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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冬之际，电通影业公司拍摄完成了该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遂请田汉撰写第二部以长城抗战为题材的影片《凤凰的再生》故事剧本。于是，田汉先向电通公司讲述了故事情节线索，并改片名为《风云儿女》，拟在征询意见后再动笔写出电影剧本。12月16日，《桃李劫》在上海金城大戏院公映，获得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电通公司计划于1935年1月2日开拍《风云儿女》，遂向田汉“催稿”。由于田汉当时刚刚创作完成了一部反映南洋华侨归国抗战的三幕话剧《回春之曲》，且正在投入排练，于是电通公司只好登报推迟《风云儿女》开拍日期至1月20日。 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1935年1月中旬，田汉完成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当时，他还没来得及完成电影台本的创作，只是用毛笔小细字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写了约十余页的故事梗概，主题歌作为电影故事的结尾，正好写在最后一页。原计划要写的很长的主题歌，也只写完两节。田汉交稿是想听听电通公司创作人员的意见，然后再写出台本。但因临近1935年春节，电通公司和导演许幸之忙着选配演员拍摄外景，所以在春节前后没来得及对电影故事提出意见。 2月19日晚，田汉应约与即将启程赴苏联访问的梅兰芳聚谈，刚一回家就被守候的反动当局警察逮捕，关押在上海公安局拘留所。田汉被捕后，电通影业公司请夏衍把田汉写的电影故事梗概改写成电影台本。田汉的故事梗概因在剧作家孙师毅书桌上放了一段时间，最后写有主题歌的一页不慎被茶水润湿了，有几个字模糊不清。夏衍和孙师毅就在原稿旁边誊写了一遍。夏衍利用2月下旬到3月上旬这段时间，把田汉留下的故事梗概改写成了台本，交给了导演许幸之。聂耳从导演许幸之和司徒慧敏处听说电影结尾有一首主题歌，于是立即到夏衍那里要求为主题歌谱曲。 聂耳见到夏衍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首主题歌？” 夏衍递给聂耳剧本。聂耳立即翻到主题歌那页，念了两遍便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不等夏衍回答，聂耳伸出手来和夏衍握手，又重复说了一遍：“我干，交给我。”并用肯定的语气补充说：“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1935年3月下旬，聂耳从夏衍处接受了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任务后，在霞飞路1258号公寓的三楼亭子间里，开始进行《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的构思和创作。聂耳首先想到了《马赛曲》，他一边踏着脚步，和着《马赛曲》的节奏，一边思索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大约用了两周的时间，聂耳完成了曲谱初稿。在广泛征求意见后，聂耳决定把曲谱初稿带去日本修改，定稿后再由影片后期录音。4月15日，聂耳东渡日本。大约在4月末、5月初，聂耳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定稿从东京寄回上海，收件人是电通公司的司徒慧敏。音乐家贺绿汀负责为《义勇军进行曲》配乐，百代唱片公司乐队指挥、俄籍犹太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穆夫为《义勇军进行曲》和声配器。  ▲上海英商百代公司于1935年5月9日灌制的第一张《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田汉基金会供图 在音乐家吕骥、任光等人的鼓励下，电通公司组织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合唱队来演唱并录制《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这七人是盛家伦、郑君里、金山、袁牧之、顾梦鹤、施超、司徒慧敏。只经过几天的练习，5月9日，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第一次录制了由电通公司合唱队演唱的这首举世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义勇军进行曲》随之唱响全国，迅速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全国各地群众传唱《义勇军进行曲》声援北平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在全国十多个城市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傅作义将《义勇军进行曲》列为绥远全省军民共唱的抗战歌曲；张学良的东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都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军歌演唱。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人们也都自发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很快，《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中华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民族之歌。  ▲上海徐家汇公园内的一栋三层“小红楼”，为当年百代公司旧址。第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便灌制于此。田汉基金会供图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5年第４期《田汉、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 作者简介：侯仁之，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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