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　　卷37

卷37

○王安石变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临川人，好读书，善属文。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不求试，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寻通判舒州。文彦博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复言于朝，用为群牧判官，又辞。恳求外补，知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与周敦颐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授以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先是，为度支判官，闻者莫不喜悦。安石果于自用，于是上“万言书”，大要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上览而置之。

吕祖谦曰：安石变法之蕴，亦略见于此书。特其学不用于嘉祐，而尽用于熙宁，世道升降之机，盖有在也。

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改除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执政者不悦。会以母丧，遂去职。

英宗治平四年闰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宁府。终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尝起，韩维、吕公著兄弟更称扬之。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友王安石之说也。”维迁庶子，又荐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谓辅臣曰：“安石历先帝朝，召不赴，或以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辅相材，必不欺罔。”吴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见其护前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紊纲纪。”帝不听，乃有江宁之命。众谓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

九月，以王安石为翰林学士，时，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或言其专，曾公亮因力荐王安石，觊以间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从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对，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琦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馀，处辅弼之地则不可。”帝不答。

神宗熙宁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师，时受翰林学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诏安石越次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安石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跻此道。”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汉昭烈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耳。”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十一月，郊。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司马光曰：“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荐之，唐介言安石难大任，帝曰：“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对曰：“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更变。”介退，谓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帝问侍读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对曰：“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帝不以为然，竟以安石参知政事，谓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帝曰：“卿所施设，以何为先。”安石对曰：“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纳之。

甲子，议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帝纳其说。安石乃复言：“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尧与群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不为异论所惑。”帝曰：“有一人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初，泉人吕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满入都，与安石论经义多合，遂定交。因言于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苏辙并为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多惠卿笔也。又以章惇为三司条例官，曾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凡有奏请，朝臣以为不便者，布必上疏条析，以坚帝意，使专任安石，以威胁众，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亚于惠卿。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安石与刘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条例，恕以不习金谷为辞，且曰：“天子方属公以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安石曰：“利以和义，善用之，尧、舜之道也。”时争新法，庙堂诸大臣议论多不协，安石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赵抃曰：“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何书可读。”安石不应。

夏四月丁巳，从三司条例司之请，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苏辙言：“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窃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唐杨炎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当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租调与庸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奈何复取庸钱。且品官之家复役己久，盖古者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于官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奈何至于官户而又将役之耶？”不听。

六月丁巳，罢御史中丞吕诲。王安石既执政，士大夫多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将入对，学士司马光亦将诣经筵，相遇并行。光密问今日所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愕然曰：“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曰：“君实亦为是言邪。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已，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即位，所与图治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顾可缓耶？”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还其章疏，诲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谓曾公亮曰：“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出诲，知邓州。诲既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诲之先见，自以为不及也。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条例司言：“诸路上供，岁有常数，年丰可以多致而不能嬴馀，年歉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江、浙、荆、淮发运使实总六路赋入，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因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而制其有无。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专行于六路，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者虑其为扰，多言非便，帝不听。薛向既董其事，乃请设置官属，从之。苏辙言：“今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己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帝方惑于王安石，不纳其言。然均输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罢知谏院范纯仁。纯仁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帝曰：“何谓不见之怨。”对曰：“杜牧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遂作《尚书解》以进，曰：“其言皆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也，治天下无以易此。愿深究而力行之。”帝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输法于六路，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输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灵，敛怨基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已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刘琦、钱𫖮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功急就，必为憸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纯仁力求去，不许。未几，罢谏职，改判国子监。纯仁去意愈确，安石使谕之曰：“毋轻去，已议除知制诰矣。”纯仁曰：“此言何为至于我哉。言不用，万锺非所顾也。”遂录所上章申中书。安石大怒，乞加重贬，帝曰：“彼无罪，姑与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寻徙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戒州县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迁，知和州。

壬戌，贬判刑部刘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许遵上州狱，有妇谋杀夫，伤而未死，及按问，遂自承。法，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请从减论。帝命司马光与王安石议。安石以遵言为是，光谓“因他罪致杀伤者，他罪得首原，岂可以谋与杀分为两事，而谓谋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向安石，而文彦博、富弼等多主光议，逾年不决。至是，诏从安石议，凡谋杀已伤，按问自首者，减罪二等，着为令。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封还其诏，执奏不已。安石白帝，诏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刘琦、钱𫖮共上疏曰：“安石执政以来，未逾数月，中外嚣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时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权诈之术，与陈升之合谋，侵三司利权，取为己功，开局设官，分行天下，惊骇物听。去年因许遵妄议按问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见而立新议，陛下不察而从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张，废而不用。奸诈专权之人，岂宜处之庙堂以乱国纪。愿罢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阴自结援以固宠。赵抃则括囊拱手，但务依违，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贬琦监处州盐酒务，𫖮监衢州盐税。殿中侍御史孙昌龄始以附安石得进，𫖮将出台，骂昌龄而去，于是昌龄亦言王克臣阿奉当权，欺蔽聪明，遂黜昌龄通判蕲州。安石欲置述于狱，司马光、范纯仁争之，乃贬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讽、审刑院详议官王师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讽贬通判复州，师元贬监安州税。

