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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隆恩寺遗址 摄影：人人文学) 隆恩寺村位于石景山西北角的一个三面环山的台地上。站在其对面的小青山上，映入眼帘的一座弧形山脉，像太师椅一样横亘在眼前，隆恩寺村就坐落在椅子的平面上。这座山名叫荐福山，五里坨地区的老百姓通俗地将其称为后山或者大北山。不知为什么，地图上标为“克勤峪”，真令人莫名其妙。村落北连与门头沟交界的香峪大梁；东接红画岭及山脚下的秀府村；南与隶属于五里坨村的南宫毗邻；西至秀峰寺与三家店之间的山梁。这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小山村。
村庄呈西东南北走向的一个躺倒的大写“L”形，由东、西、南、中四个门洞相贯通，北倚高山，东、西紧临深沟，南面为一高大石墙横贯东西。村民主要居住在西门洞内依坡而建的东、西两条胡同中；南门洞往北青石甬道两旁以及东门洞以里的山路两侧。
隆恩寺村因寺而得名。但这里最早并不叫隆恩寺。早在辽代，这里是秦越公主的家庙，后来成了明朝的太监庙，才正式改名为隆恩寺，最终被清王朝选作王爷陵寝，1958年被国家征用为部队机关驻地，隆恩寺村集体搬迁至秀府与五里坨及佟家坟之间的三角地带上，行政区划上为“新隆恩寺”，但村民及周边群众仍将其称为隆恩寺村。
辽代的昊天寺
张恨水先生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中说“隆恩寺在平西三家店车站迤北二里许，距西直门四十余里。庙貌颇为壮观，惜年久失修。庙建于金大定四年，为秦越公主所建，原名昊天寺，至明正统中始改今名。庙中所供诸佛，多延辽元旧俗，形势颇古。寺外偏东有大冢二，制如王陵，或云即公主墓”。据《帝京景物略》载：“从磨石口（今模式口）西过隆恩寺。寺，金大定四年秦越公主建，名昊天寺”。另据冯其利先生所著《清代王爷坟》引用的《日下旧闻考》也记载是金大定（1164）秦越公主所建，名昊天寺。但对于秦越公主是否为金代人，却有人提出了疑义。因为《金史》中根本没有秦越公主的记载。
李新乐先生从调查昊天寺所在的荐福山入手，在《全辽金文》一书中找到了与荐福山有关的《妙行大师行状碑》记和沙门广善撰《妙行大师碑铭》，两文均刻在一碑的阴阳两面。这两面的拓片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在两文中均提到了秦越公主和荐福山。原来，秦越公主根本不是金代人，而是辽代人，古籍记载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她是辽代“圣宗皇帝之女、兴宗皇帝之妹、懿德皇后之母”。
据考，北京另有一座昊天寺，在西便门外，元代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毁于大火。那座大昊天寺是秦越公主的宅第，西山的昊天寺是其下院，即塔院的所在地。她的佛教老师妙行大师，圆寂后就葬在这个塔院。出西门洞顺西沟北上不远，村民李维生家就在那个塔院旁边，至解放初期，原塔院的位置上，仅存坍塌的塔基和几堆灰黑的瓦砾了。
以上可以看出，隆恩寺村的历史还应前推100多年，距今应有千年历史了。
隆恩寺的建立
民间传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考虑过，其死后将皇陵建在隆恩寺，但听实地考察的官员说，红画岭的东侧有一道狭长陡峭的“刀子岭”，遂认为不祥而作罢。《帝京景物略》提到隆恩寺于“正统四年太监王振修之”。是说王振在昊天寺的基础上修建了隆恩寺。
王振，明代蔚州（今河北省张家口蔚县卜家庄村）人。20多岁时，在荣华富贵的驱使下，一狠心跑到京城进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皇帝朱瞻基立朱祁镇为太子。王振被选到东宫伺奉年仅三岁的皇太子。富于心计的他很快就博得了太子的欢心和依赖。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皇帝驾崩。年仅9岁的朱祁镇继位，改年号为正统，八个月后，王振即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由于英宗的宠信，他先是摘掉了朱元璋立在内宫门口的“内臣（既宦官或太监）不得干预政事，预则斩”的三尺铁牌，并逐渐将大权独揽手中。