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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金斯基为读者贡献了一部丰富而惊心动魄的伊比利亚全球史，凸显了天主教的西方，却用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社会生动场景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即使欧洲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也不是其内部因素导致的，而是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交流、互动与“混血”的结果。 （《读书》2022年8期新刊） 历史学家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 1949-）二〇〇四年的专著《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以下称《世界的四个部分》）宛如一幅庞大的马赛克拼图—在他的构思和安排下，看似凌乱的小图片，共同成就了一幅十六至十七世纪的世界画卷。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所描述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下结成伊比利亚联盟的六十年，这是一段起伏短暂、迅速、激荡的历史，它代表着西方社会的新挑战以及与其他三个遥远大洲的文化之间建立的联系。
作为历史学家的格鲁金斯基 由于伊比利亚天主教君主制与全球化现象的产生具有同时性，新世界似乎也与“世界历史”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其特点正是格鲁金斯基这部著作的主题：混血、西方化和全球化的过程。“混血”意味着不同社会和个人之间激烈接触而产生的混合，“西方化”则将欧洲知识和传统转变为潜在的普遍遗产，而“全球化”则体现着欧洲习惯和思想体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模仿性复制。格鲁金斯基带领读者在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前几十年的伊比利亚帝国进行了一次精彩绝伦的旅行：“从安第斯山脉地区结冰的高山到菲律宾那令人窒息的密林，一些人承受着地球上的另一个地区的统治，而他们对那个地区直到那时依然是全然未知的。”他在书中巧妙地运用了艺术作品、文学文本以及同时代的官方文档（这主要记载了伊比利亚派出的人员在世界各地的遭遇），让读者跟随着这些近代早期的传教士、生意人、探险者、外交家进入之前从未对欧洲开放的新世界，从而了解随之而来的混血和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格鲁金斯基是以拉美史研究著称的历史学家。一九七〇年，一次去墨西哥的旅行，唤起了他对这个“新西班牙”及整个拉丁美洲的兴趣。一九八三年，他进入久负盛名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从一九八九年开始担任这一欧洲最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机构的主任一职。自一九九三年起，他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格鲁金斯基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化，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作为混血及混合空间的诞生地以及作为全球化的最初表现的殖民经验。一九九九年格鲁金斯基出版了《梅斯蒂索人的心智》（La Pensée métisse）一书，呼应了他的这一思想，他在一九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的访谈节目中对此解释说：“……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早在十六世纪就已经出现第一个环绕着世界的全球性帝国。”
“梅斯蒂索人的星球”展览海报（来源：quaibranly.fr） 著述之外，格鲁金斯基还是一位优秀的策展人。二〇〇四年，他在巴黎著名的雅克·希拉克-凯布朗利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Jacques Chirac）策划了题为“梅斯蒂索人的星球”（Planète Métisse）的展览，并组织了“梅斯蒂索人的经验”（L’Expérience Métisse）的专题研讨会，获得巨大成功。二〇一五年八月，作为研究十六至十八世纪拉丁美洲的专家，格鲁金斯基以其在全球和跨国史新思想中有关“混血”（métissage）以及文化跨界“环流”（circulations）的观念，在济南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CHS）上获得了国际历史学大奖。格鲁金斯基是一位在欧洲、美国和西班牙语国家公认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在著述方面的成就，包括其创新之特点，提出问题之独创性，以及通过查阅详尽的档案来确定每一个论断的方法，都令读者对他的作品叹为观止。他的很多历史学著作，一经完成就成为时下的经典。二〇〇四年出版的《世界的四个部分》可谓格鲁金斯基著作之集大成者，这是他积累了几十年后的成就。他在书中展开了一个全球性场景，带领读者穿越那个时代的世界。在他的笔下，那是遥远的过去，又是跟我们今天紧密相连的当下。