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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偏狭的视角是透视本真中国学术的绊脚石 现今学术界相当一部分学者认识中国学术的视角是相当偏狭与荒谬的。他们比较尊崇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先生“中国人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中国哲学家以为，尤其是他们提出的原理都是不需要证明的。他们不象希腊学者那样注重文法与修辞的区别，因而不注重抽象与具体之间成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区分。”[2]先不说西方学术中“征服自然”的观念如何导致了现今整个地球的千疮百孔，单就“不需要证明”这一点来看，就证明他们根本没有读懂中国学术中的哲学思想。 比如，中国学术中的科技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原本代表一年五个季节（春、夏、长夏、秋、冬）的天地之气运行规律，却被西方人误读为五种物质元素。又如中医学的“阴气平和，阳气密固”（阴平阳秘）被误读为“阴阳平衡”；“人体气血运行与天地之气运行相互感应”被误读为人与自然界相应。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然而《素问》所讲：所有有形质的物体都逃不出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化生与化灭[3]。就清清楚楚地显示出中国古代先哲，相当注重对“抽象与具体之间成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区分”。即每一种有形质的物体都是“具体”，所有有形质的物体则是“一般”。而无论“具体”的某一物质，还是所有物质，都是由天地之气化生、化育、化成、化灭的。 在西方学术思想的浸淫之中，近现代的所谓科学先驱任鸿隽、哲学大师冯友兰等一致立论“中国古代无科学”。当代一些学者则鹦鹉学舌似的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这一荒谬结论，研究中国哲学的不厌其烦地对“道”究竟是什麽，重复着就连研究者本人也不知道是什麽的空洞说教[4]。作为明白学的哲学“砖头”楞是让读者想读却读不进去、也读不懂[5]。 研究历史的则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狭隘视角，只知道历史就是争权夺利的改朝换代，全然不知中华民族还有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史。研究文学的“抛弃了历史与哲学的滋养（个别文史哲通才除外，不过这种人实属稀有品种）。”靠有着有严重思想缺陷的“才气”支撑着相当不景气的门面[6]，研究中国科技史的竟然无视诞生于六七千年前并延续至今的古代中国天文学，而立论中国古代只有天学，没有天文学[7]！ 希求提升中国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准，拓展汉语世界的学术成就的研究中国学术的某刊物，在遇到论述本真中国学术的文论而将其退稿时，其理由为：“《**学术》原没有分辨中学、西学，也不强调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之别，发表论文中讨论传统论题者也遵循现代规范。”一句话，就是不合西方现代科学学术规范（有关本真中国学术与西方现代科学学术规范问题有另文详细分析）的研究成果，休想在研究中国学术的刊物上登台亮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中国学术究竟怎麽了？！面对辉煌灿烂的七千年中华文明，中国学术的各科学问作得如此颓废，如此无法找出公正的评判标准，如此任由不懂中国学术的西方人，当然也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评头品足，不屑一顾。难道与学者们长期浸淫于西学背景之中，随声附和西方科学方法论视角中“中国古代无哲学” 及“中国古代无科学” 这两种狭隘视角没有关系吗？！ 可喜的是，民俗学、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阴阳五行”不是代表五种物质元素，而是代表一年五个季节（春、夏、长夏、秋、冬）天地之气运行规律，予以了充分的证明，为拨乱反正诸多中学西解对中国学术的误读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不客观地直面确实存在的中华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是生成中华民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深厚底蕴，不拓宽、拓深、拓远中华传统科技思想文化是能够对中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予以证明、证实、证伪的全新视角，有关中国学术最佳研究最佳方式的所有问题将无从谈起。 二、差异：中西古今都存在 抛开西方学者与浸淫在西学背景中的一部分中国学者的偏狭视角，用尊重事实，客观求真的全新视角来看问题，就会发现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之间有差异，中国学术自身的古与今也有差异。只不过时至今日，对学术在中西古今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 承认“有”的学者如何星亮先生等在谈论差异时，失之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多是与西方汉学家一样运用西方人（李约瑟先生等除外），甚至运用种族歧视的立场来只谈看得见的差异，多半停留于注重表面的差异，不注重探讨产生差异的真正根源。缺少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立场与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否认“有”的学者如赵明节先生在《思想之琴鸣于深心》[8]介绍的何兆武先生《“中学”与“西学”》认为：“本来，所谓'学’（'科学’或'学术’）是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真与伪之分，而无所谓中与西之分的。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并无所谓中西。”汤一介先生则认为：“百多年来'中西古今’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其中还包含着把'古’与'今’对立起来的趋向。这种处理不同文化间问题的简单化思想方法，是不利于文化健康发展的。当前，我们应该抛弃把'中’与'西’、'今’与'古’对立起来的观点，走出'中西古今’之争。”[9] 如果这些学者读一读李约瑟先生分析的三种坐标系（中国赤道、希腊黄道、埃及地平）之间的区别[10]，再看一看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M45号墓，墓中由蚌壳堆塑而成的一组包括北斗和苍龙、白虎星象的天文图，证实中国的赤道坐标系统，在距今6460±135年以前就出现了。