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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孔昭绶:孔子第71世孙,将毛泽东的文章定为第一名

 武侠疯 2022-08-04 发布于安徽

历史上的孔昭绶

孔昭绶,字明权,号竞寸,笔名攘夷,中国近代教育家、政治家、诗人、新闻出版人,孔子的第七十一世孙。

1910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1911年留学日本,1913年归国后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担任校长期间,他提倡学生自治和自助,创办学友会,袁世凯称帝期间,因反袁,逃亡日本。袁世凯死后,复任一师校长,以“明耻”为校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被誉为民主教育的先驱,1918年再度被迫辞职,于1929年病逝于南京。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曾在第一师范学校读过五年半的书。在这五年半的学习生涯,一师的校长换了很多任,做校长时间最长的就是孔昭绶,达两年半之久,可见孔昭绶对毛泽东的影响力。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话时,就曾说过:“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建国后,毛主席还是多次说到第一师范:“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的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作为千年学府,百年师范。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史上对于孔昭绶是这样评价的:“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结果,进一步发展了湖南第一师范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

《恰同学少年》中的孔昭绶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一师,作为千年学府,自从南宋理学大师张南轩创办城南书院以来,距今已经八百余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

等到孔昭绶接手,一师又再度焕发不一样的生机。新气象、新局面、新思潮,在这座千年学府中开始风行。

孔昭绶,既是师范学堂毕业,又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新旧思想的碰撞和融合,让他对于办学有了新的想法和措施。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在1931年就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演讲时曾这样说。孔昭绶虽然没有提出这样的论据,但办学的出发点跟梅贻琦一样。

他认为,一所学校要办成功,必须要请名师任教,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因此,他不辞辛苦,请来了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等大师级人物,来第一师范教学。

正是因为这些名师的到来,第一师范才会办得异常成功,成为孕育革命人士的红色摇篮,走出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任弼时等一大批革命先辈。

孔昭绶可谓是将全部的精力花在了第一师范这所学校上,在那个年代,能够读书识字都够了不起了,何况还出国留学,这样的资历背景,谋个一官半职非常容易。可是孔昭绶,眼里没有金钱,心中没有官位,他只求将师范学校办好。

他曾这样对全校师生说:“教育人人,则人人得治。人人自治,则社会必良。社会改良,则人才必盛。

从他的话可以看出来,他之所以投身教育事业,是希望通过教育救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所以他为了能够让贫家子弟能够读得书读好书,在招生告示上还增加了学生津贴补助,可以说他的一切做法,都是为了学生着想。

他没有校长的架子,也没有校长的独断,在第一师范拟定招生考试试题时,认为袁仲谦的作为题目“传不习乎”不太合适时,没有直接否决。而是召集全体教师,一起商量作文题目,最终拟定了“论小学教育”这个题目。

当老师们因为毛泽东和蔡和森的作文谁才是第一而争论不休时,孔昭绶虽然也在内心认为毛泽东的作文更好,但没有直接拍板决定。而是让杨昌济来品评,当杨昌济点评了毛泽东和蔡和森的文章后,大家都心服口服时,他才确定毛泽东的作文第一名。

民主的风气,他不但在老师面前践行。在学生面前,也是一样。他并不是刻板让学生读死书,死读书,严格遵守校规校纪就行了。而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将自己的想法和办学初衷告诉学生。新生入学的第一个晚上,他就亲自来到学生们的寝室,向学生们讲述一师的历史、教育的目的。“我中华百年积弱,正因为民智未开,只有大兴教育,才能以新知识,新文化。扫除全民族的愚昧和落后。”科技兴国,人才强国。在百年前,孔昭绶能有这样的眼光和觉悟,实在令人钦佩。

刘俊卿,父亲是卖臭豆腐的,妹妹在大户人家做丫环。贫寒人家出身,本应该更加珍惜粮食。可是刘俊卿却虚荣心作祟,死要面子。为了不在大少爷王子鹏面前丢脸,将学校食堂免费的窝窝头扔到了垃圾桶里,并且羞辱捡食窝窝头的蔡和森。孔昭绶得知后,并没有将刘俊卿拉到办公室,劈头盖脸臭骂一顿。而是将全校的师生集合在操场上,说了一番发自肺腑却振聋发聩的话。

他先从自己小时候的经历说起,他说自己小时候家里很穷,吃不到好东西。当时他的母亲借了半袋玉米,蒸了一锅窝窝头。当时饿极了的他,拿起窝窝头就吃。结果窝窝头掉到了地上,他的母亲捡起来,把脏的一半自己吃了,干净的一半留给了他。他以自己的经历为开场白,就是要告诫学生们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随即,他又为同学们介绍了徐特立,徐特立在同学中被称为叫花子,在长沙教书的老师,找不出来第二个像他这样寒酸的,身穿粗布衣服,脚穿草鞋。可是徐特立一个月月薪就有200大洋,全长沙的教书先生,没有人比他钱多,可是他的钱去哪了?都用来办学校了。

“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不妨去一下徐老师的家乡,长沙县五美乡,就会看到一所小学。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农家子弟的小学,那里的学生读书不要钱,一分钱都不要。”

在说完徐特立老师后,孔昭绶又向同学们论述什么是贫穷和富贵?“什么是贫困,什么是富有?穿草鞋,打补丁粗茶淡饭就是贫困?穿皮鞋,坐轿子,山珍海味就是富有了吗?”孔昭绶说,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大多数人谋福,精神上才是富有和快乐。否则,即便万贯家财,也不会快乐,因为在精神上,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

这次的俭朴演讲,实在令人振聋发聩。特别是孔昭绶关于贫困和富有的论述,简直是精辟极了。想一想现在的我们,衣食无忧,虽然说不上大富大贵,但可以说比那个年代的他们幸福太多了。可是我们真的幸福吗?我们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真正快乐过吗?我们是不是精神上的穷光蛋?空虚寂寞冷?身体壮实了,肚子填饱了,可是我们的精神,一直很匮乏。

孔昭绶在剧中有三次演讲,最后一次在一师演讲,是袁世凯签署的二十一条,也就是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五七国耻,让孔昭绶引以为耻,愤恨不已。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痛心疾首。“曲意承欢,卑躬屈膝,卖国求荣,袁世凯直欲将我大好河山,拱手让于日寇,此等卖国行径如我国人仍浑浑噩噩,仍然任其为之,中华灭亡,迫在眉睫。

他明知道这次演讲肯定是惹祸上身,凶多吉少,袁世凯不会放过他的。可是他无所畏惧,即便是死,也要捍卫国家主权,其精神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死算什么?感国家之多难,誓九死以不移,虽刀锯鼎镬,又有何辞!人固有一死,死得其所,则不亦快哉!

如此有担当的校长,教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这样的学生,是必然的。一师被誉为红色革命的摇篮,大抵是因为孔昭绶的功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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