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兵分四路大举南下犯明，边关告急。王振怂恿年轻气盛的英宗御驾亲征，率50万大军，并带国公、尚书、学士等朝廷重臣60余人，贸然西征大同。由于准备不充分，军队尚未到前线，就开始缺粮，两军一交战，明军即大败。这时有人提出皇帝立即班师，王振坚决反对。后来前线接连传来失败的消息，王振与英宗感到害怕了，才决定班师。本来英宗有充足的时间避开敌军的追赶，但王振想炫耀乡里，让皇帝转道其家乡，后来又怕大军踏坏庄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复再三，也就给了也先充足的追赶时间。当明军退到怀来土木堡时，被瓦剌兵包围，英宗被俘，随从护驾的朝中公卿66人，或死于瓦剌军队的马蹄刀剑之下，或自杀殉国，王振也在乱军中被身边义愤的将士铁锤击头而死。
正统四年，正是王振窃取朝廷大权，一手遮天之际。他笃信佛教，在京城很多地方都进行了庙宇修建，山清水秀又靠近京城的隆恩寺也自然成了他建寺礼佛的首选之地。他权倾朝野、为所欲为，也有能力将隆恩寺建成规模宏大的寺院。《日下旧闻考》搜集了前人留下的众多资料，记载了隆恩寺有许多精美的石雕、石刻文物。其中有石牌坊一座，额上刻有“鹿苑丛林”四字。有古碑四，即金大定年间碑一，明正统年间碑三。还有一桧一松绝奇古。又有修竹百竿，一亭据之，绕以流觞曲水。寺中一株腊梅，在江南都可称为奇物。殿中供器都是大内旧铜物，殿后的三座渗金佛和一座大士，据称是唐代的遗物。由此也可见其规模之一斑。在南门洞上方的匾额上，镌刻有“敕隆恩寺”，意思是皇上赐建的，“隆恩”既皇恩浩荡之意，这也是该寺名寓意之所在吧。
清代的王爷坟
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隆恩寺，终于随着清朝铁骑的入关而风光不再了。1646年，努尔哈赤的第七子、开国元勋阿巴泰死后，将陵寝建在了隆恩寺。于是，将原寺庙改建成坟冢，驱除了为寺庙服务的原住居民，取而代之的是照看坟地户。冯玉祥将军在其回忆录《我的生活》中提到隆恩寺：“入门后，两旁耸立着石人石马，都是明朝人的衣装。墓碑上也写着'大明'等字样。后来，清朝人把'大明'的'明'字截去,换成大清'等字样，但石人石马的衣装却没换过来。……清朝的权利只保护满清人，于是也就不讲法律，不算犯罪了”。字里行间透露出将军对清朝统治者的这一行径的愤慨之情。
阿巴泰的坟墓又称饶余敏亲王园寝，俗称祖太王坟。在其周围，有大太王坟、二太王坟、三太王坟、四太王坟和五太王坟，分别是其长子尚建的两个儿子苏布图和强度、次子博和托、三子博洛、四子岳乐、五子孔古理的坟墓。此外，还有“宫上”和“新宫”等20余处墓穴。
照看坟地户都是各坟主的亲戚、士兵、仆人等，是随着墓地的建立而陆续迁入的，当时都是宫里在册，按期领取俸禄。据村民王景海家珍藏的一本家谱记载，从最早“随龙入关”的先祖，到其父王文刚，已是第13代，如今他也有了孙子，算起来，村民们已经在隆恩寺生活了16代了。村里共有“齐李王朴赵董任，明英潘聂崔朱林”十几个姓氏。其中大多数都各有其主，比如朴家看祖太王坟，赵家看大太王坟（既红栅栏），潘家看二太王和三太王坟，齐家看四太王坟和养鹿，李家看五太王坟和新宫，明家看宫上。民国时期，看管“红栅栏”的是赵启星，看管“新宫”的是李恩顺，负责“宫上”的是赵永才，负责增公坟的是明茂之。这几家一直到解放后还居住在各坟主的位置上。至隆恩寺迁村时，原看护五太王坟的李氏后人李景瑞一家仍居住在五太王墓地的墙圈里。
新隆恩寺村
1958年，隆恩寺村被北京军区征用，全村集体搬迁，在新村尚未建好的情况下，暂时住进五里坨及秀府村的闲置空房中，后全村72户于1959年2月住进尚未干透的新村。
新村位于秀府以南，流经挂甲塔、潭峪、河涧村的一条季节河流的冲积扇上。东临炮厂（也称7312工厂，现更名为北京西山机械厂），西与公安部队和敬德寺隔河相望。按原来村民居住的房间数建成，前后各5排，每排3栋，中间为补偿小学校和村办公室而建的礼堂和浴室（现为居委会办公和居民娱乐活动用房）。
出于对隆恩寺村深厚的故土之情，人们仍然把新家园习惯地称为隆恩寺村。为了与原来的隆恩寺村相区别，政府在行政区划上将其称之为“新隆恩寺”村，但村民仍自觉不自觉地省略了那个拗口的“新”字。“文革”时期的1968年，新隆恩寺村曾改名为“红旗村”，但这个村名一直没有叫起来。1982年，区地名办公室又将其恢复为新隆恩寺村。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隆恩寺”将又一次面临着拆迁，村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这个村能否异地保留，使它的千年传奇能够继续演绎下去。