罢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辙与吕惠卿论多不合，会遣八使于四方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辙以书抵王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之罪，陈升之止之，乃以辙为河南府推官。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陕西转运使李参以部内多戍兵而粮储不足，令民自隐度麦粟之赢，先贷以钱，俟谷熟还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馀粮。至是，条例司请“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依陕西青苗钱例，民愿预借者给之，令出息二分，随夏、秋税输纳，愿输钱者从其便。如遇灾伤，许展至丰熟日纳。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贷，则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陈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无，贵发贱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东京、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绪，推之诸路。”诏曰：“可。”乃出内库缗钱百万，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为青苗矣。

初，王安石既与吕惠卿议定，出示苏辙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辙曰：“以钱贷民，本以救民，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笞必用，州县之事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会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言：“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之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其事与青苗法合，安石始以为可用，召广渊至京师，与之议，于是决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谏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职，自奉甚薄，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真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为奸邪也。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帝曰：“惠卿进对明辨，亦似美才。”光对曰：“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帝默然。光又贻书安石曰：“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安石不悦。

帝尝御迩英阁听讲，光讲曹参代萧何。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光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对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也，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辞塞，乃以他语抵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则与，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斗米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陕西行之久，民不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

光又讲《汉史》至贾山上疏，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上曰：“舜堲谗说殄行。若台谏欺罔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进读及之尔，时事，臣不敢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谓静言庸违者也。”光曰：“公著诚有罪，不在今日。曏者朝廷委公著专举台官，公著乃尽举条例司之人，与条例司互相表里，使炽张如此，乃始逼于公议，复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王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

冬十月丙申，富弼罢。时，王安石用事，不与弼合，弼度不能争，多称疾求退，章数十上。帝曰：“卿即去，谁可代卿者。”弼荐文彦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毫州。弼恭俭孝敬，好善疾恶，常言：“君子与小人并处，其势必不胜。君子不胜，则奉身而退，乐道无闷。小人不胜，则交结构扇，千岐万辙，必胜而后已。待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乱，不可得也。”

以陈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问司马光“近相升之，外议云何。”对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晓民政。”光曰：“但不能临大节不可夺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对曰：“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十一月乙丑，命韩绛制置三司条例。初，陈升之欲傅会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议论盈庭，引升之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时为小异，阳若不与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执政，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条例则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则不可。”安石曰：“今中书支百钱以上物及转补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何为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荐綘共事。安石每奏事，绛必曰：“臣见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为助。

丙子，颁农田水利约束。自是进计者纷然，数年间，诸路凡得废田万七百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奇，而民给役劳扰。

置诸路提举官。条例司上言：“民间多愿借贷青苗钱，乞遍下诸路转运司施行。”仍诏诸路各置提举二员，管当一员，掌行青苗、免役、农田、水利，诸路凡四十一人。提举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务以多散为功，富民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品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首。王广渊在京东，一等户给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犹给一千，民间喧然，以为不便。广渊入奏，谓民皆欢呼感德。谏官李常、御史程颢论广渊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会河北转运使刘庠不散青苗钱奏适至，安石曰：“广渊力主新法而遭劾，刘庠欲坏新法而不问。举事如此，安得人无向背。”由是常、颢之言皆不行。

闰月，遣官提举诸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己酉，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曰：“臣准散青苗诏书，务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所立条约，乃自乡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数，三等以上更许增借。且乡户上等并坊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令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又条约虽禁抑勒，然不抑散则上户必不愿请，下户虽或愿请，请时甚易，纳时甚难，将来必有督索同保均赔之患。陛下躬行节俭以化天下，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以致远迩之疑哉。乞罢诸路提举官，第委提点刑狱依常平旧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王安石勃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难琦奏曰：“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抑兼并，振贫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帝终以琦为疑，安石遂称疾不出。帝谕执政罢青苗法，赵抃请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马光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安石抗章自辩，帝为巽辞谢之，且命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安石，安石入谢，因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朋比，欲败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纷纷也。”帝以为然。安石乃起视事，持新法益坚。诏以琦奏付制置条例司，令曾布疏驳刊石，颁之天下。琦申辩愈切，且论安石妄引《周礼》以惑上听，皆不报。时文彦博亦以青苗之害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便。”彦博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尝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震交结，帝遣使潜察府界俵钱事，适命二人。二人使还，极言民情深愿，无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固辞不拜。初，光素与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贻书开陈再三，又与吕惠卿辩论于经筵，安石不乐。帝欲大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预国论，此消长之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及安石称疾不出，帝乃以光为枢密副使，光辞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十年之外，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常平又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谓之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光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会安石复起视事，乃下诏允光辞，收还敕诰。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封还诏旨者，再帝以诏直付光，不由门下。镇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废法，乞解其职。”许之。