就完全可以明白赤道坐标系是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家发明[11]。就不难认可古代中国天文学赤道坐标系的独树一帜，以及与此独特性相一致的中医学、中国哲学等中国学术的各学科知识体系，都与西方学术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差异。 一些不承认中西学术之间“有”差异的学者，实在是有点只知其一----西方现代科学，不知其二----中华传统科学。中国天文学与中华民族；希腊天文学与西欧各民族；埃及天文学、印度天文学与中东、中亚各民族，各自的具体地理环境与各自的社会历史、风俗人情确实有着无法分割的关联。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古代中国天文学的赤道坐标系与古希腊的黄道坐标系、古埃及的地平坐标系这三者之间的差异。也不会有中国人重整体、重平均，西方人重个体、重精确之差异。更不会有西方人使用公历与中国人使用农历；西欧习惯过圣诞节，中国习惯过春节，各国习惯过各国节日之差异了。 否认中西学术之间有差异的学者，应该说是受了西方人研究中国学术狭隘视角的局限。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都不例外。比如“西方人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范围'中国哲学’之'方’、'圆’”(郑家栋语)，导致黑格尔认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众所周知。既反西方中心论又反形而上学的德里达，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中国有的只是'思想’，虽然它自有其尊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因此即成为所谓哲学。”[12] 在中学西解熏染与中学西范桎梏下，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博士，吞吐着带有浓重奶油面包味儿的所谓“中国哲学”思想；一些研究科技史的博士极力贬损中国古代先哲们的科学探索精神与能力。认为“对现代人来说，古人的许多疑问都已被'破题’和'解答’[13]。殊不知现代科学对宇宙奥秘的认知内容与认知方法，与中国古人早已自问自答清楚的天地、宇宙奥秘认知内容与认知方法是大相径庭的。中国古代先哲们曾经发现并已清楚阐明的哲理，却被这些洋味十足的哲学史、科技史博士弄得颠三倒四，不伦不类，无论如何也解答不清楚了。 如果局限于中国学术中西古今无差异的视角，有关中国学术最佳研究方式的所有问题也将无从谈起。 三、让哲学、科学思想从纯理论走到与社会生产、生活与思想文化密切结合的实践中来 分析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首先应该厘清“哲学”一词的准确含义。“哲学”难道就应该是晦涩艰深的作为普通老百姓无法弄懂的道理吗？哲学难道不应该是人人容易懂，并贯彻在实际生活、生产、科学实验与思想文化之中随时应用的明白学吗？ 作为这一明白学的中国哲学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证明的“哲学皆六经所固有”。以往学术界大多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文论，多是重复费正清先生“中国哲学家认为，凡是他们提出的原理都是不需要证明的。”并进而发挥为似乎他们所掌握的哲学思想单凭头脑就能想象出来，根本不需要实践来检验，不需要用看得见、听得到、抓得住的事物来予以实证。故而他们在释义诸如“阴阳五行”之类语义不清，内涵与外延均欠清晰的名词术语时，无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理不穷，根本没有办法予以证明、证实、证伪。他们似乎也不想予以证明、证实、证伪。 关键的问题是，现今学术界根本就没有能够划分出正与误的标准。例如研究易学的权威刊物《周易研究》（2003年3期）刊登的《“伊川击壤集”与先天象数学》，释义“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就说：“认为先民在先天时代行事，天合于人而不违背人，人与自然协调得十分完美；后天时代人们行事，须奉顺上天，从天而动。先天之时天人和谐一致，后天之时天人间的相互协调则有所欠缺。” 2003年3期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先天”是“天”还“没有”生出来；“后天”是指“天”已经“生”出来了。那麽，在“天”没生出来之前的“先天”之时，能有与天和谐一致的“人”生出来吗？这种随意想象，信口开河，空中楼阁式的治学方法，导致了有关这方面的文论有对有错，甚至错的比对的还要多，还要专横霸道且不允许别人反驳。况且，善于道听途说者往往要比探究真理者多上不知多少倍。错误的理论随声附和者多了，正确的理论则失去了立锥之地。 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如此，自然科学又何尝不是一样呢？科技史专家江晓原先生在《从起源上认识科学 ──由<西方科学的起源>看近年的一场争论》中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在本世纪初那些最先提出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人士心目中，'科学’的定义是相当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实验方法、机构组织、评判规则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人不约而同都使用这一定义。这个定义实在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大家心里都明白科学确实是西方来的。 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甚至就根本没有“科学”这样一个词。”[14]说到这里，笔者不禁要问：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的确根本没有生物、化学、细胞这样的词，那麽，照此逻辑推断，中国就一定不会有医学了！然而，中医学却已经延续五千多年了！如果“科学”仅仅“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那麽“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理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尽管古代中国没有“科学”这个词，但是却决不缺乏科学。要证实这一点，首先要明确“科学”一词的准确含义。