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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十年》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实沈，参神也。”《国语.晋语》说：“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高辛即帝喾、帝俊、舜，亦即太昊，阏伯为帝俊子，为陶唐氏火正，当即晏龙。大火星的图像最早出现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有五个象征熊熊燃烧状的火焰柱，里面包裹着一颗星辰状的大火星，正是商人心目中的大辰，时代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商人以观测大火星的中、流、伏、内确定季节。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大火星是在惊蛰前几日昏见东方、秋季处暑前几日昏伏西方；而到了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则是在春分前几日见，处暑到白露之间伏，整整相差一个节气。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正是大火星在夏至和冬至昏旦中星的时代。《周礼.夏官.司爟氏》说：“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郑玄注：“以三月本时昏，心星见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黄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内火。”说明当傍晚初昏时看到大火星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正是三月。《尚书.尧典》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左传.襄公九年》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可知，河南商丘当为火正阏伯、相土之墟。现今在商丘西南1.5公里处有一个土丘，人们称之为火星台，台顶建有阏伯庙，也称火神庙，庙内有阏伯和相土的塑像。据记载，宋国是殷贤臣微子建立的国家，都城就在商丘，这个火星台有可能就是宋人为了纪念阏伯而建立的祭祀台。《合集》209：己巳卜，争(贞)：火，今一月其雨？《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温少峰等认为，殷历的一月相当于周历的四月，所以才会有雨，但冯时注意到，卜辞春秋在八月至十二月，冬季在三月至七月，因而提出殷历岁首一月当在农历的九月至十月，正合大火星晨见东方的季节，也许更切合实际。参星与大火星、北斗星并列为远古三大辰，是确定季节的标志星。参星是唐人和晋人之星，实沈为参星之神。据何光岳《周源流史》考证，实沈是台骀族沈氏支系的远祖，不但在山西汾浍之间建有沈国，在河南固始等地也建有沈国，可见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擅长观测星象，故被人们尊为星神。参星又称西方白虎，而虎是西羌人的图腾，所以才将黄道带西方的星座称之为白虎星座。在古代汉语中，参有三的含义，故参星原本的含义就是三星。这三颗星就是参宿一、二、三，也就是古希腊猎户星座中猎人腰带处的三颗星。这三颗星横向排列，大致与赤道平行，就在赤道附近。参宿与大火星分布在黄道带的东西两个方向，差不多相差180度，因此，人们在地球上永远不可能同时观测到参星和大火星，所以，杜甫才发出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感慨。阏伯和实沈本来是兄弟，但由于终日争斗，被帝喾高辛氏分开，天各一方，永远不能相见。不知是什么年代，人们将参宿的三颗星扩大成七颗，这可能是因为要将参星与虎的形象联系起来，仅有三颗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三颗星只能成一条直线。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除将这七颗星定为参宿外，还有将参宿加上参星下面竖向的三颗星罚星合为参宿十星的，这样一来就更像一只老虎了：在参宿北面的觜宿三星象征虎头，包围在参修外面的四颗星象征虎的左右两肩，而罚星三星象征虎尾。《诗经.唐风.绸缪》说：“绸缪束薪，三星在天……绸缪束刍，三星在隅……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三星即参宿三星，在天是指农历十月初昏时参星见于东方；在隅是指农历十一月、十二月时，参星初昏时出现在东南方；在户是指参星正对门户，即参星初昏时正月位于正南方。此诗出自《唐风》，表明直到春秋战国之时，唐尧的后裔们仍然以三星在天、在隅、在户的方位来确定农历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和正月的习惯。《夏小正》说：“正月初昏参中”、“三月参则伏”、“五月参则见”、“七月参中则旦”。其中，“参中则旦”原本在八月，根据唐朝僧一行和孔广森的意见，改为在七月。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古羌人确有以参宿出没星象确定季节的阶段。综上所述，在参宿七星中，几乎都是亮星，除罚星三星外，其余都是2等以上的亮星，其中参宿七为全天第8亮星，参宿四为第10亮星。而苍龙星座中的心宿二，是全天第15亮星。因此，苍龙与白虎是整个黄道带中最为明亮的两个星座，它们被华夏族中最强大的两个民族——东夷族和西羌族选作自己氏族的图腾，也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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