乙酉，韩琦以论青苗不见听，上疏请解河北安抚使，止领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从之。

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知广德军。帝初即位，觉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罢去。王安石早与觉善，将援以为助，自知通州召还，累改知审官院。时，吕惠卿用事，帝问于觉，觉对曰：“惠卿辩而有才，过于人数等，特以为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窃以为忧。”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泉府，民之贷者至输息二十而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觉条奏其妄曰：“成周賖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嬴受息无过岁什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于莽时。况国用专取具于泉府，则宰九赋将安用邪。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安石览之怒，始有逐觉意。会曾公亮言：“畿县散青苗钱，有追呼抑配之扰。”安石遣觉行视虚实，觉言：“民实不愿与官相交，望赐寝罢。”遂坐奉诏反复，贬知广德军。

程颢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罢预俵青苗钱利息及汰去提举官事，朝夕以觊，未蒙施行。臣窃谓明者见于未形，智者防于未乱，况今日事理，显白易知，若不因机亟决，持之愈坚，必贻后悔。悔而后改，则为害己多。盖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乱之机系乎事始，众心暌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言语必胜，而近日所闻，尤为未便。伏见制置条例司疏驳大臣之奏，举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惊骇。是乃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权其轻重，未见其可。臣窃谓陛下固已烛见事体，究知是非，在圣心非吝改张，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舆情大郁，众论益讙，若欲遂行，必难终济。伏望陛下奋神明之威断，审成败之先机，与其遂一失而废百为，孰若沛大恩而新众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况粜籴之法兼行，则储蓄之资自广，在朝延未失于举措，使议论何名而沸腾。伏乞检会臣所上言，早赐施行，则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辰，贬御史中丞吕公著。时，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亦未有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主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会帝使公著举吕惠卿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语安石，安石益怒，遂诬公著言：“韩琦欲因人心，如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于是贬公著知颍州，且命知制诰宋敏求草制，明着罪状。敏求不从，但言：“敷陈失实”。安石怒，命陈升之改其语，行之。

己卯，赵抃罢。安石持新法益坚，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条例司建使者四十馀辈，骚动天下。安石强辩自用，诋公论为流俗，违众罔民，顺非文过。近者，台谏、侍从多以言不听而去，司马光除枢密不肯拜。且事有轻重，体有大小。财利于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惧非宗庙社稷之福也。”奏入，恳求去位，乃出知杭州。

以韩绛参知政事。侍御史陈襄言：“王安石参预大政，首为兴利之谋，先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条例司，未几升之用是为相，而绛继之，曾未数月，遂预政事，则是中书大臣皆以利进。乞罢绛新命，而求道德经术之贤以处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节矣。”不报。

癸未，以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罢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定少受学于王安石，举进士，为秀州判官，孙觉荐之朝，召至京师。李常见之，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无不喜者。”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安石大喜，立荐对。帝问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听。命定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例，遂拜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言：“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寘宪台。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损者大。”封还制书。诏谕数四，颂等执奏不已。并坐累格诏命，落知制诰，天下谓之“熙宁三舍人。”

壬午，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时，颢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之而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暌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失宜，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预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早赐降责。”帝令颢诣中书议，王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颢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俬议，愿平气以听之。”安石为之愧屈。戬与台官王子韶论新法不便，乞召还孙觉、吕公著。又上疏论“王安石乱法，曾公亮、陈升之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李定以邪謟窃台谏，吕惠卿刻薄辩给，假经术以文奸言，岂宜劝讲君侧。”又诣中书争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戬曰：“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陈升之从旁解之，戬曰：“公亦不得为无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输、青苗，敛散取息，傅会经义，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亲密谕意，常不为止。又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帝诘安石，安石请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谏官体，不奉诏。颢言既不行，恳求外补，而戬、常亦各乞罢。乃罢常通判滑州，戬知公安县，子韶知上元县。安石素善颢，及是虽不合，犹敬其忠信，但出为京西路提点刑狱。颢辞，乃改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数日之间，台谏一空。安石以外议纷纷，请以姻家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帝从之。

五月癸巳，诏并边州郡毋给青苗钱。

甲辰，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归中书，以吕惠卿兼判司农寺。先是，言者皆请罢条例司。帝问安石“可并入中书否。”安石言：“修条例未毕，且臣与韩绛共领是司，每请间奏事，今綘在密院，未可并，请缓之。”至是，綘入中书，乃降诏以其事还中书。又以手扎谕安石，凡修条例掾属，悉授以官，青苗、免役、农田、水利等法，付司农寺，命吕惠卿掌之。

