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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赵大地自古人杰地灵。在贫困动荡的的近代中国，有不少仁人志士勇于为民请命，不惜殚精竭虑。就燕赵这片大地来说，曾涌现的较著名人物如李鸿藻、张之洞、张之万、张佩纶等，已为大家耳熟能详。此外，还有许多人们不太熟悉的人物，却也曾在历史上叱咤一时，今天也不该被人所忘记。其中，丰润张氏家族中的张人骏就是如此的一位。
张人骏（１８４６～１９２７年），原字健庵，后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将字改为千里，号安圃，晚号湛存居士，直隶遵化州丰润县（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大齐坨村人。他的叔父是晚清著名清流张佩纶，侄女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张爱玲。 作为清末杰出政治家，张人骏先后历官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幼年颖悟，受书香门第熏陶，刻苦攻读，学有所得。十九岁，考中同治甲子（１８６８年）科举人，二十三岁考中同治戊辰科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后迁官科道时，正值堂叔张佩纶因马尾海战失败被贬，张人骏谨言慎行，缄默言事，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名声。 光绪中叶，张人骏由京官外放，先任广西桂平梧州盐道，继而先后任广西、广东、山东布政使。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升漕运总督，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一月，任山东巡抚。八月十一日，上奏：胶州突然遭到水患，朝廷应该速速前来疏散人群、救济灾民。朝廷下旨令他一定要妥善抚恤灾民，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次年，又改任河南巡抚。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三月，调任广东巡抚。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六月，调任山西巡抚，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复调河南。后还任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张人骏依仗张勋的兵力，准备顽抗到底。在同盟会组织的联军的猛烈攻击下，张人骏见守不住江宁，便委托美国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出面，与联军接洽，准备投降。趁着出面周旋的空隙，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却在秘密潜逃。他们事先准备好一个箩筐，趁着天黑，将箩筐一头用绳索固定在城楼上，两人坐在箩筐里面缒下城墙。出了城，张人骏和铁良直奔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日本兵舰。先是逃往上海，后避居青岛。民国三年（１９１４年），张人骏退居天津英租界，于此家住约十余年，始终以诗文书法自娱。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张勋兵变，宣统复辟时，授他为协办大学士，张人骏拒不受职，一如既往地过他的隐居生活。１９２７年卒于天津，享年８２岁。 一、政治智慧与社会贡献 张人骏既是一位政绩卓越的封疆大吏，也是清朝大政方针的重要智囊。其中最彰显才华的当属参与清末的刑事法律改革一事。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十月，清廷修订法律馆上奏了《大清刑律草案》，这是晚清在法律近代化背景下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也是清末礼法的一部分。《草案》中设立了决斗罪。在朝廷征求各级官吏的意见时，张人骏大胆上书说“查中国闽粤江楚等省，只有聚众斗械而无两人决斗之事。既属欧洲盛行，自难保中国之民不无仿效，着为定律，未尝不可。然械斗乃现时所有，似未便不言械斗而专言决斗，仍宜明定械斗专条以警悍俗”。针对《草案》中规定的完全刑事责任年龄以二十岁为起点明显太高的问题，张人骏提出“十六岁即为成人，再予减等过于宽纵，词条应删除”。因为晚清腐败无能，《草案》还提出，在刑法上外国君主皇族与中国帝室同等看待。张人骏上书直言“今以外国君主大统领同于乘舆，外国皇族同于帝室，若有危害不敬，科罪惟均。非特中国臣民心理有所不安，即稽诸列代典章，似亦无此律法。夫尊君所以劝忠敬上，所以正乱，似未可内外无别视为同等。此律务当酌改或竟删除为宜”。同时，坚决反对将杀伤外国代表按杀伤自己长辈亲属之例处断。指出“今以外国代表等于父祖，若有杀伤即照此律处断。非独骇国民之视听，抑恐贻笑与外人。纵非谓其罪质相同，与以某律论者有别，而查其文义，实无殊科，恐不足以餍人心而昭法守”。这些意见大都被满清政府所采纳，甚至对当今法律的制定都有一定影响。