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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高贵包括采取恰当的姿态，不卑不亢，无论是农夫，还是王子，都可如此”，这句话来自一位法国作家德·托克维尔，它将高贵与姿态联系在一起，又将姿态与克制暗合。 刚发生地震的九寨沟，在两年前的视野里，有世间难得一见的清澈山水，那些水，无论姿态如何，都无疑地要那些过客镇静，自顾自，却又分明有招惹，它们也招惹了我，后来长久地怀念它们的冷静与傲慢。听说，某处风景在地震中消失了，新闻里有震后的疮痍与混乱，更多人在庆幸自己的劫后余生。 灾难来临时，如果“没有大哭大叫，没有跑来跑去，也没有惊慌失措”，可能就算一种高贵的姿态，然而这姿态往往超越了人性的天然。所以听说大难来时各自飞的现实，跟着慨叹后，觉得更真实。 人类学研究者对日本国民性的一个重要说法，是“各就其位”，他们依赖于既定的秩序和等级制。他们讲究最好的仪态，哪怕让人觉着虚伪。他们安心的基础是“一种提前计划并安排好的生活方式，他们感到的最大威胁来自始料未及”，所以只要不是突然，连失败他们也可以接受地甘之如饴，否则，他们会连生命也可以放弃，因此，战后胜利的美国人对动辄成为人体炸弹的日军俘虏心有忌惮。 而“美国人会调整人生中的一切，以适应一个总是充满挑战的世界，而且时刻准备着接受挑战”，于是时至今天，美国人的开拓精神几乎仍是许多人以为的普世价值。 中国人的国民性向来是含蓄的委婉的，既不同于日本的极端的惨烈与优雅，又不屑于美国的貌似开放的野蛮，自诩老派的中国文人往往自得于一种传统浸淫的风度与气质，比如闲云野鹤，四两拨千斤。不过，那些山野中的中国乡民更多的是不假雕饰的淳朴，包括淳朴的美德与淳朴的罪恶，他们既可以表现出与世无争的单纯美好，亦可以执拗于原始的野蛮，而那些高不成低不就的小城镇里的居民，则更多随遇而安的妥协，并自得其乐。 评判中国人出门陋习的新闻屡屡掀起公众讨论的声浪，大多都引以为耻，然后要将矛头端向一个具体的靶子，殊不知，所有的不文明并不单属于哪一个特殊的国度，只是人类的某个群体，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任何国人。 无论什么人，总希望并愿意自己是高贵的，哪怕只是外表的一种姿态。我以为这是人类进取过程中的一种自然虚荣，所以人们希望自己任何时候都能将得体的美满的一面示人，无论那些光彩照人背后是否也有难言之隐，这是无可厚非的，只有不识趣或情商欠缺的人才会执意去拆穿。 世俗的享用，没人会真正拒绝。日本作家笔下的日本人“喜欢干净、没有污秽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平静而美丽，犹如一树盛开的樱花。”他们将取暖和睡觉和饮食，视为一种自由自在、享受快乐的放松状态，也当作一种用来磨砺人的训练，所以一边沉迷于细节的美感，一边还在修炼一种相关的“最高德行”。倒是那些吃快餐的西洋人，显得更加随意，对于生存的必须，他们的追求显然不那么讲究，远不如古老中国传承至今的衣食住行的文化，舌尖上的饕餮盛宴，服饰中的华美灿烂，建筑中的诗情画意，可管中窥豹。 看了一本《菊与刀》，算是给那些我的俗世里可瞭望甚至触及的日本料理日本化妆品日本电影找到了溯源地，尽管，身为一个普通中国百姓，深浸在骨子里的民族感情依然对小日本儿的一切很不屑，但并不妨碍我去了解它们。 然后，关上门想想，我可能做到的高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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