九月，以曾布为崇政殿说书、判司农寺。王安石常欲置其党一二人于经筵，以防察奏对者。吕惠卿遭父丧去职，安石遂荐布代之。布资序浅，人尤不服，寻罢。

山阴陆佃尝受经于安石，至是，应举入京师。安石问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安石惊曰：“何乃尔。吾与惠卿议之。”又访外议，佃曰：“公乐闻善，古所未有，然外间颇以为拒谏。”安石笑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无足听。”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谓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债，亦须一鸡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质究矣。”既而承之还，诡言民无不便，佃说遂不行。

以刘庠知开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见之，或以为言，庠曰：“安石自执政，未尝一事合人情，往将何语邪。”卒不往，而上疏极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与大臣协心济治乎？”庠对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

庚子，曾公亮罢。公亮初嫉韩琦，故荐王安石以间之。及同辅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张庶事，一切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尝遣其子孝宽参其谋，至帝前，略无所异。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观使。苏轼尝从容责其不能救正变更，公亮曰：“上与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犹以公亮不尽阿附已，于是听其罢相。

乙巳，亲策贤良方正。太原判官吕陶对曰：“陛下初即位，愿不惑理财之说，不间老成之谋，不兴疆埸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谓庶几尧、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论如彼，独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顾王安石取卷读，读未半，神色颇沮。帝觉之，使冯京竟读，称其言有理。会范镇所荐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凡九千馀言，力论安石所建理财、训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为异等。安石怒，启帝御批，罢文仲还故官。齐恢、孙固封还御批，韩维、陈荐、孙永皆力论文仲不当黜，帝不听。范镇上疏言：“文仲草茅疏远，不识忌讳，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为圣明之累。”亦不听。吕陶止授通判蜀州。

癸丑，罢司马光知永兴军。

冬十月，翰林学士范镇乞致仕，许之。镇上疏言：“臣言不用，无颜复立于朝，请谢事。”复极论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极诋之，遂以户部侍郎致仕。镇谢表略曰：“愿陛下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中和之福。”天下闻而壮之。苏轼往贺曰：“公虽退而名益重矣。”镇愀然曰：“君子言听计从，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诸路更戍法。初，太祖惩五代之弊，用赵普策，收四方劲兵，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分番屯戍以捍边圉。于时将帅之臣入奉朝请，犷暴之民收隶尺籍，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其间。为什长之法，阶级之辨，使之内外相维，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后定兵制，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更番戍边者，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者，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以为所在防守者，曰乡军。具籍塞下以为藩篱者，曰蕃军：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议者以更戍法虽无难制之患，而兵将不相识，缓急不可恃，乃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平居知有训厉而无番戍之劳。寻置京畿、河北、京东、西路二十七将，陕西五路四十二将。然禁旅尽属将官，饮食嬉游，养成骄惰。又将官遂与州郡长吏争衡，每将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数十人，而诸州旧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虚破廪禄，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夺也。

乙丑，立保甲法。时王安石言：“先王以农为兵，今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社长久计，当罢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为保，有保长。五十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馀丁以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资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战阵。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蓄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馀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无得告，虽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

提点刑狱赵子几迎安石意，请先行于畿甸，诏从之，遂推行于永兴、秦凤、河北东、西五路，以达于天下。于是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为盗，郡县不敢以闻。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财力，夺其农时，是以法驱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为大盗，其兆已见。纵未能尽罢，愿裁损下户以纾之。”主者指拱辰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报国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户得免。

丁卯，以韩綘、王安石同平章政事。

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诏条例司讲立役法，条例司言：“使民出钱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财以禄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吕惠卿、曾布相继草具条贯，逾年始成。计民之贫富，分五等输钱，名“免役钱”。若官户、女户、寺观、单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输钱，名“助役钱”。凡输钱，先视州若县应用雇直多少，随户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分，以备水旱欠阙，谓之“免役宽剩钱”。用其钱募人代役。既试用其法于开封府，遂推行于诸路。既而东明县民数百，纷然诣开封府诉。帝知之，以诘安石，安石力言：“外间扇摇役法者，谓输多必有嬴馀，若群诉，必可免。彼既聚众侥幸，苟受其诉，与免输钱，当仍役之。”帝乃尽用其言。寻以台谏多论奏，因谓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对曰：“朝廷制法，当断以义，岂须规规恤浅近之人议论邪。”司马光言：“上等户自来更互充役，有时休息，今使岁出钱，是常无休息之期。下等户及单丁、女户，从来无役，今尽使之出钱，而鳏寡孤独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榖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于钱者，县官之所铸，民之所不得私为也。今有司立法，惟钱是求，岁丰则民贱粜其榖，岁凶则伐桑枣、杀牛、卖田，得钱以输，民何以为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宽，贫者困穷日甚矣。”帝不听。