在《世界的四个部分》中，格鲁金斯基利用其早期著作中已经建构起来的知识和学术方法，探索了十六和十七世纪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各种文化相遇现象，尤其关注了一五八〇至一六四〇年这一时期，此时正值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国处于同一王室的统治之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兼任葡萄牙王国国王，形成了西班牙-葡萄牙共主邦联——伊比利亚联盟——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海权最大、领土最广的国家。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菲利普二世开始在一个横跨四大洲的全球计划框架内进行了王朝、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建立了第一个全球反伊斯兰教联盟：当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王室的联合，加上葡萄牙及其海外属地，真正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帝国”。格鲁金斯基引用西班牙诗人、剧作家维加（Lope de Vega，1562-1635）的话：“经由菲利普二世之王土，可以走遍世界。”
1580年后菲利普二世的帝国（来源：slidetodoc.com） “世界的四个部分”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拉美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主题，所谓的“四个部分”是当时已知的四个大陆：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这是当时天主教君主制的统治野心，也是混血儿编年史家——齐马尔帕赫恩（Chimalpahin，1579-1660）对世界的定义。展现这四个大陆，即是世界的全部，因为它完全符合当时的科学认识。格鲁金斯基试图重建不仅发生在欧洲，而且发生在亚洲、美洲和非洲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因为伊比利亚天主教君主国的行动范围是全球。政治上的统一确保了世界这几大部分的制度性联系，并通过人员、物资和思想的不断流通来加以实现。对此，格鲁金斯基有自己的逻辑，除了“导论”和“尾声”外，他书中的四个部分分别为“伊比利亚全球化”“世界之链”“世界之物”以及“水晶球”，以期超越单纯的海外扩张概念的单向性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看法。“全球化”是一个当代的概念，格鲁金斯基从我们今天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出发，来考察近代早期的“全球化”：历史被用作“一个奇妙的工具箱，用来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化、混血以及全球化之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正是这些事件和现象，将世界的不同部分及居住在其中的人连接在了一起。《世界的四个部分：一部全球化历史》的法文原文为Les quatre parties du monde：Histoire d’une mondialisation。值得注意的是，格鲁金斯基的“全球化”使用了mondialisation而不是globalisation，mondialisation巧妙地与标题中的monde（世界）形成了呼应。
菲利普二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玛丽一世（1553-1558年任英格兰和爱尔兰女王）肖像，弗莱芒画家汉斯·埃沃茨绘于1558年（来源：common.wikimedia.org） 在格鲁金斯基看来，“全球化”并不仅仅意味着西方的征服与扩张，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一种“流动”（mobilité），这既是男人和女人的流动，也是机构的流动，以及传教士、商人和官僚在世界各地——从欧洲到亚洲或美洲——的流动。而流动的结果是要努力调整以适应新的状况，适应另一种文化，同时保持原有的思想。这是一个新的适应政策的问题，这些最初到达新世界的先行者们就这样不自觉地将各种地方史联系了起来，使它们成为同步的历史。而这些从伊比利亚来的“历史学家”的身份也因此有了三重属性：他们出发的地点、他们现在的定居地以及他们觉得自己所从属的世界视野，即“普世君主制”（monarchie universelle）。格鲁金斯基认为，从研究十六世纪伊比利亚的扩张出发，可以看到全球化是被各种原动力与其他力量形成的一种整体力量所推动而形成的。“与各个帝国各自的原动力不同，这些融合成一体的力量并非产生于明确的、有意识的政治企图，亦非源于直接可辨的纲领性计划。”这是具有伊比利亚特色的近代早期的“全球化”。格鲁金斯基此书的标题之所以用“mondialisation”来代替“globalisation”，也是因为发生在近代早期的伊比利亚“全球化”与今天欧美式的“全球化”从本质上来讲是不同的：“全球化沿着伊比利亚人的道路从十六世纪开始发展，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伊比利亚全球化转变为欧洲人进而为西方人主导的全球化。”