辞书给科学下的定义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哲学辞典》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科学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蔡德诚先生认为，“从现代科学近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的本意大致可归纳为：科学是世世代代人以每一代人，每一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去探究、探知外在的无限客观存在和期间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又总是以后人不断发现前人认识中的缺陷、不足、错误、并予以修正、补充，乃至推翻其中某些错误结论而前进，而发展的。 从上述的科学本质出发，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在这里统称为科学理性的理解并归纳的六大要素是：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和宽容的激励。'科学’并不神秘。简白说，科学就是'不懈地求真，求实，求真知’。”[15]从科学的定义、任务、本意来看，中国古代“有”科学是无庸置疑的。 再从位于河南舞阳的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用于测地气定八节（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十六根骨笛[16]；河南濮阳出土的六千多年前蚌塑的北斗、苍龙、白虎星图也已经证实北斗观象授时系统，即今天仍在使用的赤道坐标系，在六千多年前的中国已见成型[17]。这一系统中诞生出来的二十四节气、十干纪一年分十个月、十二支纪一年分十二个月、干支四柱纪连续的60时、60日、60月、60年等历法，也由甲骨文字中笔法秀丽、排列整齐的干支60一周表，与文献记载的干支历法在伏羲时代的使用情况相吻合[18]得到实证。如此久远年代以前就娴熟地掌握了测地气规律的技术，并建立起专门的天文历法科学体系，难道不足以证明古代中国先哲们曾经有过丰富多样的科学实践与广博深厚的科学思想吗？其中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并掌握的天文现象变化规律----二十八宿中的苍龙、白虎、北斗星象，经历了夏商周、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到今天现代天文学仍在使用的赤道坐标系，难道不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揭示的天文现象变化规律，探求出来的天文现象客观真理知识体系吗？ 古代中国曾经有过的诸如四大发明等辉煌成果，不正是在探究、探知外在的无限客观存在和期间规律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取得的吗？难道只有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事物”能算作“科学”，而古代中国人从科学本质出发，坚持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思想所取得的辉煌科学技术成就不能算作“科学”吗？！难道“中国古代有科学”还用得着费时费力去驳斥、去抹杀吗？！ 不弄清楚古代先哲的博大精深思想是如何在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的过程中生成的，如何能真正深入到古代先哲们那美妙绝伦的崇高思想境界？如何能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如何能更好地根据这些传统思想中的精髓发展、创新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又如何能运用这些优秀思想文化重铸中华民族之魂？如果讲不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形成的客观依据，进而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相关知识分析得似是而非，就无法以理服人。 长此以往，即使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只言片语说得再精彩、再正确、再无与伦比，那也只能让言说者欺人、自欺，让听说者无法听信，更不要奢望能够践行了。没有令人可求、可信、可行；愿求、愿信、愿行的哲学思想，如何指望用优秀的思想文化去指导世人的生产、生活、科学实验等实践行动？！如何能够树立起中华民族善良、优美、自信、自尊、自立、自强的伟大光辉形象？！又如何去向世界言说中华民族的正义主张？！又有什麽资格去奢谈中国学术的最佳研究方式？！ 四、结语 视角不同，针对同一事物，看出来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盲人摸象就非常直观、浅近地比喻了这个道理。因为中国学术是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为一体，即这三方面的知识相互渗透。如果将其中的天文学、中医学、易学等学科，象西方学术的天文学、西医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条块分割、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则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中国学术中的许多累累硕果看得一文不值。 何先生所讲“将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与西方优秀的、科学的方法相结合”，应该说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应该明确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是仰观俯察，远求近取，以通晓明显的现象变化与支配这些变化的内在规律，推理出物质世界的本原。 如果将已经被中学西范割裂开的本真中国传统学术的各学科知识按照原有的体系重新融会贯通，再与西方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先进方法相结合，尤其是结合美国科学家卡门发现的碳14方法来测定出土文物诞生、存续的年代；利用遥感和地球物理探测的三维推断技术，判定皇陵地宫大致的边界、形状、结构、埋藏深度以及是否坍塌等信息。也就是说结合西方优秀的高科技方法来研究、重建本真中国学术体系的具体内容，自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如果沿袭中学西解、中学西化、中学西范的陋习，尤其是象费正清先生所误解的“不需要证明”，脱离开能够证实这些思想之所以诞生的客观存在来研究，则是不合理的。 要想形成中国学术研究的最佳方式，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踢开“中国古代无哲学”、“中国古代无科学”的偏狭视角，拓宽、拓深、拓远“中国古代有哲学”、“中国古代有科学”的准确视角。只有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学术的正确方法论逻辑演绎展开的起点和基础，才能真正形成研究中国学术的最佳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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