庚辰，命王安石提举编修《三司令式》。时天下以新法骚然，邵雍屏居于洛，门人故旧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雍。雍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何益邪。”

四年三月辛卯，诏察奉行新法不职者。陈留知县姜潜到官才数月，青苗令下，潜即榜于县门，又移之乡村，各三日。无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即移疾去。山阴知县陈舜俞上书，极论新法，谪监南康军盐酒税。至是，覆上书言：“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尔。”识者笑之。

夏四月癸酉，以司马光判西京留台。先是，光在永兴，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台，不报。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谓之忠良，攻之者谓之谗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久之，乃从其请。光既归洛，自是绝口不复论事。

出直史馆苏轼通判杭州。轼自直史馆议贡举与帝合，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轼对曰：“陛下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轼退言于同列，王安石不悦，命轼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轼决断精敏，声闻益远。尝以新法不便，上疏极论，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今陛下又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功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为术，人皆知其难也。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使相视地形，所在凿空，访寻水利，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自古役人必用乡户，今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杨炎为两税，租调与庸既兼之矣，奈何复欲取庸。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汉武以财力匮竭，用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臣愿陛下结人心者此也。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曰未至。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济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臣愿陛下厚风俗者此也。祖宗委任台谏，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将以折奸臣之萌也。臣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纲纪一废，何事不生。臣愿陛下存纪纲者此也。”时王安石赞帝以独断专任，轼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安石滋不悦，使侍御史谢景温论奏轼向丁忧归蜀，乘舟商贩。诏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治，无所得。轼遂请外，通判杭州。

以邓绾为侍御史，判司农寺。初，绾通判宁州，知王安石得君专政，乃条上时事数十，以为“宋兴百年，习安玩治，当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复贻安石书，极其佞谀，由是安石力荐于帝，遂驿召对。会夏人寇庆州，绾于帝前敷陈甚悉。帝问“识王安石、吕惠卿否。”绾对曰：“不识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贤人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属安石致斋，陈升之以绾练习边事，使复知宁州。绾闻之不乐，诵言：“急召我来，乃使还邪。”或问“君今当作何官。”绾曰：“不失为馆职，得无为谏官乎？”明日果除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乡人在都者皆笑且骂，绾曰：“笑骂从他笑骂，好官还我为之。”寻同知谏院。时新法皆出司农，而吕惠卿居忧，曾布不能独任其事，安石欲藉绾以威众，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谏议大夫吕诲卒。诲有疾，表乞致仕，曰：“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乖方，妄投药剂，浸成风痹，遂艰行步，非秪惮趶戾之苦，又将虞心腹之变。势已及此，为之奈何。虽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托，良以为忧。”盖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马光往省之，至则目已瞑，闻光哭，张目强视，曰：“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内识与不识，咸痛惜之。

时，保甲法行，帝闻乡民忧无钱买弓矢，加以传惑徙之戍边，父子聚泣，语王安石曰：“保甲宜缓而密。”安石对曰：“日力可惜。”韩维时知开封，上言：“诸县团结保甲，乡民惊扰，至有截指断腕以避丁者。乞候农隙排定。”帝以问安石，安石对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圣，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对曰：“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而为之张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盗，固可渐习为兵，且省财费。惟陛下果断，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变河东、北、陕西三路义勇如府畿保甲法。未几，维出知襄州。

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提举官赵济劾弼沮格诏旨，邓绾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以左仆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虽谪，犹不失富贵。昔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夺使相，何由沮奸。”帝不答。弼行过应天，谓判府张方平曰：“人固难知也。”方平曰：“谓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方平顷知皇祐贡举，或称安石文学，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尝与语。”弼有愧色，盖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杨绘言：“提举常平张靓等科配助役钱，一户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损，以安民心。”不听。时，贤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杨绘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当今旧臣多引疾求去，范镇年六十有三，吕诲年五十有八，欧阳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闻而深恶之。

