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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我们的1978
大 学 里 的 考 试 ——兼怀先生与同学 文/汤庆章 应同学们之邀，也受他们感染，我写了78年的高考经历——《我是“非法”大学生》。高考是我初中缀学后相隔17年的第一次考试，录取到校后，考试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学校的生活内容了。关于考试的许多小事情，当年的认真劲，现在看来真有点可笑。今天记录几则，表达我对大学生活的纪念，以及对先生和同学们的怀念。大学考试分开卷考试与闭卷考试，计分也是两种，一是按考试分数计分，另一种以及格或不及格划分。有些同学喜欢计较分数，这容易理解，考试其实就是比较和竞争。我因是带薪学生，不存在毕业时的分配竞争，年纪大了，也不可能与勤奋用功的年轻同学相比较，因此，对考试分数并不计较，但为了虚荣和面子，也努力争取考高分。
考试试题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难度不一，终归是必须经过的关口，同学们还是高度重视。今天翻到了记不清是二年级或者三年级《中文系七八级古典文学期末考试题单》，可见一斑：1、默写《项羽本纪》中项王与乌江亭长对话。（30%）2、指出李斯《谏逐客书》一文的论点论据和文章的风格特点，或指出班固是用什么标准“传”民族英雄苏武的？（ 15%）；3、“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于什么年代？又旧题“苏李诗”一般认为并非李陵苏武所作，为什么？（ 15%）4、简释下列几个名物专称：尺素书、倭堕髻、二千石、良家子、乐府。（20%）5、翻译下列句子：居数日、我承其敞、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蔡为人在下中、蹈其背以出血、采诗夜诵、但坐观罗敷、玉衡指孟冬、手爪不相如、且为客豪。（20%）大学里的考试，一般还是以思考题为主，这对我们年龄大的同学就有利了，如果死记硬背，可能大都难以毕业。比如：公共政治课《中共党史》就以简述题（40%）和论述题“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为什么要以反对主观主义为中心内容？有何现实意义”？（30%）——运用可能性和现实性关系的原理，分析怎样才能加快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事隔多年，这些试题当时是怎么回答的，忘记得干干净净，一丝印象都没有。坦率的说，真不知道这样的学习有多大意义。
除闭卷考试外，另有开卷考试，主要是以选修课为主。所谓开卷，即可以在考场上携带书籍笔记等参考资料，或者先把题稿拟好，考试时再抄录在试卷上。我的选修课是曹慕凡先生的《杜诗选读》，曹先生是我社青朋友李建军的舅舅介绍的。他舅舅是西师五十年代的毕业生，是曹先生的学生，师生皆为右派，是他给我讲了曹先生许多悲惨遭遇。先生被打成右派后，生活拮据，曹先生以瘦弱之躯，替人挑煤炭从北碚街上挑到学校，有近三公里的路途，每担煤100斤，可挣0.15元，以补贴家用。曹先生在文革中被批斗，红卫兵用铜皮扣打伤了眼睛，晚年近瞎。进校后我最先去拜访曹先生，第一年暑假在渝中区图书馆帮他誊清他的第一本专著《杜诗杂说》，先生还在序言中对阮世辉、李诚和我表示了感谢。开卷考试是写篇论文“读杜一得”。我写了——“由《归去来兮辞》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所想到的——论陶杜诗的异同”。那时不知天高地厚，洋洋洒洒数千言，龙飞凤舞，字迹了草，稿隔又小，极难辨识。但老先生满纸朱批，一丝不苟。例如，我把杜甫远祖杜预，写成“杜豫”。先生即旁注曰：“预、豫虽通，仍以从史传为好”。其它错字别字，先生都用红笔更正，不遗其漏。我今亦古稀之年，翻出旧稿，老眼昏花，几乎不辨一字。想当年曹先生眼病近瞎，昏灯黑火，老花镜加放大镜的阅此陋文，真是为难老先生了，思之惭愧！在老师家中背诵古文，也是一种考试。每到期末傍晚，秦效侃先生的楼下，总有三二个学生转悠，抓紧复习即将背诵的文章，然后上楼，坐下，开始诵读。秦先生眯着眼，头朝天，靠着椅背，似睡非睡的静听。有同学以为睡着了，趁机跳过一些段落，不料秦先生特别警醒，立即打断：“错了，错了”，只能重来。
