面。 文官政治强调的是分散的军事管理,俞大猷的提议在当时不可能实现。 但是这些能全部怪到文官头上吗,那又是本末倒置了,这涉及到诸多其他方面原因,为避免长篇大论太过无聊,我会在后面通过具体事例来加以印证。 文官只是朱瞻基的工具人。曾对皇权产生些许威胁的只有藩王,和与藩王有潜在联系的靖难勋臣,这些问题已经在朱瞻基手里解决了。 从此以后,终明一朝天子始终朝纲独断,除了他们愿意主动拿出一部分权力与别人分享外,没有任何人能夺走他们的权力。所以历史教科书中说,明清是封建集权的顶峰,由于清承明制并加以发展,我们可以认为皇权的顶峰就是从明朝开始的。
对皇帝来说,文官长着两张面孔,这帮人是国家的精英,治国理政离不开他们,他们对自己忠心耿耿,事无巨细都替自己着想,比对爹妈子女更亲。 然而在另一面,文官又是种很烦人的生物。 这帮人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坚定地要求皇帝也做到和他们一样。可是皇帝也有想躺平想旷工的日子,治国理政需要天赋,千古明君更不是人人可以当的。文官们日复一日用千古一帝的标准要求皇帝们,天长日久哪个皇帝也受不了。 一旦皇帝想要消极怠工,他们就会跳出来大义凛然地指责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例如著名的包拯,历史上的包大人并没破过什么大案,而是以经常喷得宋仁宗赵祯落花流水而闻名。 明朝官员们继承了这种品质,当皇帝的决策不合他们心意时,文官会用唾沫把皇帝淹死,如果淹不死,他们还会跪下一片用命来逼皇帝就范。 就算皇帝下班后想整点业余爱好,也在他们管辖范围之内。更过分的是皇帝该睡哪个后妃,他们有时也会跳出来指手画脚。 没人会喜欢私生活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皇帝也不例外。 比如,在有关皇后的大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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