刘挚为安石所器，拜监察御史里行，入见帝，面赐褒谕，因问“卿从学王安石邪。安石极称卿器识。”对曰：“臣东北人，少孤独学，不识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义利而已。小人希赏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后。陛下有劝农之意，今变而为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为聚敛。天下有喜于敢为，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畏义者以进取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此风浸成，汉、唐党祸必起矣。”因陈率钱助役十害。会杨绘又论“提刑赵子几怒知东明县贾蕃不禁遏县民，使讼助役事，摭以他故，下蕃于狱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难行者有五”。刘挚亦论“赵子几捃摭贾蕃，是欲钳天下之口，乞按其罪”。于是安石大怒，使知谏院张璪取绘、挚所论助役十害、五难行之事，作《十难》以诘之。璪辞不为，曾布请为之，既作《十难》，且劾杨绘、刘挚欺诞，怀向背。诏下其疏于绘、挚，使各言状。绘录前后四奏以自辩。挚奋然曰：“为人臣，岂可压于权势，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实。”即条对所难，以伸其说曰：“助役敛钱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于内，有大臣亲党为监司、提举官行之于诸路，其势甚易矣。然旷日弥年，终未有定论者，为不顺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责，采士民之说以闻，职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无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谓向背，则臣所向者义，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权臣。愿以臣章并司农奏宣示百官，考定当否。”不报。明日覆上疏曰：“陛下夙夜励精，以亲庶政，天下未致于安且治者，谁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为己任，得君专政者是也。二三年间，开阖摇动，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议财，则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则下至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轻用名器，淆混贤否。忠厚老成者摈之为无能，侠少儇辩者取之为可用，守道忧国者谓之为流俗，败常害民者谓之为通变。凡政府谋议经画，除用进退，独与一掾属曾布者论定，然后落笔，同列预闻，反在其后，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门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侧之兵未安，三边疮痍，流溃未定，河北大旱，诸路大水，民劳财乏，县官减耗，圣上忧勤念治之时，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误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误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窜挚岭外，帝不许，诏贬绘知郑州，谪挚监衡州盐仓，璪亦落职。遣察访使遍行诸路，促成役书。

八月，以王雱为崇政殿说书。雱，安石子，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十万言。邓绾、曾布力荐之，遂有是命。雱尝称“商鞅为豪杰之士。”且言：“不诛异议者则法不行。”安石一日与程颢语，雱囚首跣足，携妇人冠以出，问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为人所沮，故与程君议之。”雱大言曰：“枭韩琦、富弼之首于市，则法行矣。”安石遽曰：“儿误矣。”颢曰：“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可预，姑退。”雱不乐。

九月，鬻诸路坊场、河渡，募人承买收取净利，岁收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谷、帛九十七万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既而司农并祠庙鬻之，听民为贾区其中。

冬十月，以鲜于侁为利州转运副使。初，诏监司各定所部助役钱数，利州路转运使李瑜欲定四十万，侁时为判官，争之曰：“利州民贫地瘠，半此可矣。”瑜不从，遂各为奏。时诸路役书皆未就，帝是侁议，谕司农曾布，使颂以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举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为相，侁恶其沽激要君，尝语人曰：“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书论时政曰：“可为忧患者一，可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体而召民怨者，不可概举。”其意专指安石，安石怒，毁短之。帝称其有文学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为副使，部民不请青苗钱，安石遣吏诘之，侁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哉。”苏轼称侁，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逻卒，察谤时政者，收罪之。

三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两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晓，不可以治郡，愿归洛养疾。”许之。遂请老，复授司空、武宁节度使，致仕。弼虽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无不言。帝虽不尽用，而眷礼不衰。尝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称老臣无所告诉，但仰屋窃叹者，即当至矣。”其敬之如此。

丙午，行市易法，六市易司皆隶焉。

夏五月丙午，行保甲养马法，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牧马者听。仍令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诏曾布等上其条约，凡陕西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值，令自市。先行于开封府及陕西五路。府界无过三千匹，五路无过五千匹。袭逐盗贼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在府界者，免体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逋偿者。保户马死，保户独偿。社户马死，社户半偿之。其后遂遍行于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许。先是，枢密都承旨李评喜论事，帝多从其言。又尝极言助役不便，安石恶之。会评妄奏罢阁门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谓评有罪，然未始罪评也。明日，安石入见，乞东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与朕相知极少。朕鄙钝，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闻道德之说，心稍开悟。天下事方有绪，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请，帝曰：“卿得非以李评事，谓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诰知卿，属以天下事。如吕诲比卿少正卯、卢杞，朕不为惑，岂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几，安石复自赍表入请，帝不视，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职。

八月甲辰，颁方田均税法。帝患田赋不均，诏司农重定方田及均税法，颁之天下。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委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税则。至明年三月毕，揭以示民。一季无讼，即书户帖，连庄帐付之，以为地符。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旧尝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为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为寸之类，今不得用其数均摊增展，致溢旧额。凡越额增数，皆禁。若瘠卤、不毛及众所食利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凡田方之角，立土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帐，有庄帐，有甲帖，有户帖，其分烟析产，典卖割移，官给契，县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为正。令既具，乃以巨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诸路仿焉。

六年夏四月己亥，文彦博罢。彦博久居枢密，以王安石多变旧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务合人心，宜兼采众论，以静重为先。陛下励精求治，而人心未安，盖更张之过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举之弊尔。”安石知为已而发，奋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为不可。若万事隳脞，乃西晋之风，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实亦官监卖，彦博以为损国体，敛民怨，致华岳山崩，为帝极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缙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彦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徙大名府。

