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三秦文学】董苏敏：【“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散文）

三秦文学 2022-08-02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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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

文/董苏敏

上世纪70年代初，笔者有幸在军营参加过近一年的无线电台特训班（1967年至1973年电信局归军队管理），完全是军人生活。从此，血液里融进了挥之不去的部队情结（尽管遗憾没穿过军装），而且大半辈子无怨无悔地奉献于无线、有线电报、电话通信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智能移动通信、数据通信和互联网事业。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笔者又不由自主地从柜子里拿出了自己从部队购买的收藏品——无线电台部件之一的发报电键和振荡器，上手一试，指端手腕仍还可以抖动飞舞，只是灵敏度和速度已远远不及当年了。摸着曾经心爱的“伙伴”，又勾起了我对“半步电台”起家的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史的甜蜜回忆。

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了燎原之势。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红军作战方式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此时，狼烟报警、马匹驿使、徒步送信、报纸消息等种种落后的通信传递方式，已经很难满足战争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需求，现代通信手段的重要性日渐明显。

面对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党我军审时度势、立足实践、高瞻远瞩，决定迅速建立并大力发展现代通信手段——无线电通信。

“违者必究”为哪般？

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发展起于1930年前后。当时，随着各地革命根据地的纷纷创建，随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的爆发，我党我军迎来了难得的发展良机。然而，此时党内的“左”倾冒进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他错误估计革命形势，认为“空前的世界大事变与世界大革命的时机，都在逼近到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蹴而就的时刻。他一面部署中心城市武装暴动，一面重新编组全国红军强令攻打大城市，不切实际地提出要“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8月24日，接到李立三“急令再打长沙”命令的红一方面军不得不再次进攻长沙。红军进抵长沙近郊展开进攻，虽然通过诱敌出击歼灭了部分敌人，却始终难以攻克长沙。无线电通信的缺失也为红军攻城带来了弊端。在战斗中，当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城时，虽与友邻黄公略部只隔一条铁路，却因为没有电台而难以互相联系沟通，两边都不清楚对方已打到哪里、正进攻何处，更谈不上配合作战了。本就无任何优势可言的红军虽然英勇无比，但经过数次恶战后仍无法攻克长沙，死伤无数，损失巨大，最终决定撤出战斗。

“进攻长沙不克”这一血的教训，不仅让我党我军认识到了“立三”路线是脱离实际的空谈，也深感无线电通信的极端重要性。1930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痛切总结了攻长沙不克的原因，特别提出：“此次攻长沙不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这份报告中分析的原因，表达了毛泽东希望中央加快发展无线电通信的意见。

毛泽东在给中央写报告希望加快发展无线电通信的同时，也在考虑“自力更生”创立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命令各部队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无线电人员。其实，就在长沙战役过程中，红一军团就曾有望缴获敌人的无线电台，只是红军战士随手用枪托把电台设备砸了个七零八落。毛泽东、朱德得知电台被砸坏后感到非常惋惜，当即发布命令规定：“各部队于沿途所遇之交通工具（如铁道……电线、无线电台等），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

“半部电台”起家史

1835年美国画家莫尔斯经过三年钻研，成功地用电流的“通断”和“长短”来代替了人类的文字进行传送，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莫尔斯电码。1879年李鸿章在中国修建了第一条军用电报，接着又开通了津沪商用电报，并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但这都是有线通信，架设线路成本很高。直到1896年，意大利人马可尼与俄国人波波夫联合发明了无线电台，这才有了无线电通信。1911年，德国德津风根公司经清政府同意，在北京与南京之间开通了无线电通信，但中国没有产权。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21年与美国加州合众无线电报公司合作，借款462亿美元，在上海设1000千瓦弧光无线电台一座，在哈尔滨、北京、广州、汉口四地各设600千瓦电台，与世界许多国家通信。但此事直到北洋政府垮台也未建成。

