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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5 , 11:09
想象一下：你正在街上走路。突然，听见了一声惨叫。你转过身便看到某女生正在被某男子猛烈地攻击，之后行凶者立刻跑离了现场，这个女生浑受了伤，无助地躺在地上。遇上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你肯定回去帮助这个女生…… 呃，真的会吗？ 上述的一幕，在1964年3月13日，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一位名叫Kitty Genovese的年轻女性，在她回家的路上被人连捅数刀。行凶者很快离开了现场，而她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据报道称，在场有38个人看到了这一幕，但所有人都在犹豫，没有一个人报警。最后，其中的一个人终于报了警，但为时已晚，Kitty死在了被送去医院的路上。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这38人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早一些去帮助Kitty，那么她还会死吗？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些人没有去帮助Kitty？这起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人们指责这些人没有人性也没有同情心。而这种现象，我们现在命名为“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 这起事件发生以后，心理学领域便开始了对旁观者效应的广泛研究。对于“为什么尽管明确地知道他人需要帮助，人们却不去理会”这个问题上，心理学者们提供了许多被证实的原因。其中一个理论便是“责任分摊(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意思是，当一群人有着共同的责任时，单个人去帮助人的动机就会减少。在Kitty的例子中，旁观者知道其他人也在旁观，因此他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已经有人出手帮忙了。并且，就算有人责难这种不作为，这些谴责也会由大家集体承担。Darly和Latane (1968)曾经在实验室中进行了一项测试：让一群人旁观一起紧急事件(一个突发癫痫的病人)，而这些人并没有被提前告知这是一场社会实验。实验的情况被设置为：单人、双人和四人，共三种分配。实验的结果表明，他人的存在明显降低了个人的责任感，这明显地推迟了人们实施救援的时间。换个角度看，成本与收益模型(cost-reward model)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该模型认为，人们在做决定是否要伸出援手之前，会衡量潜在其成本(例如：付出的努力和潜在的窘境)和收益(例如：自我道德感的提升和来自他人的赞扬)。Pillavin和Rodin(1969)通过改变需要帮助者的身份(生病者或醉酒者)证实了这个理论的真实性。和预测的一样，生病的人比醉酒者更有可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因为帮助醉酒者的潜在成本要高很多(在人们面前丢脸或身体伤害)。因此，社会中的种种不作为不一定要归结于人们的冷漠和淡然，它可以用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认知过程来解释。 那么，近60年后，在这个生活被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统治的时代，社会中的旁观者效应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尽管人们一直在研究这个现象，但它在当下依然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与过去不同的是，比起从背后听见一声惨叫，我们更有可能坐在屏幕前面见证事情的发生。在2017年，一群男人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进行了性侵犯。而Facebook Live直播了这起性侵的过程，而当时40多个直播观众，无一人报警。在同一年里，一个男人因为拒绝出让他的座位而被美联航的保安拽下飞机，没人出手帮忙，所有人只是淡定的用他们的手机录下了整个过程。这是个遗憾的事实，这些事情表明旁观者效应并没有因为科技的进步而消失。 当然，有人会说把这些事件记录下来，总比什么都不做强(这些被捕捉到的画面可以帮助警方调查)，不能说我们什么都没做。但令人担心的是，在这个数码时代，旁观者效应的影响有增无减。比如说，各大社交平台实际上提供了许多可容纳几百上千人的公共房间，而这使得责任分摊变得更彻底了。“其他那39个正在看的人，肯定早就报警了，对吧？” 根据Le Bon的去个体化理论(deindividuation theory)，我们的“自我感”会在群体中倾向于消失，匿名所带来的舒适可以使我们逃离责任和义务带来的压力。在电子化的时代里，我们的屏幕保护了我们，使我们不用面对个人责任，因而使我们在责任面前变得更加被动。 科技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普及，而对于像Kitty谋杀案这样可怕的案件，情况也一直在改变。但不幸的是，社交媒体的力量使得我们更不愿意去帮助他人了。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改变的第一步。所以，下次当你在网上看到某人需要帮助时，花一点时间多想一想，而不是直接去看下一个热点信息。毕竟，在你遇到危险时，你一定希望某个人可以伸出援手来帮助你。 这篇文章由Mallika Bhaskar 写就，Hosana Tagomori编辑，两人都是Bugle team的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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