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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坐落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城市，作为革命圣地被永远载入史册。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孕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核心内容的延安精神。它是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百年历史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奋斗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强大精神动力。 1938年，20岁的裴桐满怀激情奔赴延安。1940年10月他被调到中央秘书处材料科，负责管理档案和中央文件。自此他耕耘档案沃土40余载，将延安精神融入工作中，为我国档案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档案战线上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的同志的共同责任”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灵魂。1994年，裴桐在《略谈档案工作者的精神文明建设》一文中，写道：“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档案战线上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的同志的共同责任。”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裴桐义无反顾守护档案安全。他还提出，“维护党和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应当成为档案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最高准则。裴桐先后参与了“中央档案”的转移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接收工作，后来这两部分档案成为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7年春，蒋介石对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军情紧急，紧急疏散档案更是重要的任务。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当时的中央秘书处处长曾三负责中央档案的转移工作，作为材料科科长的裴桐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按照毛泽东“片纸只字都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指示，确保重点，兼顾一般，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通过坚壁、埋藏或者搬运的方式，确保了中央档案的安全。面对敌人的空袭，他们白天隐蔽，夜晚行军，大部分档案都是用牲口驮运，没有牲口就用人背、肩挑。这批档案从陕北到山西再到西柏坡，最后到达北京，历时2年，行程3000余里，途经三省20余县市。这批档案于1959年进入中央档案馆，成为馆藏的重要基础。 1956年，在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把保存在苏联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国后，我党决定派以裴桐为首的三人工作组前往莫斯科进行档案接收。这批档案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等，很多都是孤本，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历史，记录了许多重大事件，极其珍贵。裴桐深感责任重大。在接收档案时，苏方建议：不必逐件清点接收，只要重点看看就可以了。但是裴桐仍坚持要按目录逐件进行核对。由于案卷目录都是俄文的，裴桐等人用了约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将这2万多件档案清点完成，并带回北京。这批档案为弄清党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档案管理是一门科学， 这项工作也有广阔的天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裴桐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开创中国特色档案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杨尚昆曾说道：“中央档案馆有个裴桐，从延安起就管中央文件，是一个相当熟悉党的历史资料的一位同志，恐怕在中央档案馆里头讲熟悉党的历史资料，他算第一个。” 裴桐对所保管的档案如数家珍，加之对党的发展历史、重大事件都非常熟悉，堪称“活字典”。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态度。当有人问起裴老，是如何做到如此熟悉档案时，他谈道：“这就要对档案工作有个理性认识，了解档案管理是一门科学，这项工作也有广阔的天地，行行出状元嘛。” 为了熟悉党的历史，更好地做好档案利用工作，在延安时，他就亲自抄电报，做卡片。为宣传党的历史，他利用熟悉党史的优势，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提纲》，还整理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等材料。他坚持把理论同档案工作实际结合起来，1941年，他起草了中央秘书处《党务材料管理法》，把图书管理的十进位分类法运用到了档案工作中。他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以党的文书档案形成的规律，以文电的形成年代、组织机构（作者）和内容等进行分类。他善于总结档案利用的规律，并曾谈道：“这样摆在面前的，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单个文件，而是掌握了历史的特点、性质和形成的历史。日子长了，这种知识增多了，也就熟悉了档案，熟悉了档案形成者的历史”。 “还是要讲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核心。裴桐始终坚持群众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在档案工作中遵循的根本原则。 1989年，《北京档案》第一期刊文介绍北京市昌平县档案局局长赵淑芝同志三十多年埋头苦干、艰苦创业的事迹，而与此同时，面对有的同志“羡慕别的单位挣钱多，而要求调出档案部门；也还有一些人嫌档案工作枯燥、麻烦而不安于位，每天愁眉苦脸地想心事；还有些人嫌人家看不起档案工作而不愿到档案部门去—尽管他是档案专业毕业生”等情况，他写下了《还是要讲为人民服务》一文。在文中，他提到：“她理解了档案的作用，树立了在档案工作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我们档案战线上以及各行各业都需要这样的干部、工人和领导者”“我想，在任何情况下，别的观念可以更新，而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是不能改变的。” 裴桐还提出“档案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决克服好像只能少数人搞档案的神秘观点。”他认为，档案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必须实行“四项并重”的策略。即，档案部门在制定档案工作方针时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档案工作人员在档案工作中要解放思想，时刻将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钻研业务，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档案工作人员要与文书人员及相关人员合作，共同为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努力；档案工作人员要借助群众的力量开展具体的档案业务工作。 “把档案工作建设起来就可以开发利用，使今天的建设获得可靠的资料”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突出特征。作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裴桐在创办档案刊物、建立健全档案法规、开创档案教育、发展少数民族的档案工作等方面不懈努力，为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档案事业亟须一批理论水平高、业务素质过硬的档案专业人才。在看到苏联通过开展档案专业教育培养高级人才后，曾三和裴桐认为发展档案教育才能为中国档案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在两人的建议下，中央同意开设档案教育。195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正式开班，1953年扩大为档案专修科，1955年建立历史档案系，这标志着新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正式建立起来。
《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 在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时，裴桐作为主要起草人，草拟了《中国共产党省（市）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1954年12月，在第一次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裴桐还专门就此文件进行了解释和说明，最后经大会讨论通过。自此，全国党、政、军各系统的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有了一个法规性的操作规范。随着档案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亟须在国家层面对档案集中管理、机构设置等方面作出统一的规定。为此，曾三和裴桐等人共同起草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修改签批，这是我国档案事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对全国档案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对指导规范档案工作、发展全国档案事业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档案工作就是要提倡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工作。”新中国档案事业从零开始，艰难起步，裴桐等档案前辈们勇挑重担、不负使命，他们一砖一瓦为档案事业的发展夯实了坚定的基础。作为新时代档案工作者，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从裴桐等老一辈档案工作者身上汲取力量，满怀激情与热情投入档案工作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文章来源：《中国档案》2022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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