隆恩寺村位于石景山西北角的一个三面环山的台地上。站在其对面的小青山上，映入眼帘的一座弧形山脉，像太师椅一样横亘在眼前，隆恩寺村就坐落在椅子的平面上。这座山名叫荐福山，五里坨地区的老百姓通俗地将其称为后山或者大北山。不知为什么，地图上标为“克勤峪”，真令人莫名其妙。村落北连与门头沟交界的香峪大梁；东接红画岭及山脚下的秀府村；南与隶属于五里坨村的南宫毗邻；西至秀峰寺与三家店之间的山梁。这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小山村。
村庄呈西东南北走向的一个躺倒的大写“L”形，由东、西、南、中四个门洞相贯通，北倚高山，东、西紧临深沟，南面为一高大石墙横贯东西。村民主要居住在西门洞内依坡而建的东、西两条胡同中；南门洞往北青石甬道两旁以及东门洞以里的山路两侧。
隆恩寺村因寺而得名。但这里最早并不叫隆恩寺。早在辽代，这里是秦越公主的家庙，后来成了明朝的太监庙，才正式改名为隆恩寺，最终被清王朝选作王爷陵寝，1958年被国家征用为部队机关驻地，隆恩寺村集体搬迁至秀府与五里坨及佟家坟之间的三角地带上，行政区划上为“新隆恩寺”，但村民及周边群众仍将其称为隆恩寺村。
辽代的昊天寺
张恨水先生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中说“隆恩寺在平西三家店车站迤北二里许，距西直门四十余里。庙貌颇为壮观，惜年久失修。庙建于金大定四年，为秦越公主所建，原名昊天寺，至明正统中始改今名。庙中所供诸佛，多延辽元旧俗，形势颇古。寺外偏东有大冢二，制如王陵，或云即公主墓”。据《帝京景物略》载：“从磨石口（今模式口）西过隆恩寺。寺，金大定四年秦越公主建，名昊天寺”。另据冯其利先生所著《清代王爷坟》引用的《日下旧闻考》也记载是金大定（1164）秦越公主所建，名昊天寺。但对于秦越公主是否为金代人，却有人提出了疑义。因为《金史》中根本没有秦越公主的记载。
李新乐先生从调查昊天寺所在的荐福山入手，在《全辽金文》一书中找到了与荐福山有关的《妙行大师行状碑》记和沙门广善撰《妙行大师碑铭》，两文均刻在一碑的阴阳两面。这两面的拓片现存辽宁省博物馆。在两文中均提到了秦越公主和荐福山。原来，秦越公主根本不是金代人，而是辽代人，古籍记载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她是辽代“圣宗皇帝之女、兴宗皇帝之妹、懿德皇后之母”。
据考，北京另有一座昊天寺，在西便门外，元代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毁于大火。那座大昊天寺是秦越公主的宅第，西山的昊天寺是其下院，即塔院的所在地。她的佛教老师妙行大师，圆寂后就葬在这个塔院。出西门洞顺西沟北上不远，村民李维生家就在那个塔院旁边，至解放初期，原塔院的位置上，仅存坍塌的塔基和几堆灰黑的瓦砾了。
以上可以看出，隆恩寺村的历史还应前推100多年，距今应有千年历史了。
隆恩寺的建立
民间传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考虑过，其死后将皇陵建在隆恩寺，但听实地考察的官员说，红画岭的东侧有一道狭长陡峭的“刀子岭”，遂认为不祥而作罢。《帝京景物略》提到隆恩寺于“正统四年太监王振修之”。是说王振在昊天寺的基础上修建了隆恩寺。
王振，明代蔚州（今河北省张家口蔚县卜家庄村）人。20多岁时，在荣华富贵的驱使下，一狠心跑到京城进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宣德二年（1427年），宣宗皇帝朱瞻基立朱祁镇为太子。王振被选到东宫伺奉年仅三岁的皇太子。富于心计的他很快就博得了太子的欢心和依赖。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宣宗皇帝驾崩。年仅9岁的朱祁镇继位，改年号为正统，八个月后，王振即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 由于英宗的宠信，他先是摘掉了朱元璋立在内宫门口的“内臣（既宦官或太监）不得干预政事，预则斩”的三尺铁牌，并逐渐将大权独揽手中。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兵分四路大举南下犯明，边关告急。