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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悦悦事件”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 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网友广泛热议。 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2011年10月23日，广东佛山280名市民聚集在事发地点悼念"小悦悦" ，宣誓"不做冷漠佛山人"。 2011年10月29日，小悦悦遗体在广州市殡仪馆火化，骨灰将被带回山东老家。 “小悦悦事件”震惊全社会，而关于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全国性各个社会阶层道德、法律、人性等讨论、反思也随着小悦悦的离世达到了一个高潮。各种关于对“小悦悦”事件引发的讨论、谴责、反思，频繁见诸于报纸、网站、微博等。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也呼吁民众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认真反思”，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 纵观一系列评论文章，大多数人都认为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国人的腰包逐渐鼓了起来，而相关的文化道德建设却被远远地抛在了时代后面，尽快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惩恶扬善已经刻不容缓。并要求严惩肇事司机，严厉谴责18名冷漠路人。 2012年9月5日，肇事司机胡军被判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小悦悦，一条幼儿的生命因为事故，由周围人的漠视而逝去，引起社会一片议论，有人建议要立法，阻止见死不救。立法就能阻止这种事的发生吗？ “小悦悦事件”折射出的人性让我们羞愧和难以接受。为此，从心理学的角度与大家探讨，希望通过进一步解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理解人性的弱点和心理现象，以避免或减少类似的悲剧重演。 心理学家把这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旁观者无动于衷。所以这种冷漠旁观的行为，更多的可能是由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一种无意识反应，而不是由于一个人的“病态”性格缺陷。 在小悦悦事件中，18位行人对救人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因为他们害怕判断误出洋相，自己丢不起这个脸。由于最近一段事件，媒体经常报道一些关于好心人帮助被害者，却被诬赖的事件。除了出洋相，18位行人还担心自己会被诬赖而承担法律责任。他们认为有那么多人在场，总有人会出手相救吧，特别是医生和警察等专业人士，他们比自己更有能力，也更有义务帮，自己袖手旁观也不用背负多大的责任。 在小悦悦事件中，在单个人时，行人可以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当有他人在场时，行人不去救助受难者的（社会）代价会减少。见死不救产生的罪恶，罪恶感、羞耻感，责任会扩散到其他人身上，个体责任会相对减少。我们说，为了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提供帮助，个体必须感到自己有责任采取行动。但是，当有许多人在场时，就造成了责任扩散，即个体不清楚到底谁应该采取行动。帮助人的责任被扩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这样每一个人都减少了帮助的责任，容易造成等待别人去帮助或互相推诿的情况。从上所述，18位行人因此采取了视而不见的行动。 2、旁观者效应 有学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小悦悦”事件源于一种旁观者效应。并引用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Kitty案”，即当只有一个旁观者时，他会意识到他负有100%的救济责任，这种心理责任感会促使他立刻采取相应的行动，至少会去报警。但是，当有100个旁观者时，他所负的责任就只有1%，其所承担的心理救济责任就大大减少，心理学家约翰·达利把这称之为“责任扩散”。 美国心理学家拉特耐和古利也做过类似的实验。他们将参加实验的人分别置于独立的房间中，然后让他们戴上耳机，通过麦克风举行讨论会。实验者处于独立的房间中，互相看不到对方，只能听到别人的声音。在讨论会开始不久，心理学家安排一个人假装哮喘发作， 实验者可以通过耳机知道有人哮喘发作，看到最后有多少人会帮病发者向主办方求救。 结果，得到一种有趣的数据：只有一名实验者和一名装病的人开会时，装病的人病发后3分钟内，100%的受访者都会发出求救的讯号；当有两名受访者和一名装病的人开会时，只有60%的受访者发出求救讯号；当受访者增加到六人时，只有30%的人发出求救讯号。当有其他人在场时，人总会想：即是我不求救，也会有别人求救。现实社会中，有困难的人得不到救助，很多情况下都是这种心理效果起了作用。 学者建议，对旁观者“不作为”应予以区别对待，对于普通社会公众的“见死不救”行为，不要轻易挥动“处罚的大棒”。 那么，什么是旁观者效应？旁观者现象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指在紧急情况时由于有他人在场而没有对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情况。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与在场旁观人数成反比，即旁观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也就是说紧急情况下，只要有他人在场，个体帮助别人的利他行为就会减少，而且旁观者越多，利他行为减少的程度越高。这种现象被称为“旁观者效应”。 1964年3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并使全国感到震惊。这件谋杀案受注意的原因与凶手、被害者或其谋杀手段都没有什么关系。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上3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莫斯雷是个事务处理机操作员，根本不认识她，他以前还杀死过另外两名妇女。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再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38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 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38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言行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两位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对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甚为不满。