只有决斗罪一条，修正案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钦定大清刑律》仍然保留了决斗罪而无械斗罪。一百年过去了，《草案》所规定的决斗罪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出现过，而械斗、打群架倒是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张人骏不盲目媚外的态度、求真务实的精神和杰出的政治远见。 张人骏任山东藩司的时候，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在武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这一问题上，袁世凯曾经动摇过。张人骏就在袁摇摆不定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决定性的意见。张人骏对袁建议：“古来没有听说用邪说可以成大事的，你如果能料到义和团会成功则可以善待遇之，不然料其必败，则当早下决心”。袁世凯后来因剿灭义和团而得到清廷赏识，为感谢张人骏的献策，两人换帖结拜成盟兄弟，进而又成为儿女亲家。１９０８年，袁世凯的长女袁若桓嫁给了张的幼子张允亮。 虽然在剿灭义和团的问题上，袁张的思想是统一的，但自视清高、顽固不化的张人骏却对袁世凯此后的政治立场产生了怀疑。张人骏的理念是“食君之禄，当报王恩”，对于袁世凯连番背叛朝廷，先当大总统，又称洪宪皇帝的做法极端鄙视。他拒绝出任一切民国职务，也绝不与袁世凯相见。 张人骏与袁世凯是盟兄弟，又是儿女亲家，但是老年之后，张人骏却与袁世凯因政见不合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当袁世凯称帝之后，张人骏从来不去北京，张人骏天津故居为了“不肯与袁同在一个城市”。
张人骏还做了许多关注民生的实事，如上海市民多用英商供应的自来水，受制于人，为保主权，以利民用，张人骏一面与英商交涉，订立合同，接管购水，一面集资筹办，终于官商合办了上海北市自来水公司。此外，张人骏还在广州建立过一所无线电报学校，支持西医陈子光等人建立了广州光华医学堂。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七月，张人骏实授两广总督兼南洋大臣。秋天，一艘英国商船在广东梧州被劫，船上的一名英国医生被劫犯杀死。事件发生后，驻京英公使多次向清朝外务部抗议，外务部下令严捕凶犯、优恤英医，同时迫于英国压力，将粤东、两江缉捕权交给英国人管控。由于缉捕权问题乃一国主权，因此外务部的决定一传出，“粤人大哗”。鉴于民意，张人骏上书外务部要求收回此权，外务部先不允准，张人骏“奋争多次，卒达收回之目的“。同时，英国军舰在前任两广总督周馥的授意下，多次测量惠州海面，张人骏上任后，立即照会英国领事，最终令其退出。由于张人骏是少有的敢于据理抗争外国列强的清廷要员，因此令外国人刮目相看。英港总督曾专程拜见张人骏，其夫人亦同时拜见张夫人，这在当时绝不可思议，以致“粤人以中国有此体面外交莫不交誉”，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不多的光彩场景。
一九〇九年四月七日，张人骏（前排中坐者左七）等出席九广铁路广州大沙头火车站的奠基仪式
南海诸岛历来为我国疆土，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率众乘“四国丸”侵占东沙群岛，张人骏由河南巡抚升任两广总督不久，便亲自明察情况，搜集证据。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春，日本大坂轮船株式会社“二辰丸”火轮在广东海域走私军火，被广东海军当场查获。张人骏立即照会日本领事，按法律全部充公。日本船主百般狡辩，日本政府也以撤回使领馆人员要挟清政府。清外务部屈服于日本的压力，要求张人骏对查获日轮的有关人员撤职查办，对给日本走私船造成的损失照价赔偿。张人骏极力反对，全粤军民也群情激愤，迅速掀起抵制日货的运动，清廷只好不了了之。李准奉命出巡外海，至东沙岛，发现日军已占据该岛两三年，已建轻便铁道十余里，机器、厂屋若干座，并且派兵监视。李准回广东后，请示张人骏，电告外务部，与日本交涉，日本公使要求二百年以前之图为证据。广东按察使王秉恩博览群书，以康熙间有高凉镇总兵陈伦炯著《海图闻见录》中有东沙岛之图，送外务部与日本公使，证明为中国土地，后该岛交还中国，仍名为东沙岛，并在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十月七日，进行了东沙岛的交接仪式。
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身为两广总督的张人骏令李准调集伏波、琛航两兵舰，李准乘伏波舰，伏波舰管带吴敬荣、琛航舰管带刘义宽，以及随行参赞王仁棠、广东候补道李哲浚、补用知府丁乃澄、港商韦雪斋、李惠林、海军测绘学生等，历时一月，又对西沙群岛进行深入调查。共勘明岛屿１５座，并派军舰到每一处勒石命名，鸣炮升旗，重申中国主权。在此次巡视中，随船的测绘委员和海军测绘学堂学生绘制了西沙海岛总图和西沙各岛的分图，并全部命名了西沙岛屿。本次诸岛命名，皆以军舰、物产、同行诸人之籍贯命名，有一块岛礁被还命名为“人骏滩”。清廷派水师数次巡视西沙群岛，宣示主权，此举在当时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西沙群岛为中国海洋国土在各国的航海之书得到了认可。 