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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开始向南京方向发动进攻。老蒋这才决定，让李宗仁北上就任，镇守徐州。 李宗仁久经沙场，善于谋划战略。当时，军中同僚纷纷猜测，日军一旦占领南京，会长驱直入，直取武汉。 李宗仁则认为，这是纸上谈兵的谬论，沪宁战事一旦结束，日军必定先夺取、打通津浦线，以清除右侧的威胁，然后才会西进武汉。所以，他深思熟虑后，做出充分的战略谋划。  离开南京前，李宗仁以恳切的语气，向蒋晓以利害：“津浦线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如能在津浦线上拖住日军数月，或歼其主力，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部署，则抗战还可继续；如津浦线上国军迅速瓦解，日军一举攻下武汉，占领中原，则抗战前途将不堪设想。所以，津浦线不可轻易失守。” “但是，”李宗仁话锋一转，顿了顿，见蒋正侧耳倾听，加强了语气，“津浦线处于日军南北夹攻之中，日军还可在海州、青岛随时登陆，而目前第五战区只有7个军的兵力，长期坚守是非常困难的。” 听到这里，蒋抬头瞧了他一眼。这回，他把李宗仁的话听进了耳朵，当即表态：“将来沪宁线上撤往江北的部队，都可归你指挥。”  忧心仲仲的李宗仁，匆匆赶往徐州。他知道，南京必不能久守，津浦线上的战事已无法避免，一场与日军的拼搏战迫在眉睫。 此时的徐州城，笼罩在战前的恐慌之中。为躲避战火，百姓有的背井离乡，有的投亲靠友，市面显得很萧条。李宗仁果断部署：“我们一定要稳定军心，唤起民众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勇气！” 声势浩大的民众大会召开后，一些南北流亡的学生闻风而至，踊跃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为安抚人心，李宗仁巧施一计：每天清晨或午后，他骑马上街，巡视市容，有时还下马与街边小贩闲聊几句。沿街市民看到司令长官尚且如此悠闲淡定，相信战局必可稳定，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陆续返回徐州城开店复业，城内人心很快安定下来。 为了稳定军心民心、便于指挥协调，李宗仁还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婉拒将长官部迁到交通、通讯落后的归德和亳州，全然将个人安危抛到脑后，不惜背水一战。 1938年3月下旬，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乘火车来到徐州时，惊讶地发现，虽然这里距台儿庄前线仅30公里，已经能够听到枪炮声，车站月台上还躺着许多死亡的战士。  他回忆道： “城市里充满活力，所有商店都开门营业。墙上书写了许多强烈爱国主义的标语，街道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士兵、自卫队员和市民，报童叫卖报纸，剧院做三明治的广告，妇女和儿童在城里两个公园散步和游玩。男女中学生散发传单，他们扛着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巨幅标语。在汉口人们不希望敌军打过去，而在徐州，他们准备好了迫使愚蠢的敌军冒险去接近这个城市，这个仅仅距前线30多公里的城市，他们没有接受失败教训的可能。” 这一切，功在李宗仁指挥若定的大将之风和临危不惧的安抚之策。在百姓面前谈笑风生的李宗仁，一回到军营，立刻像变了个人似的，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他内心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处在矛盾和焦虑之中，哪里还笑得出来？  李宗仁反复掂量得失：是在津浦线上不惜血本，与日军硬碰硬打一场恶仗呢，还是守不住便撤，只图拖住敌人，延缓日军西进攻占武汉时间呢？如果是前者，搞得好，歼敌精锐壮我军威；搞不好，可能会一败涂地，甚至拼光家底，血本无归。如果是后者，或许能保存实力，但会落个败军之将的名声，被国人唾骂。 在军阀割据时代，各路军阀的兵员是靠自己招募、自己供给的，谁的兵力强，谁的拳头就硬，谁的底气就足。所以，抗战期间，一些军阀遭遇日军强敌时，一击即溃，望风而逃，大多是为了保存实力，不舍得拼光家底，未必会想到是否丧失民族大义尊严。我们这些后人在评价历史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关起门来说风凉话。  但是，李宗仁非等闲之辈。以他的血性和睿智，第二条路显然非他所愿。所以，他早早就开始运筹帷幄，排兵布阵。 首先是网罗人才。善用人才是李宗仁的特长，这也是桂系军队骁勇善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相中的第一个人是徐祖诒，提议由他担任第五战区参谋长。 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李宗仁从未与徐祖诒谋过面。既然如此，怎么会想到用他呢？  一是对徐早有耳闻。徐祖诒是江苏无锡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又入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九一八”事变后，调至国民党中央军委，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筹划对日作战事宜，十分了解日军的状况，加上处事干练，军事学识和指挥作战的经验都很丰富，是一流的军事参谋干才，完全能够胜任参谋长一职。 二是李的高明之处。他是桂系将领，平时与中央多有隔阂，蒋对李一直抱有很强的戒备心，这次起用他，与其说是对他器重，不如说是别无选择。他挑选在国民党高层中任过职的徐祖诒，一来可减少蒋的猜忌心，二来有利于与中央军委保持联系。 蒋欣然应允。徐祖诒受命后立即奔赴徐州，筹建司令长官部。当上海沦陷、南京告急时，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组建就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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