他们都觉得，对于证人们的无动于衷，一定有个更好的解释办法。 经过好几个星期的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他们启动了一个广泛的旁观者针对紧急情形的的反应调查。在研究中，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72名学生参与了一项未说明的实验，以满足课程必需的一项要求。巴利、拉塔内或者一位研究助手会告诉每个到达的参与者，该实验涉及都市大学生个人问题讨论。讨论以2人组、3人组或者6人组的形式进行。为了尽量减少暴露个人问题时的尴尬，他们将各自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 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不管假设是在与其他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或者五个人谈话，是因为事实上他听到的别人说的任何事情都是录音机上播出来的——第一个说话的声音总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呦……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在大喘一阵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85%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在那些认为还有4个人也听到这些发作的参与者中，只有31%的人动了。后来，当问及学生，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他们真的没有意识到其巨大的影响。 无独有偶，类似的事在中国也发生过。2005年12月28日，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熊某 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出门上班，谁知途中竟被人追杀。当熊某身中数刀、趴在地上呼救时，围观的数百人竟然都作壁上观，无人出面制止，也无人拨打电话报警。再比如， 2005年4月25日下午，一个19岁女孩被一男子尾随进公厕，惨遭20余分钟的蹂躏。尽管女厕内不断传出痛苦的嘶喊声，但围观的40多名市民竟无一人出来制止。 见义勇为一直被我们当做美德，可是在今天的社会中，见义不为、冷漠旁观却成了经常发生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社会上当然是一片道德谴责之声，但却不能减少它发生的频率。 3、如何避免旁观者效应？ 有评论“小悦悦事件”的文章分析，南京彭宇案的判决结果让路人不敢再去随便搭救陌生人。缺乏好人有好报的社会环境以及制度保障，是此类事件一再发生的根本原因。 南京彭宇案，是2006年末发生于中国江苏南京市的一起引起极大争议的民事诉讼案，其他地区也有类似事件发生。事件最大的争议来自于法院的判定书，由于其判定大量的使用“常理推定”，而未进行事实认定。中国民事诉讼准则明确规定“谁主张谁举证”，而法院却在原告方未能提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运用“自由心证”的逻辑推理分析判定彭宇应承担责任。当年法官那一句“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惊起了怎样的滔天巨浪，活生生击穿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底线。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一起奇特案件。一名女子在半夜不慎掉下露台身负重伤，一名男子路过时候发现了伤者，并将毫无反抗能力的受伤女子洗劫一空。但这名只图财不害命的男子在抢劫后竟生恻隐之心，担心女子伤势过重而死亡，于是报警后才离开现场。事件的经过被附近的监控摄像头拍摄下来，帮助警察成功擒获了这名男子，并法律的名义起诉该男子。在此后经过长达四周的激烈辩论后，法庭最终判决将抢劫受伤女子的男人无罪释放。布鲁塞尔高级法官的判决宣言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脆弱和阴暗的一面，对于拯救生命而言，抢劫财物不值一提。虽然单纯从法律上说，我们的确不应该为了一个人的善行而赦免其犯下的罪恶，但是如果判决他有罪，将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极度负面的影响。我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条生命，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所以从表面上看，今天法庭不仅仅是单纯赦免了一个抢劫犯，更深远的是对救死扶伤的鼓励，是对整个社会保持良好风气的促进与传承。 南京彭宇案与布鲁塞尔抢劫案，由于法官不同判案思路，带来截然相反的社会效果。 专家呼吁，宁可把经济建设脚步放慢一点，也要治愈目前人们精神层面的缺失；从政府、民间组织、个人等方面为“见义勇为”者创设土壤和制度保障。针对有关专家建议的要建立“见死不救”惩罚条款，有评论认为，“与其惩戒见死不救，不如奖励见义勇为”，如果对于见义勇为中出现的争执，法律和制度能及时介入、证明清白、公开奖励，确保每一个做好事者不受冤屈，并且受到社会的尊敬，又岂会出现“不敢扶”的社会性心理？既然能够在道德框架下解决道德问题，又何必用冰冷的法律破坏道德的柔情？ 心理学家认为，由于还有其他的旁观者，个体就容易把帮助受难者的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但如果现场只有一个人时，他往往就会觉得责无旁贷，从而迅速地作出反应， 帮助受难者。如果见死不救，他就会产生负罪感、内疚感，而这需要付出很大的心理代价。但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应由大家分担。而这就造成了责任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有的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都意识不到， 这就容易形成“集体冷漠”的局面。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梅利莎·伯克利博士提出如下建议： 如果你是旁观者，发现情况模棱两可，一定要忍住观望别人的本能冲动。如果你认为有人可能需要帮助，就应果断采取行动，毕竟出洋相只会窘迫几分钟，而你的行动或许可以救人一命。 如果现场还有其他人，你要意识到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推卸责任，只要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担起责任。当你还需要发动更多的人一起帮忙时，你要指定具体的人具体的指定会打消人们推卸责任的心理。 如果你不幸成了受害者，需要别人的帮忙，一定要让周围的人明确知道这是危急状况。你要主动让旁观者中的一个人感到有责任帮你渡过难关在一大群看客围观之下，我们以为大声求救肯定会有人出手，但见招拆招，正确的做法是死死盯住一个人，向着他恳求，告诉他你需要帮忙。这会让他突然感到帮你是责无旁贷的，而且会带动其他人帮忙。这样才能获救，促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南京彭宇案真相 什么是旁观者效应？如何摆脱旁观者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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