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我反对将它作为国歌！”1949年9月的开国大典讨论会上，

“不行，我反对将它作为国歌！”1949年9月的开国大典讨论会上，当大家一致同意将《义勇军进行曲》当成国歌时，歌词作者田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按理说，《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的心血之作，而且在抗日战争时期，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投戎从军，现在被选定为国歌，他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要反对呢？

原来，这首歌创作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歌词里饱含着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对国民政府不作为的愤怒，以及血性男儿的满腔爱国热情。

田汉认为，现在已经解放了，我们应该歌颂美好的时代，特别是其中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显得特别不合时宜。

1931年，日军开始进犯我国的东北三省，人民奋起反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可是，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却采取消极不抵抗的态度，仿佛东北离上海南京还有距离，好像没关系似的。

当时的上海，还是一派灯红酒绿的“繁华”景象，甚至街头巷尾传唱的都是如“桃花江是美人窝”之类的靡靡之音。

上流社会的贵族们，每天都沉浸在交际舞的旋律里，极尽奢华享受。

田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深知此时最重要的，就是唤醒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不要再沉沦于“太平盛世”的假象之中了。

那时，学生们都已经醒悟，他们奔走相告，积极为救国采取行动，可是，学生们只要敢上街宣传、游行，国民政府便会立即展开镇压、逮捕，让有志青年都没办法施展拳脚。

见此情形，田汉再也忍不住了，他找到好朋友聂耳，商量如何创作出一首类似于《国际歌》那样雄浑悲壮的歌曲，音乐也是一种力量，必须把上海这些淫歌艳曲给压下去。

但是，你越想写，灵感却偏偏不来，田汉冥思苦想了好几天，都没有一点头绪。此时，他却迎来了另一位好朋友孙师毅的到访。

孙师毅是我国著名的电影编剧，他也想通过一些抗日题材的电影来唤醒国民，一些投身革命中。对于这样的请求，田汉也非常乐意支持，而且，他也正在构思一部剧本，和这个题材不谋而合。

不过，他们这些爱国人士，早就被国民党盯上了，田汉一边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一边进行创作。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还是阻挡不了田汉的创作热情，只要灵感来了，他便会随手拿起身边的本子记录下来。

1935年2月19日，田汉终于完成了《风云儿女》这部电影剧本的初稿。此时，他忽然灵光一闪，脑袋里迅速出现了一首诗歌，他太激动了，这不就是自己一直在苦苦追寻的歌词吗？

但是，身边的本子和纸张全部都用完了，情急之下，他只好用手边的香烟盒的锡箔纸将这份珍贵的灵感记录了下来。

完成之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把这张锡箔纸夹在了电影文稿中，把它们都藏在了旅馆的柜子里。

不幸的是，他离开旅馆没多久，就被尾随而来的国民党逮捕了起来。

田汉被捕的消息传开后，大家都很着急，发动各层关系，想办法解救他。

幸运的是，田汉留在旅馆中的手稿并未被敌人发现，而是被上海的地下党将它们交给了夏衍。

夏衍拿起手稿进行翻阅，忽然，从里面掉出了一张香烟盒的锡箔纸，上面的字迹有的被茶渍给浸染了，但基本上能够看清楚，这是一首能让人热血澎湃的歌词。

夏衍和孙师毅立即联系聂耳，想让他为这首歌谱曲，可是此时的聂耳也被敌人盯上了，组织希望他离开中国，去到日本暂避一段时间。

聂耳保证，自己到了日本会第一时间将曲谱写完，绝不耽误电影的上映。

1935年4月，聂耳如约完成了曲谱的定稿，曲调铿锵有力，节奏感强，既有国际革命歌的风格，又有中华民族音乐的特色。

经过了十几个人的接力后，这首《义勇军进行曲》终于在1935年7月通过电影《风云儿女》的播放，唤醒了整个中国，从此，大上海再没人哼唱“桃花江是美人窝”了。

许多年轻人就是看了这部电影，听了这首曲子，毅然投身革命，这首歌曲，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所有情绪，悲愤、正义、爱国、抗争交织在一起。

这也是田汉提出反对意见的原因，他认为新中国新时代下，不要再提这些悲伤的过往。

但是，周总理一句话便打消了田汉的顾虑。

周总理说：“这首曲子确实创作于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关头，体现的是当时我们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依然要保持警惕，危险还是存在的，我们要用这样的歌词永远激励我们。”

毛主席也同意周总理的看法，当场表态：“恩来同志说得对，我们要居安思危，任何一句歌词都在激励着我们，我同意保留下来。”

就这样，在所有人的掌声中，用《义勇军进行典》作为国歌确定了下来。

每次听到国歌奏响，心中便会涌起澎湃的激情，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向我们的英雄老前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作者：燕晓

编辑：剩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