大学时和同学留影，右二为作者 秦先生对我们年纪大的同学，还是网开一面。特别是师母，非常贤惠，也同情学生的苦读。于是许多同学成群结队的去先生家，秦先生忙不过来，就请师母帮忙检查背诵，大多数同学因此轻松过关。秦先生天生富家子弟，政治上平反后生活优渥精致，烟酒茶最是高档，当年的《大重九》烟火不断，我与张俊德常趁背诵之机，经常自行取用，先生不以为怪。秦先生家学渊远，高才早发，1964年“四清”是被发派到他老家岳池农村劳动14年。这十四年，不准看书写字，他到西师任课时，已经53岁了。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朴实的面貌与专县口腔，同学们对这乡村学究还不以为然。当“他那飘逸俊俏的板书，松壑壁立，满壁云烟”（王康语）时，乱乱哄哄的同学们立即安静下来，目不斜视，全神贯注，认真听讲。秦师也夸下海口，“有问必答”！为此我真去请教过，刚把古文的意思说出，他头一扬，马上就把原文背诵出来。现在仔细算起来，秦师这代学者，早在30岁以前，就完成了他们的学术积累。而我呢，31岁才开始念大学，对这批老先生，只得高山仰止，望洋兴叹。前年同学们去见秦先生的时候，秦先生当着王能国说，汤庆章是“帽顶”，是“提头的”，要把同学们带动起来。先生临终之托，铭记在心，虽然我不堪此任，幸好有李季、罗永纲、李丽雅等年青同学担纲，我将尽力配合而为，组织同学们聚会。由于我很少上课，到了期末考试怎么办呢？幸好当年是一周考两科。因此，每科考试就有三四天的间隔时间。我就抓紧这个空档，借阅郑泽黎同学的笔记本来复习。郑泽黎资阳人，曾经参加过全国青少年体操比赛获得优秀成绩。每次上体育课，他在单杠、双杠上“打翻翻”，身轻如燕，翻滚如履平地。常常让同学尤其是小女生们傻痴痴的看得发呆。据说体育系曾经叫他转系去搞体育，他拒绝了，坚持留在中文系。在中文系，他也是最用功的学生之一，拗口的《楚辞离骚》倒背如流，至今都还能背诵古文诗词上千篇。他读书不仅勤奋而且精细，笔记本详细周密，每次课后都要重新整理。（据说有更精细的同学，还记下了课堂上每次的掌声和笑声）。因为我要复习，郑泽黎断然地把他的笔记本撕为两半，他先复习前半段，我看后半段，然后交换，我再看前半段。在他的无私帮助下，我大学的课目都考过关了。郑泽黎同学在重庆青年经济干部管理学院以教授资格退休。我生性不喜欢比较和竞争，对考试也有反感，所以对考试从不严肃，能作弊就作弊，能偷看就偷看，过关就行。因此，每次考试我都要找优秀的同学紧邻，便于偷看。同一学习小组的方俐、鱼雷两个小姑娘是应届毕业生，当年只有16岁，是我年龄的一半。她们刻苦认真，善于记忆，因此她们的试卷经常是我的抄袭对象。
鱼雷年仅16岁，他父亲是成都七中的资深教师。文革中她才七岁，亲眼目睹了母亲在家中上吊自杀，她说她没哭。鱼雷聪颖倔强，是西师“普通人文学社”的积极分子，现居美国。方俐也是应届毕业生，比鱼雷略大点吧。方俐的五官并不漂亮，但是组合在一起，无论是身材气度，却是一个纯正美人。毕业后有些交往，拙著《返道而行》是她丈夫冯建华帮忙在重庆出版社公开出版。当年的小姑娘方俐仍在重庆党政机关任上，已是厅级官员了。每逢重要考试时，同寝室的学霸朱英贵对我帮助最多。朱英贵是三班一组的学习组长，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以高分成绩录取到西师。老朱为人谦和有礼，各科成绩都特别优秀，特别擅长语言文字学。我的《现代汉语》是老朱用简洁清晰的图示让我弄懂了的。考试时我有机会就坐在他周边，抄袭他的标准答案。