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森林》 七夕到了，我们又可以来聊聊爱情这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讲道：“爱是人的一种主动的能力，是一种突破使人与人分离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种把他和他人联合起来的能力。”在日益撕裂的当下，爱人的能力显得尤为可贵。 许多人去爱，是认为爱必然通向幸福，而幸福如今又被许多外在的标准定义着——物质的、圈层的、潮流的。当对照外部标准而忽视爱的真意，幸福感就难免有所缺憾。 如梁永安教授所说：“人的幸福是个人化的，而不是社会化的。”爱与幸福，也许不是能用理想与标准去衡量的，在幸福感普遍缺失的年代，重建爱的能力，或许需要一点“一意孤行”的勇气。 💌节选自《梁永安的爱情课》💌 爱情和幸福， 往往都是一意孤行 人突然发现了自己，这种发现是经过理性的过滤，经过反复的犹疑，还是另外的一种？幸福是不是一种自发性的东西？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是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作品，我觉得这部小说很有意思。她写小镇上有一个艾米莉亚小姐，她的骨骼长得特别粗，肌肉特别壮，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有男子汉气概的女人。这种女性当然很多男人就畏而远之，大家都不敢去爱她。但是偏偏有一个很有流氓气的男子马文特别喜欢她。  卡森·麦卡勒斯 马文的心理特征是他特别想有一个依靠，别看他是个流氓，但实际上内心是很虚弱的，他很希望有一个很强大的东西能够让他去依靠。 艾米莉亚小姐有一种权力的欲望，她希望支配别人，马文恰好有一种被支配的欲望，特别想依赖别人，所以他跟她结了婚。结婚以后却发生了一个反转。艾米莉亚小姐能接受他做新郎，但是不能接受他作为丈夫的角色，所以当马文想跟她发生夫妻关系时，遭到艾米莉亚小姐的坚决拒绝。新婚之夜，两个人打得一塌糊涂。 这段婚姻只持续了十天，最后马文只好离开她。马文在崩溃之下开始继续作恶，最后因谋杀和抢劫罪被抓进监狱里去了。 这时候艾米莉亚很享受这种又是一个人但又结过婚的状态，很享受生活。没想到有一天突然跑来一个人，是个驼背，叫里蒙。他对艾米莉亚说，我是你的亲戚，拐弯抹角追踪下来，其实我是你的表哥，而且在家族历史上你们还欠我们一笔账。 艾米莉亚看到他，把他留下来了。而且非常奇怪的是，艾米莉亚一下子就爱上了他，这种爱看起来是很没有道理的。 马文看起来很强壮，他激不起艾米莉亚对他的爱怜，但是里蒙这个驼背，一个很可怜的人，却唤起了艾米莉亚对弱者的一种情感，并由此释放出一种男女的感情，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了。大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她居然会爱上里蒙。 六年以后，马文出狱了，回到咖啡馆，艾米莉亚要把他赶走，结果没想到里蒙一看到马文，突然不可思议地爱上他，这三个人一下子卷入巨大的漩涡中。  《初吻》 因为里蒙内心深处很喜欢那种很特别很不规矩的人，他内心也有一种跟随性，所以他迷恋并追随马文。整个小说里面就充满了一种怪异之感。这里面我觉得写出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首先就是幸福的独立性。你看艾米莉亚，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马文跟她求婚，她就答应。这不是爱对方，而是爱自己的表现，她实现的是自己的力量，实现的是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女性。 马文也是这样，本来他是想前来报复艾米莉亚的，但是看到里蒙，同性恋的情结瞬间爆发出来了。这种情感的爆发，在世人看起来是很不堪的，在以往的小说里面它都是一种被压制的东西，但是在这部小说里面不是。 人的幸福是个人化的，而不是社会化的。麦卡勒斯写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爱情和幸福往往都是一意孤行。 我们内心的幸福感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它设定在一个框架内，《伤心咖啡馆之歌》就是一个反框架的小说。我们不是把幸福放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我们内心深处也可能有马文，也有艾米莉亚，也有里蒙，这些东西都可能会给你幸福。有时候，那些看起来是缺陷、脱轨、边缘的东西，它们反而会释放出一种非常真实的感情。 我们看《低俗小说》这样的电影，黑帮小弟也有它的幸福。通过对幸福的理解，我们会扩大对人的理解，会扩大对人的肯定。在麦卡勒斯的小说里面，它会让人深切地反思自己，生命里面有没有得到幸福，得不到幸福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它规定得太狭窄了？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角度，也是对自我一种巨大的追问。 巨大的时代转换里， 幸福可能会被丢弃 跟麦卡勒斯写的《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个人遭遇、情感、幸福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巨大的时代的转换里面，丢弃幸福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遭遇一个普遍的幸福丧失的时代。 