张人骏是近代教育的重要支持与缔造者。早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有识之士就纷纷要求废除“空虚无用”的科举制度，改革教育，提倡实用科学，兴办学堂。光绪皇帝接受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主张，颁布了大批变法维新的诏令，对现行教育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书院改学堂于是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潮流。张人骏就是这一潮流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山西巡抚张曾扬在令德堂书院旧址创办了山西省第一所官立师范学堂，这是我国最早的六所新式官立中等师范学校之一。起初，由于资金困难而举步维艰。第二年张人骏到任后，马上为学堂筹拨巨款，使校舍条件大有改观，规格大幅提升，管理日趋完善，师资力量增强。学校聘有中国籍教员十人、日本籍八人、英国籍一人。当年招收学生二百二十名，毕业一百六十五名，这些毕业生全部被派往全省各县高等小学校担任教员，成为近代教育的重要摇篮之一。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成为全国著名的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张人骏委派留美归国的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唐有恒负责规划筹建广东全省农事试验场及其附设的农业讲习所，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四月正式开学。其办学宗旨是：培养近代农业技术人员，为推广农学新理新法，普设州县试验场储备人才。农业讲习所成为我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开始，也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前身。 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七月，英国人卢押到香港就任港督后，号召社会人士热心教育，集资捐建香港大学。在捐献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张人骏慨然捐出二十万元，成为第二大捐款个人。正是有了张人骏的带动作用，捐款资金才源源而来，直到民国元年（１９１２年）三月十一日香港大学开学，共收到捐款一百四十七万多元。同时，张人骏还出资在港大设立了二十五个奖学金（每年每人３００元广东币），远远多于孙中山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在香港大学设立的五个奖学金，成为香港大学的奠基人。
四、情操与风范 除了从政，张人骏还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诗人、书法家。身为清 朝重臣由于张人骏逝世较晚，故《清史稿》中未为其立传。但《民国书画家汇传》反倒以书法家的身份将张人骏列入其中，书中介绍他“工书法，善诗文”。著名学者、书画鉴定专家傅熹年论及其书法时称：“篆书之圆劲，楷书之沉稳，草书之流畅……其临摹维肖，形意兼得，功力深厚”，与“陈宝琛、吴大澄鼎足而三”。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张人骏从政时期政务繁忙、为人低调，退隐以后“位尊年高，外人亦较难于求取，故书画流传不广”，今人所能看到的，已是寥寥无几。至于张人骏的诗文，更是很少遗世。只有一句“杜陵评书贵瘦硬，放翁拄杖即神通”做为一首著名的诗句被人们广为传颂。 张人骏一生不纳妾，也不许家中子弟纳妾。蓄养婢女虽然不绝对禁止，但各房使用婢女很少。袁世凯的长女嫁到张家，也是一个婢女都没有。张人骏不允许子弟吸鸦片，家中烟具全无。他从不办大寿，家中禁止赌博，甚至连唱京戏也被视为不屑之事。张人骏的孙子张象耆回忆，＂一家人大有过着清教徒生活的味道，他本人晚年在天津，除了每天写写字外，诗酒风流的事是没有的。因此他不是一个过潇洒生活的逸老，而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正人君子。＂ 以张人骏为家长的张氏大家族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张家一直保持聚族而居的大家庭制度，这也是张人骏治家的特点之一。张家的聚居生活共有五六十人之多，有公账，在住房、吃饭方面都是共同的，中晚餐一开就是十几桌，摇铃开饭。其他婚丧大事，交际事宜都统一行动，由父兄辈出面，年青一代是不去参加的。这种典型的大家庭在旧英租界已是鲜见，如今听来更觉得新奇。
１９２７年，张人骏在天津湖北路寓所去世。溥仪亲自到张宅吊唁，谥“文贞”，与李鸿章的谥号“文忠”相应，他追求了一生的“忠君报国”总算得到了一个“盖棺定论”。翌年二月，张人骏的灵柩回到丰润故里，埋在生他养他的大齐坨村。
作者：王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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