言归正传。“保护电台”的命令很快就在龙冈战斗中见到了成效。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围剿”。29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进至龙冈。30日，红军在龙冈地区一举全歼张辉瓒的第十八师1个师部和两个旅，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全胜。在活捉张辉瓒的同时，红军还缴获无线电台1部。可惜的是，在清理战利品时，这部电台里面发报用的电子管被弄坏了，只剩下了收报部分，成了不能发报只能收报的“半部电台”。毛泽东、朱德在高兴之余也非常惋惜，于是他们又立即下了一道命令：“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

缴获“半部电台”的同时，还有10名被俘获的无线电通信人员自愿参加了红军，其中就有后来被誉为“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创建者”的王诤。王诤，原名吴人鉴，曾于1928年在南京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先后在国民党多支部队任无线电台报务员。参加红军后，他为了表达自己获得了新生、投身革命的一腔热血，正式改名为王诤。

1931年1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便在红军总部亲切接见了这些人员。毛泽东热情而充满期望地对他们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的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朱德也鼓励地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无论大小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会有；没有的，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陆续有人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是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1931年1月6日，在小布村红军总参谋处龚氏家庙的院子里，王诤、刘寅等无线电通信人员将“半部”损坏的电台进行修理后，准备正式架台开始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将电台和铅笔、电码本、毛边纸、灯盏一一放到桌上后，王诤、刘寅等人又将天线高高悬挂窗外。表面看似平静的他们，内心却非常紧张。因为这部电台曾被砸坏过，修理后是否能用仍很难说。发电机响起后，王诤示意刘寅接上电源，然后轻轻打开电台开关，瞬间就听到耳机里发出唧唧响声。这清晰而又令人企盼的响声，向人们宣告：红军第一部电台诞生了！这就是中央红军“半部电台”起家的由来。从此，红军开始步入了在前线创建无线电通信的时期。

从国民党处缴获的完整电台

在第一次反“围剿”结束时，红军又从谭道源部缴获了一部电台。不过虽然有了一部半电台，但还不能建立两地间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王诤等人开始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每天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电台新闻和侦听敌人电台通报的情况。当时敌人实行封锁，在苏区很难看到报纸，消息闭塞，自从有了电台后，每天抄收的新闻译出来可供参阅。毛泽东、朱德看了后喜出望外，将其视为至宝，称赞电台说：“太好了，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

从此与红军无线电通信结缘的王诤，参加革命后，历任红军电台总队队长、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兼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等职，是新中国邮电事业和电子工业的开拓者、领导人。

要做革命“鲁班石”

1931年年初，中央派出的无线电人才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三人辗转进入湘赣苏区，进一步加强了苏区红军无线电力量。他们几个人都是我党早期培养的无线电人才。其实，早在1928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央就开始培训无线电人才。1928年6月，中央就选派毛齐华等六人到“国际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收发报技术。1929年1月，又选调涂作潮、宋濂等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与此同时，周恩来在1928年秋就秘密指示李强学习无线电机务、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1929年10月，李强、张沈川分别担任机务和报务教员，采取分散居住、单线施教的方法，在上海秘密培训了黄尚英、王子纲、伍云甫、曾三、喻杰生等多人学会无线电通信技术。自1931年年初，在朱毛红军开始建立无线电通信后，为了支持红军无线电工作，中央开始陆续向各主要革命根据地派遣无线电台和技术人员。曾三、伍云甫、涂作潮就是这个时期到达湘赣中央苏区的。

1931年1月，为了适应红军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朱德在中央苏区领导组建了第一个红军无线电队（后改为大队）。无线电队成立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备开办无线电通信训练班。1931年1月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合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进一步阐明准备扩充无线电队、加强通信工作的意义。1931年2月10日，红军总部无线电队开办的第1期无线电训练班在小布村开学。开学后的第一堂政治课是毛泽东亲自讲的。他在讲话中给大家讲了一个“鲁班石”的故事：

相传很久以前，人们要在一条河上修建一座石桥，快完工时发现只差桥洞脊梁处的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很重要，缺了它，桥就砌不成。于是工匠们跋山涉水，四处寻找，最终在一个老公公家里发现了一块石头，搬回去一试，不大不小正合适。原来，这块石头是鲁班从修桥工地路过时，看看石料，量量桥身，知道少一块石头，就悄悄凿好并有意丢在这里的。毛泽东告诉广大学员：“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也要点火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要靠你们在空中架起桥梁连接起来。红军缺少了无线电通信，就好比缺了这块'鲁班石’一样，你们要做'革命的鲁班石’。”此后，无线电通信培训班很快就由1个发展成为几个，并于1932年在江西瑞金扩建为红军通信学校，这也是我军最早的通信学校。