九月，收免行钱。先是，京师百物有行，官司所须，俱以责办，下逮贫民浮贩，类有陪折。吕嘉问请约诸行利入厚薄，令纳钱以赋吏禄与免行户祗应。而禁中卖买百货，并下杂买场务，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至是行之。

七年夏四月癸酉，权罢新法。自去岁秋七月不雨，以至于是月，帝忧形于色，嗟叹恳恻，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久，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者。”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为安石所奖拔，感其知已，思欲尽忠。及满秩入京，安石问以所闻，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数事，与边鄙用兵，在侠心不能无区区也。”安石不答。至是，侠监安上门。会岁饥，征敛苛急，东北流民，每风沙霾曀，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或茹木实草根，至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以偿官，累累不绝。乃绘所见为图，及疏言时政之失，诣阁门，不纳。遂假称密急，发马递上之。其略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势作图来上，并无一人以天下忧苦、父母妻子不相保、迁移困顿、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者。臣谨按安上门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览，亦可流涕，况于千万里之外哉。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翌日，遂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三衙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讙呼相贺。是日，果大雨，远近沾洽。甲戌，辅臣入贺雨，帝出侠图及疏示辅臣，问王安石曰：“识侠否。”安石曰：“尝从臣学。”因上章求去，外间始知所行之由。群奸切齿，遂以侠付御史狱，治其擅发马递罪。吕惠卿、邓绾言于帝曰：“陛下数年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相与环泣于帝前。于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暂罢。

丙戌，王安石罢，以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参知政事。安石执政六年，更法度，开边疆，老成正士废黜殆尽，儇慧巧佞超进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专。太皇太后尝乘间语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轻改。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罢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欲保全之，不若暂出之于外。”帝曰：“群臣惟安石为国家当事。”时帝弟岐王颢在侧，因进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败坏天下邪。汝自为之。”颢泣曰：“何至是邪。”皆不乐而罢。久之，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郑侠疏进，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请益坚，乃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吕惠卿使其党变姓名，曰投匦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韩绛代已而惠卿佐之，帝从其请。二人守其成规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惠卿惧中外有议新法者，乃作书遍遗监司郡守，使陈利害。又从容白帝下诏，言终不以吏违法之故为之废法。故安石所建，无所更复。

五月，三司使曾布、提举市易司吕嘉问罢。先是，吕嘉问提举市易，连以羡课受赏。帝闻其扰民，以语王安石，安石对曰：“嘉问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钱所收细琐，市易鬻及果实、冰炭，大伤国体。”安石力辩，至讥帝为丛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为不便。”安石请言者姓名，令嘉问条析。及帝以旱故，命韩维、孙永集市人问之，减坐贾钱千万，安石遂持嘉问条析奏曰：“朝廷所以许民输钱免行者，盖人情安于乐业，厌于追扰，若一切罢去，则无人祗承。又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议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尝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触罪，虽欲出钱亦不可得。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时市易隶三司，嘉问恃势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怀不能平。会帝出手札询布，布访于魏继宗，具上嘉问多收息干赏，挟官府而为兼并之事。帝将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于是诏布与吕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胁继宗使诬布，继宗不从。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听之，安石不可。帝遂诏中书曰：“朝廷设市易，本为平准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顾使中人之家失业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见帝言曰：“臣每闻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骎骎乎间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嘉问又请贩盐鬻帛，岂不贻笑四方。”帝颔之。事未决，安石去位，嘉问持之以泣。安石劳之曰：“吾已荐惠卿矣。”及惠卿执政，遂治前狱，劾布沮新法，出知饶州，嘉问亦出知常州，以章惇为三司使。

秋七月，立手实法。时，免役出钱或未均，吕惠卿用其弟曲阳县尉和卿计，创手实法。其法，官为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凡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非用器、食粟而辄隐落者许告，获实，以三分之一充赏。预具式示民，令依式为状，县受而籍之，以其价列定高下，分为五等。既该见一县之民物产钱数，乃参会通县役钱本额，而定所当输钱。诏从其言，于是民家尺椽寸土简括无遗，至于鸡豚亦遍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犹灾伤五分以上不预。荆湖察访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无所扰，何待丰岁。愿诏有司勿以丰凶弛张其法。”从之。民于是益困矣。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会计司。初，帝尝患增置官司费财，王安石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帝曰：“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财百端。”安石谓“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尽禄天下之吏，帝未之许，而三司上新增吏禄，岁至缗钱百十一万有奇。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诏三司帐司会计是岁天下财用出入之数以闻，令宰相提举其事。至是，韩绛请选官置司，以天下户口、人丁、税赋、场务、坑冶、河渡、房园之类租额、年课及一路钱谷出入之数，去其重复，岁比较增亏、废置及羡馀、横费，计嬴阙之处，使有无相通，而以任职能否为黜陟，则国计大纲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为言。乃诏置三司会计司，以绛提举。