王振怂恿年轻气盛的英宗御驾亲征，率50万大军，并带国公、尚书、学士等朝廷重臣60余人，贸然西征大同。由于准备不充分，军队尚未到前线，就开始缺粮，两军一交战，明军即大败。这时有人提出皇帝立即班师，王振坚决反对。后来前线接连传来失败的消息，王振与英宗感到害怕了，才决定班师。本来英宗有充足的时间避开敌军的追赶，但王振想炫耀乡里，让皇帝转道其家乡，后来又怕大军踏坏庄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复再三，也就给了也先充足的追赶时间。当明军退到怀来土木堡时，被瓦剌兵包围，英宗被俘，随从护驾的朝中公卿66人，或死于瓦剌军队的马蹄刀剑之下，或自杀殉国，王振也在乱军中被身边义愤的将士铁锤击头而死。
正统四年，正是王振窃取朝廷大权，一手遮天之际。他笃信佛教，在京城很多地方都进行了庙宇修建，山清水秀又靠近京城的隆恩寺也自然成了他建寺礼佛的首选之地。他权倾朝野、为所欲为，也有能力将隆恩寺建成规模宏大的寺院。《日下旧闻考》搜集了前人留下的众多资料，记载了隆恩寺有许多精美的石雕、石刻文物。其中有石牌坊一座，额上刻有“鹿苑丛林”四字。有古碑四，即金大定年间碑一，明正统年间碑三。还有一桧一松绝奇古。又有修竹百竿，一亭据之，绕以流觞曲水。寺中一株腊梅，在江南都可称为奇物。殿中供器都是大内旧铜物，殿后的三座渗金佛和一座大士，据称是唐代的遗物。由此也可见其规模之一斑。在南门洞上方的匾额上，镌刻有“敕隆恩寺”，意思是皇上赐建的，“隆恩”既皇恩浩荡之意，这也是该寺名寓意之所在吧。
清代的王爷坟
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隆恩寺，终于随着清朝铁骑的入关而风光不再了。1646年，努尔哈赤的第七子、开国元勋阿巴泰死后，将陵寝建在了隆恩寺。于是，将原寺庙改建成坟冢，驱除了为寺庙服务的原住居民，取而代之的是照看坟地户。冯玉祥将军在其回忆录《我的生活》中提到隆恩寺：“入门后，两旁耸立着石人石马，都是明朝人的衣装。墓碑上也写着'大明'等字样。后来，清朝人把'大明'的'明'字截去,换成大清'等字样，但石人石马的衣装却没换过来。……清朝的权利只保护满清人，于是也就不讲法律，不算犯罪了”。字里行间透露出将军对清朝统治者的这一行径的愤慨之情。
阿巴泰的坟墓又称饶余敏亲王园寝，俗称祖太王坟。在其周围，有大太王坟、二太王坟、三太王坟、四太王坟和五太王坟，分别是其长子尚建的两个儿子苏布图和强度、次子博和托、三子博洛、四子岳乐、五子孔古理的坟墓。此外，还有“宫上”和“新宫”等20余处墓穴。
照看坟地户都是各坟主的亲戚、士兵、仆人等，是随着墓地的建立而陆续迁入的，当时都是宫里在册，按期领取俸禄。据村民王景海家珍藏的一本家谱记载，从最早“随龙入关”的先祖，到其父王文刚，已是第13代，如今他也有了孙子，算起来，村民们已经在隆恩寺生活了16代了。村里共有“齐李王朴赵董任，明英潘聂崔朱林”十几个姓氏。其中大多数都各有其主，比如朴家看祖太王坟，赵家看大太王坟（既红栅栏），潘家看二太王和三太王坟，齐家看四太王坟和养鹿，李家看五太王坟和新宫，明家看宫上。民国时期，看管“红栅栏”的是赵启星，看管“新宫”的是李恩顺，负责“宫上”的是赵永才，负责增公坟的是明茂之。这几家一直到解放后还居住在各坟主的位置上。至隆恩寺迁村时，原看护五太王坟的李氏后人李景瑞一家仍居住在五太王墓地的墙圈里。
新隆恩寺村
1958年，隆恩寺村被北京军区征用，全村集体搬迁，在新村尚未建好的情况下，暂时住进五里坨及秀府村的闲置空房中，后全村72户于1959年2月住进尚未干透的新村。
新村位于秀府以南，流经挂甲塔、潭峪、河涧村的一条季节河流的冲积扇上。东临炮厂（也称7312工厂，现更名为北京西山机械厂），西与公安部队和敬德寺隔河相望。按原来村民居住的房间数建成，前后各5排，每排3栋，中间为补偿小学校和村办公室而建的礼堂和浴室（现为居委会办公和居民娱乐活动用房）。
出于对隆恩寺村深厚的故土之情，人们仍然把新家园习惯地称为隆恩寺村。为了与原来的隆恩寺村相区别，政府在行政区划上将其称之为“新隆恩寺”村，但村民仍自觉不自觉地省略了那个拗口的“新”字。“文革”时期的1968年，新隆恩寺村曾改名为“红旗村”，但这个村名一直没有叫起来。1982年，区地名办公室又将其恢复为新隆恩寺村。
随着形势的发展，“新隆恩寺”将又一次面临着拆迁，村民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这个村能否异地保留，使它的千年传奇能够继续演绎下去。
本文作者：王景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