当时无线电培训班的物质条件极其简陋，林荫作课堂，石板当桌子，电码练习器和电键也都不够用。但是勤奋刻苦的学员们不畏艰苦，请当地铁匠打了几把土电键来练习。没有振荡器，就由教员念电码，让学员练习抄报。一些从国民党部队过来的教员开始还十分担心培训效果，但最后都被学员们的学习成绩所折服，纷纷赞扬说：“红军战士这样低的文化程度，却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掌握这么复杂的技术，真是奇迹。”

自1931年2月起至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止，中央红军总部共举办无线电培训班11期，先后共培训报务、机务、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造就了中央红军第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无线电台显神威

在革命根据地，红军利用在反“围剿”战斗中缴获敌人的电台和俘获的无线电通信人员，依靠自己培训出来的以及上海党中央陆续派来的电台工作人员，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络，作用日益凸显。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打响前夕，王诤突然听到敌公秉藩28师的电台正在与该师设在吉安的留守处电台用明语交谈。吉安电台问：“你台在哪里？”师部电台答：“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又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固。”王诤马上将此重要情报报送给毛泽东、朱德。在敌人夹缝里隐蔽20余天、寻不着战机的毛泽东和朱德在得知这一情报后十分高兴，并立即下达命令：“夜12时起床，1时吃饭完毕，2时半集合，3时出发，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之28师。”第二天早晨，敌人果然如期来犯，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早已设下了埋伏。准备充分的红军一鼓作气，5战5胜，初出茅庐的无线电通信为这一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更令朱德、毛泽东高兴地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东固一战中公秉藩师部的100瓦大功率电台、福建建宁战斗中刘和鼎部的两部小电台都被红军完整地缴获了。这样，中央红军电台就可以相互沟通了。1931年6月2日下午7时，建宁红军总部电台第一次收到了江西兴国县总后办事处发来的电报。红军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毕业的学员曹丹辉，是当时的值班员，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着：“收报时杂音很大，但我们终于抄下来了。这是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通信啊！”红军从此结束了没有无线电通信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通信发展时期。

1931年9月中旬，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与江西苏区中央局沟通了无线电联络，这是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通报。从此，在中央和苏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电波桥梁。到1932年春，中央又同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建立了无线电通信，由此形成了上海党中央、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无线电通信网。从1931年到1932年年底，红一方面军的军以上指挥机关都有了电台。到红军长征之前，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加上各苏区的无线电台总共达36部之多。随着无线电通信的不断发展，借助无线电通信网络，中央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情报可以及时传到各革命根据地，对各地红军实施战略指挥、对粉碎敌军的“围剿”等起到了很大作用。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说：“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

这就是“半步电台”起家并发展的故事。虽然我党我军的无线电台在抗日、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尤其是建国后得以飞速发展，也发挥了巨大地作用，但毕竟不是多么先进的通信手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无线电台和电报通信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了人们久远的记忆！

1949年5月7日深夜，在上海浦东戚家庙的一片草地上，一位遍体鳞伤的中共地下电台报务员，怀着共产主义革命信念和党的地下电台密码，昂然地走上了这个由国民党特务设置的秘密刑场。在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声后，他毅然地倒下了。然而20天后，上海解放了。

他就是电影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之一李白。其实，在我党地下红色通信史上，曾涌现出无数个李白。比如李强、王士光、李雪、阎宝航，还有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原型，比如《红灯记》中“磨刀人”李玉和、《鸡毛信》中的小海娃、《潜伏》中的余则成等等。他们都是我党地下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那种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精神、与敌作战的英勇机智、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至今仍然震撼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电波”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参考《中国共产党历史》、金一南《苦难辉煌》、人民邮电报早期报道剪贴、百年通信史等资料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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