八年春正月，郑侠上疏，论吕惠卿朋党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传》为两轴，题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辈而反于崇、璟者，各以其类，复为书献之。且荐冯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诟骂等事。惠卿奏为谤讪，令中丞邓绾、知制诰邓润甫治之，遂编管侠于汀州。御史台吏杨忠信谒侠曰：“御史缄默不言，而君上书不已，是言责在监门而台中无人也。”取怀中《名臣谏疏》二帙授侠曰：“以此为正人助。”冯京与吕惠卿同在政府，议论多不合，而王安国素与侠善。侍御史张璪承惠卿旨，劾侠尝游京之门，交通有迹。邓绾、邓润甫言，王安国尝借侠奏藁观之，而有奖成之言，意在非毁其兄。于是放安国归田里，出京知亳州。时，侠贬汀州已行，惠卿又令舒亶捕之道，搜其箧，得所录《名臣谏疏》，有言新法事及亲友书尺，悉按姓名治之。狱成，惠卿欲致侠以死，帝曰：“侠所言非为身也，忠诚亦可嘉，岂宜深罪。”但徙侠英州。

初，安国任西京国子教授，秩满至京师，帝以安石故，特召对。问曰：“汉文帝何如主。”安国对曰：“三代以后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国对曰：“文帝自代来，入未央宫，定变故于俄顷呼吸间，恐无才者不能。至用贾谊言，待群臣有节，专务以德化民，海内兴于礼义，几致刑措，则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坚，以蕞尔国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坚以峻法杀人，致秦祚不传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误陛下者。愿专以尧、舜、三代为法，则下岂有不从者乎？”帝又问“卿兄秉政，外论谓何。”安国对曰：“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帝不悦。由是止授崇文院校书，寻改秘阁校理。安国屡以新法之弊力谏安石，又尝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复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吕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骤至执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复用，遂欲逆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一时朝士见惠卿得君，谓可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邓绾、邓润甫因李逢之狱，又挟李士宁以撼安石，安石闻而怨之。时韩绛颛处中书，事多稽留不决，且数与惠卿争论，度不能制，密请帝复用安石，帝从之。惠卿闻之不安，乃条列安石兄弟之失数事，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须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进，七日至汴京。

初，蜀人李士宁者，得导气养生之术，自言时已三百岁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与之有旧，每延于东府，迹甚熟。安石镇金陵，吕惠卿参大政，会山东告李逢、刘育之变，事连宗子赵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狱推治之。劾者言士宁尝预此谋，敕天下捕之。狱具，世居赐死，李逢、刘育磔于市，士宁决杖流永州，连坐者甚众。惠卿始兴此狱，引士宁，意欲有所诬蔑，会安石再入秉政，谋遂不行。

冬十月庚寅，吕惠卿罢。御史蔡承禧论惠卿欺君玩法，立党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邓绾亦欲弥缝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复深憾惠卿，遂讽绾发惠卿兄弟强借秀州华亭富民钱五百万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买田共为奸利事，置狱鞫之。惠卿竟罢，出知陈州。绾又论三司使章惇协济惠卿之奸，出知湖州。

乙未，彗出轸。帝以灾异数见，避殿减膳，诏求直言，赦天下，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程颢应诏，论朝政极切，差知扶沟县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对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进用，悉从之。邓绾言：“凡民养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尽令疏实，则家有告讦之忧，人怀隐匿之虑。商贾通殖货利，交易有无，或春有之而夏已荡析，或秋贮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书，何由拘录。其势安得不犯。徒使嚚讼者趋赏报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诏罢手实法。

九年秋七月，邓绾罢。吕惠卿既出守陈，而张若济之狱久不成，王雱令门下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取邓绾所列惠卿事，杂他书下制狱，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陈，惠卿以状闻，且上书讼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如此。”帝以状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愤恚，疽发背死。帝颇厌安石所为，绾虑安石去失势，乃上书言宜录安石子及婿，仍赐第京师。帝以语安石，安石曰：“绾为国司直，而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之。”帝以绾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罢。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帝益厌之，乃以使相判江宁府，寻改集禧观使。安石既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吕惠卿所误也。

以吴充、王圭同平章事。充子安持虽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为，数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无与。及安石罢，遂相之。充欲有所变革，乞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及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光自洛贻书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矣。”充不能用。

以冯京知枢密院事。时吕惠卿告安石罪，发其私书，有“无使上知。”及“勿令齐年知。”之语。京与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为欺而贤京，故召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