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公著《史记》，为项羽创《本纪》，即使项羽最后未成王，仍被当作王来相待。据《史记》记载，“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称项氏。” 项羽，作为楚国的贵族势力的佼佼者，由于自己本心出发（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很自然的能作为领袖去恢复诸夏的自由和祖国的荣耀。历史是成功者书写的，往往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违背初衷极端地丑化和反对着历史进程中的失败者，用来粉饰流民及浪人集团的胜利。而悲剧往往是忽悠着公众的，因为乌合之众的胜利更需要打鸡血般的狂欢来分享历史，历史前进的车轮哪里管你事实又是如何，时代迭戈才不论文明是前进还是倒退。 项羽不仅仅只有军事才能，他真正的人格和抱负应该是贵族骑士精神和强权帝国的复合体。八千子弟组成的贵族精英部队，统一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给予了这支武装部队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这样的建军基础，便在规则上不可能越级提拔韩信，也不可能像韩信期待的那样，将封地和地位慷慨的赏赐给立功的暴发户。唯才是举对土耳其的禁卫军有好处，因为每一位有野心的奴隶士兵都是帕夏的种子。圣路易的骑士团如果向穆斯林和佛教徒开放，肯定会丧失一切战斗力。所以韩信投奔刘邦的必然性在于刘邦是流民和浪人的集散地，“为天下者不顾家”和“分我一杯羹”显然给了走投无路的流民和妄想暴富、追逐功名的冒险家们极大的诱惑。而事实上，刀尖上的甜头是得不到的。最终狡兔尽，走狗烹。刘邦成事之后，是不会再浪费狗粮的。而他们是可以不负任何历史责任的。因为他们仅仅是战争的消耗中迅速填补的薪火。 然而贵族军队的最大弱点就是经不起消耗战，不适合大范围、短时间内的动员招募。因此没有及时补充和更换才成了楚军最大的敌人。显然，韩信也懂得这个道理，至少在这个节点上，他很清楚，所以他采用迂回包抄的策略，迫使楚军分兵和消耗。十面埋伏的意义就在于用大量低素质的士兵去消耗少量的精英武士。项羽极其鄙视这种耍泼无赖的战法，才会在临终前提出比武，说出“非战之罪”的骄傲语言。他拒绝东渡的真正理由是不屑将自己降低到敌人的同一水准。这是对江东父老有机联系的最后维护。不亚于罗伯特.李之于弗吉尼亚父老，而刘邦和韩信对待麾下的士兵，却不会比波斯皇帝更为珍惜。 项王一生赢过无数辉煌的胜利，但没有一次比乌江渡口的自我牺牲更加荣耀。他诠释了一个贵族骑士在骨子里的高贵、责任和担当。而汉王之所以能够做项王不能做的事情，不是因为他雄才伟略，而是因为他所在的社会已经终结了历史，而项王所在的社会还在历史中。于是汉王顺应了文明没落的潮流，放弃了他起义的初衷，将自己成为自己最初反对的人，这才是他成功的根本原因。 当在攀爬登顶的路途中，会使用各种工具并且对自己抱有崇高的期望，当登顶之后，如何分配利益使用权利往往令人忘失初心。历史的齿轮从不停歇，轰轰烈烈碾过所有人，对与错，恩与怨，是是非非已然不足道矣。 有时站在不同角度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如果将项羽当成一个英雄，看到的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如果将项羽当作一个失败者，他则是优柔寡断妇人之仁。成功者的视角，他无法被征服；失败者的视角，他逐鹿分秦无可比拟。
写到项羽，必须论及韩信。曾经的“国士无双”最终死于妇人之手，被夷三族。时至今日，韩姓后人还被项家人排斥仇恨。论成败英雄。毕竟是谁成功，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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