当我们耐心地读完了这部长达四百多页的著作后，会对不同时代的“全球化”有更丰富、更深刻和更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勒班陀战役胜利后，菲利普二世将费尔南多王子献给天堂》，提香绘于1573-1575年间（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在中文版“致中国读者”的一开始，格鲁金斯基便写道：“今天欧洲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将世界史简化为欧洲史不仅不再可能，而且也是不适宜的，即使我们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持有者。”因此在格鲁金斯基看来，今天的历史并不仅仅是欧洲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全球交流交融的历史。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伊比利亚联盟时代，世界的四个部分共同参与了这一变化的进程，因此我们今天需要用多元的视角，考察这些部分的相互接触、碰撞与融合，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待世界，去理解这段历史。格鲁金斯基认为，西方传统的历史划分方法，亦即将现实分割成经济、政治、宗教与文化不同层面的做法，并不适合十六至十七世纪“具有如此广度与复杂性的全球化发展过程”。因此他认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在阐述基督教的欧洲与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之间的联系、伊比利亚半岛与巴尔干半岛之间“文明的连接”时，所提出的“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问题”是他处理此类“关联史”案例的方法指南。
伊丽莎白一世《彩虹肖像》，1600-1602年，人物身上的珠宝、布料记录了1600年前后英国-伊斯兰的繁荣贸易（来源：historyworkshop.org.uk） 仅从伊比利亚的立场来看，整个近代早期的历史就是天主教欧洲对世界的征服与殖民的历史。作为专注于欧洲与拉美地区交流史的历史学家，格鲁金斯基却找到了一个“他者”的立场：我在旅行中偶然收集的这些蛛丝马迹是本书的出发点。它们使我从欧美之外的一个地方出发，思考全球化，那里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外围空间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与原始性的取之不尽的宝库。
这其实是一个迂回的逻辑（logiquededétour），通过一种异质空间（l’hétérotopie）回过头来看西方。在格鲁金斯基看来，世界历史的推动力并非仅来自欧洲，也不是按照时间将欧洲的成就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在印度从事植物学研究的葡萄牙医生奥尔塔（Garcia de Orta，1501-1568）就认为，“葡萄牙人的航海”才是真理的来源。至少从十六世纪开始，伊比利亚的欧洲与美洲、非洲和亚洲之间就存在着互动，这在近代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机构性的角色。欧洲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不是某种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与世界的其他部分交流与互动的结果。格鲁金斯基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丰富的伊比利亚全球史，一种凸显了天主教西方，却用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社会生动场景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
埃武拉今貌（来源：portugal.com）
由于伊比利亚联盟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使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记录下来的，因此格鲁金斯基所讲述的很多故事在中文世界中都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其中大量从伊比利亚流放到新世界的“坏人”，他们的故事更是很少被记录下来。格鲁金斯基认为，葡萄牙被流放的罪犯从里斯本被驱逐到巴西、非洲或亚洲，这些人的境遇并不比非洲奴隶好多少，他们中很多人甚至在航船上就死于坏血病。有一个名叫玛利亚·巴尔博萨（Maria Barbosa）的黑白混血儿却因宗教裁判所神圣办公室的法庭（Saint-Office de l’Inquisition）审判档案而名留青史。玛利亚的生活显示了伊比利亚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这位与圣母同名的女子出生在美丽的白色城市埃武拉（Evora），这是一座以葡萄牙人文学者著称的城市，城里有一所向葡萄牙及整个帝国鼓吹反宗教改革的耶稣会大学。曾受多明我传教会派遣前往亚洲，并写下了欧洲最早关于中国纪事的克鲁斯（Gaspar da Cruz，约1520-1570），也是埃武拉人。根据审判玛利亚的档案：她在葡萄牙因被控施行巫术，而被放逐到葡属西非的安哥拉。在非洲，她继续“施魔法”、拉皮条，于是被处以鞭笞。后来她穿越大西洋来到巴西北部的伯南布哥（Pernambouc），此地是葡萄牙人与印第安人共同建设的糖业生产基地，并在那里依旧冒着被责罚的危险从事着以往的营生。这位走过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混血女子，无论在哪里都遭到驱逐。一六一〇年，她住在巴伊亚（Bahia）——葡萄牙人于一五〇〇年就发现的巴西土地，又一次因被指控犯有同样的一连串罪行而被抓。在那里，她向葡萄牙男性与该城的美洲印第安人-欧洲白人混血儿卖淫，据说这些巴西男子出价相当不错。玛利亚被指控是“在这个有许多坏女人的地区中，显然是最有害、最可耻的女人”，于是她又一次被驱逐，流放到巴西南部更遥远的地方。得益于当地统治者梅内塞斯（Diogo de Meneses，约1520-1580）的仁慈，她得以留在巴伊亚，但被投入了当地的监狱。而在那里，她勾搭上一个非洲拜物教巫师，他可以为她提供做法事用的草药。由于她的过分行为，当局将她遣送到里斯本的宗教裁判所神圣办公室的法庭接受审判。