老朱在成都大学退休，仍然笔耕不缀，其求知本末，探寻源流的《汉字探微》和《对联例话》，必将大行于世。我期待着。大学里面上课相对比较自由，许多课可去可不去，也可去其他系蹭课，只是学知识，不参加考试。于是，有不喜欢的科目或者老师，许多同学们就逃课，致使课堂上稀稀拉拉，缺乏气氛。《**学》就是如此，我就很少去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去过。由于上课的同学少，授课老师很生气，就用补考来惩戒学生。但她不认识同学们，名字与形象对不上号，于是随机抽了几个同学来补考，我同寝室的饶泉伟同学不幸被选中。饶泉伟是内江人，敦厚朴实，助人为乐，经常手提四五个开水瓶帮寝室同学带回。他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因此帮同学复写了不少语文资料，当然也包括台湾校园歌曲，与我同年龄的张俊德，在杏园寝室照着歌谱大声歌唱。饶泉伟学习努力，又遵章守纪，从不缺课。饶泉伟垂头丧气地去老师家里，老师见是他，大吃一惊，问道：“怎么会是你”？老师本来是想惩处不来上课的学生，没想到抽中了每次上课都端坐前排，常常帮老师擦黑板，送开水的他。当然他的补考轻松过关了，但让老饶一个假期都惦念着这个科目的补考，很是不爽。大学前两年的考试环境宽松，完全没有考场纪律。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考试作弊，我由此而得的高分也引得有些刻苦用功同学的不满。到了第三年，开始严肃考风考纪，一人一张课桌。此举特别受到刻苦用功同学的欢迎，我这个既不上课又要得高分的考试成绩，同学们早就有意见。仁寿唐建新学习扎实，又较真，与朱英贵在做学问上特别投缘。由于他知识面广，经常在寝室与同学争得面红耳赤。新的考试改革措施出台，“唐胖”每次从教室自习回来，都要兴高采烈地在我面前唱歌，具体的歌名和歌词记不清了，意思是我舞弊得来的高分可能要露馅了。那幸灾乐祸的神态，至今音容宛在。他等着看我的笑话，我也不以为意。等到第二学期开学公布成绩，我仍然高分，那歌声就此断绝。唐建新后闯深圳，成为全国闻名的中学语文教学的专家。相对于有些小同学，如我的上辅宜宾张进熙，还有应届生李志平，他们学习最大的困难是不认识繁体字，读不懂文献古籍，确实让他们在古文课堂上费劲。与他们相比较，毕竟我还是有点博闻强记的功夫。每个科目，我从一无所知到在同学间“有问必答”，（常常在宿舍借用秦效侃先生语调侃）只需要两三天的复习时间。其实在考试时我特别认真，每道题目都认真作答。而王康同学每个科目都是最早交卷，成为了中文系78级的特殊风景。我却异其趣，最晚交卷，多一点思考和修改的时间。（有次考试，我足足写了四个小时）。但考试结束，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所以我理解王康最厌恶考试，他说考试是让学生难受也让老师难堪的无聊制度。学生考不好，作为老师，脸上也无光彩，所以他每次考试都想尽快逃离考场。他毕业分配重庆八中教语文，他就不搞这类闭卷考试，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却在全市高中学生中名列前茅。我毕业时总成绩单发下来，计算了一下，四年大学居然平均分数91分、单科成绩都在80分以上。若没有郑泽黎的笔记本的归纳整理，没有与同学们交流辩难，没有众老师的宽容理解，我这大学真不知道怎么能够读毕业？
汤庆章，祖籍安徽巢县，世居重庆渝中。生于小康之家，长于穷困之时。年十四辍学，干零活摆地摊挣钱糊口；二十岁上班，进工厂当工人娶妻带娃。学木匠十年，不会修理桌椅；读大学四载，只忆逃课归家。喜新知仍爱旧学，好读书不求甚解。承传统行走中国，粗具东方精神；慕新潮环游世界，略知西洋思想。书到用时方恨少，结交胜己获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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