我们看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东京物语》，《东京物语》讲平山周吉和登美这对老夫妻，他们家住在尾道，是日本西部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城。他们的儿女住在东京，他们就来到东京看望孩子，说是看望孩子，实际上是内心渴望日本传统家族社会的温暖。  《东京物语》 “二战”之后，日本进入一个工商社会的建构中，大家都拼命地在新的资本时代里去奔跑、去追逐。这对老夫妻来到东京之后，发现这些儿子、媳妇、女儿、女婿都在忙。我们说世界上最让人觉得悲凉的事情就是，不是不爱父母，而是太忙，心里装满了事情。所以孩子见到父母之后看起来是很应付的，虽然实际上心里是很爱的，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落差。 后来儿女为了表示自己对父母的真心，没办法陪伴他们，就让他们去热海度假。两个老人到了热海以后，电影的那个镜头，他们坐在海滩上的背影显得特别寂寞，两个人非常怀念孩子小时候在身边转来转去的日子。后来两人终于决定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登美生了重病，等到终于回到尾道，登美不久就去世了。子女们赶回去，却只能在家里待一两天，又匆匆赶回东京，忙碌于各种事情。 小津安二郎拍这部电影，最后就是想讲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优厚的薪水可以放弃，称心的工作可以再找，亲情却不可以搁置，因为那是永远的避风港，是黑夜中的明灯，无私地指引我们的生命之舟顺利绕过暗礁险滩。” 这是一种很温暖的生活，但现实的情景是，这个城市这么大，一不小心走散了，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了。妈妈去世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我们总是放弃自己最珍贵、最幸福的东西，然后忙忙碌碌地去追求那些外在的东西，这是我们在一个大时代里面不可避免的困境。 《东京物语》中的那个时代正值日本第二消费时代，人人都忙于追逐这股潮流，潮流之猛烈，把家庭冲垮，把家族之情冲垮。日本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济腾飞之后，有一个时期面临着人情断裂的状况。因为一九八五年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原来家里有一个房子，谁继承都无所谓，反正就值那么一点点钱，结果没想到日元一下子增值这么多，这个房子就变得特别值钱了，然后家庭里面的后代为了争夺房产继承权，矛盾就尖锐化了，亲情关系被高度利益化。整个东京社会那个时候遭受着比《东京物语》中的五十年代还要剧烈的一次冲击。 人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幸福在这个历史的进程里面被大潮裹胁，一点点地在丧失。有时候它一旦丧失了，就再也回不去，这正是小津安二郎所看到的。生活不是由自己定义的，这是人间最大的悲剧，自己不能定义自己的幸福，而是被潮流定义，被外部定义，被物质定义。  《了不起的盖茨比》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写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爵士时代，那也是一个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人以自己消费的东西来代表自己的价值。这里面没有丝毫真正的幸福，那些带有人情冷暖的东西，带有内在情感的东西，都没有了，而且一旦失去了就回不来了。 《东京物语》这样的电影，结合它的历史背景来看，是特别值得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一看的。我们也正处于高速城市化的时代，我们为了房子，为了工作，为了收入，都在拼命地忙碌。我观察中国社会往往非常注意春运，春节的时候还有没有这种回家潮？如果大家都变得理性了，二月份那么挤我们不回去了，我们三月份或者四月份回去，这样的话人就理性化了。但是在这种合理性里面，我们文化内部那种强烈的归乡感，我们那种强烈的家的情感就消失了。所有理性的东西、所有很冷静的东西，有时候都有消灭幸福的作用。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知不觉就失去了幸福，因为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合理，都是可以解释的，而在这个解释中幸福没有了。 《东京物语》中的那些子女，他们哪一个人的理由没有道理呢？但就是在这种冷静的道理里面，我们就失去了整个时代的幸福。小津安二郎对历史很尊重，对人也很尊重，他看到了这个危机，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能拍出这样的电影。而在今天来说，我们很多人对这样的问题依然视而不见，或者是很麻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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