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对爱丁堡的女巫施刑，画面来自于1591年的手册《苏格兰来信》（来源：nationalgeographic.co.uk）
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在玛利亚的跨海旅行中，一场新的悲剧事件使其颠沛流离的生活雪上加霜。她乘坐的船只被海盗截获，这个已经遭受过无数不幸的女人被抛弃在直布罗陀的海滩上，她设法摆脱了困境，经过千难万苦，终于独自到达了里斯本。由于此时的玛利亚完全没有任何生计来源，她只能向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求助，她需要一件大衣蔽体，因为自己是一个体面的女人。在宗教裁判所的判决中她的身份是她最喜欢的恶名之一——“海妖”（diablemarin）。宗教裁判所裁决她不可以再进入巴西，认为对她来讲，穿越大西洋的旅行就像是在葡萄牙乡村的一次远足一般。巫术像基督教一样迅速地在全球传播开来，身心在各大洲之间流浪的女巫们懂得运用在海上迁移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在讲完这一“海妖”跨越三大洲的传奇故事后，格鲁金斯基总结道：玛利亚所经历的大部分迁移都是非自愿的。这个有色人种女性被葡萄牙宗教裁判所的洲际网络所控制。从埃武拉经安哥拉与巴西到达里斯本，玛利亚与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玩了猫与老鼠的游戏，体现出伊比利亚全球化的正面与反面。充满悖论的是，玛利亚正是通过身体与魔幻草药的结合、通过她作为巫婆与老鸨的行为将欧洲、非洲与美洲联系起来，并全然违反了天主教会意欲实行的法则。反面的是，也是得益于玛利亚及她这类的人，宗教裁判所调整了各种方法与策略，使之有助于它更加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通过格鲁金斯基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不同地域的史料背后，重构出了一个与命运和权力机构不断抗争的女子的命运，尽管她最终没能逃脱宗教裁判所神圣办公室法庭的魔掌。正是通过格氏的钩沉，才使我们透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进入曾经靠着抽象概念徘徊其间的不同世界的历史。
1601年，宗教裁判所在墨西哥城处决玛丽安娜·德·卡瓦哈尔，原因为后者改信了犹太教（来源：commons.wikimedia.org）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格鲁金斯基的研究主要限定在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墨西哥，但自《梅斯蒂索人的心智》（一九九九）出版以来，格鲁金斯基将研究对象扩大到解释全球化与构成人类社会的各阶层混血之间的关系。而到了《世界的四个部分》，他更是把视角扩展到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整体轮廓上。从方法论上来讲，格鲁金斯基运用“互动”的观念处理了早期现代性之后产生的全球的关联性问题，包括诸多的主题：分流、合流、跨文化贸易、传教、物种传播与交流、文化冲撞、殖民、移民与离散社群、疾病、艺术交流等等。除此之外，他还补充了苏布拉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1961-）提出的“关联史”（Connected History）的概念，以天主教君主制作为其分析的单元，从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档案中汲取与欧洲文明具有关联性的资料：乍看来任务是简单的，事实上，它涉及重新挖掘世界不同部分之间、不同社会之间所发生的各种联系，有些类似于电工的工作，修复时代与历史学家所分离开的那些东西。
格鲁金斯基通过不断反思，寻求更广阔的学术视野，避免今天的学科划分所带来的羁绊。这样他便走出了中心与边缘对立的二元逻辑，从墨西哥、马尼拉或佛得角看世界，从而形成一个由多个中心和接触的边界或中间地带组成的全球互动的景象。除了“流动”外，格鲁金斯基在书中还运用了“环流”的概念。发生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这些转变并不限于在美洲、亚洲等地建立起伊比利亚人的生活方式，也包括一个“环流”的运动。全球化的高潮使这些发生在新空间的转变重新返回到欧洲。其他大洲的商品、奢侈品和科学知识通过融入欧洲社会而获得了新的价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四个部分》是十六至十七世纪人类文明的知识大纲，与之前的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跨文化性。
电影《春光乍泄》（1997）剧照，图中的伊瓜苏瀑布位于阿根廷和巴西交界处（来源：movie.douban.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