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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突然接到一封中央来函，请代为寻找一个叫“牛宝正”的人，可是并不知道此人的具体地址。 这偌大的山东省，只知道一个人名，这该怎么找？山东省委的同志看完信，不由一头雾水，不知该如何着手。 当然，竟然是中央领导同志下达的任务，即使这件事不好办，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办，于是开始派人四处打听消息。
不久，有一个同志听说了这件事，就向组织反映说：他以前在渤海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时候，与一个叫牛宝正的人打过交道，这人大概是无棣县城关附近的人，但是不是中央领导要找的人，就不好说了。 此时，山东省委也没有其它有用线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将一纸公文下到了无棣县委办公室。 最后，这个寻找“牛宝正”的任务，就落到了县委办公室干部张学德的身上。 张学德经常去基层走访，了解信息多，立刻开始查找。当时，无棣城关区委正召开乡村基层干部会议，张学德骑上单车，直接赶去了现场。
经过城关区委相关领导同志的同意，张学德走上主席台，用扩音话筒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告知了这一则特殊的“寻人启事”。 半个月后，有人向张学德的反映：县城东关有一个管制犯人叫牛宝正，不知道是不是他要找的人。 张学得一听，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赶往城关公安局了解这个人的具体情况。 据城关分局局长张权温的介绍，这个“牛宝正”的经历比较复杂，曾经当过无棣县警察局队长，后来还在外地的国民党监狱当过看守班长。解放后，由于其特殊身份的历史问题，所以被列入必须接受管制的“反革命分子”。 张学德心里一愣，这怎么可能是中央领导要找的人？！本想转身离开，想了好一会，觉得把这人叫出来问问，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
于是，张学德就以“审查人员”的名义，去审讯室里与“牛宝正”见了面，让他谈谈自己过往的历史。 让他没想到的是，随着牛宝正的“交代”，竟然是一段早年鲜为人知，险象环生的关于革命斗争的故事。 一1886年，牛宝正出生于山东无棣县后牛村，父母均是勤劳朴实的普通农民，依靠租种地主家的田地维持基本生活。 由于家里贫困，牛宝正只念了一年书，就被迫辍学回家干活。后来，全家人投奔亲戚迁居到无棣县东关生活。 1919年，牛宝正机缘巧合进入无棣县警察局当了一名骑兵。三年后，因为上司的信任和赏识，他还被提拔为警察局分队长。 此时，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山东时局动荡不安，牛宝正不想为当局效力，经过再三考虑，最后选择了辞职回家另谋出路。 1931年，牛宝正通过朋友的帮助，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找到了一份看守的工作。
草岚子监狱，当时是国民政府在北平的一个临时看守所，里面关押的大都是在平津地区逮捕的共产党人，因而也叫“北平军人反省分院”。 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委员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一批中共北方秘密党员均不幸被捕，全部都关押在此。 牛宝正初来乍到，加上性格敦厚，从上班的第一天起，就不像其他看守员一样颐指气使，对监狱里的“政治犯”大声吆喝和叫骂，这让“犯人”们对他颇有好感。 有一天，山东老家突然给牛宝正寄来了一封信，说是家里老母亲突发重病，现正四处筹钱医治，让他尽快寄些钱回家。 牛宝正十分着急，原本想请其他看守代自己写一封回信。然而，他想来想去，又觉得不妥，因为与他们相处的这段时间，他算是看清了这帮人的嘴脸，全都是“兜里揣着死耗子，却冒充打猎人”的小丑，几乎无一例外。 并且，他们特别嫌贫爱富，万一让他们知道家里目前经济窘迫寒酸的状况，肯定会对自己尽情嘲讽奚落，以后更看不起人……
可是，牛宝正又不太识字，根本无法写回信，这该怎么办呢？ 这天，牛宝正在监狱值勤，走到一间牢房门口，看到里面的杨献珍在念念有词，说着他听不懂的外国话，心里顿时有了主意。 牛宝正轻声把杨献珍叫到牢门口，打量了一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看你文质彬彬的样子，应该是个文化人吧？” “以前读过几年书，让你见笑了，长官找我有事吗？”，杨献珍看着牛宝正，眼神十分警惕，直接开门见山的反问。 牛宝正用手摸摸头上的军帽，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问道：“没什么事，就是想让你代俺写一封家信，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 “哦，那没问题，只是小事一桩而已。”杨献珍有些如释重负，不假思索回答道。 “真的吗？那明天俺来找你写。”牛宝正不由有些兴奋。 “可以，记得带纸和笔。” “好嘞！” …… 第二天，牛宝正找了借口，一个人偷偷来到杨献珍的牢房，让他为自己代写家书。 两人配合默契，牛宝正负责口述，杨献珍执笔，折腾了四十多分钟就完成了。 二此时，国内革命形势极其严峻，大家都深陷牢狱，早已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但是同志们仍然对革命充满了热情和信心。
在殷鉴、安子文等同志的主持组织下，也成立了“草岚子监狱党支部”。大伙儿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鼓励，耐心等待党组织的营救行动。 但是，由于他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久而久之，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同志，难免会出现思想上的波动，所以特别需要一个“情报员”，告知他们外界的一些信息。 因为帮牛宝正写家书，杨献珍大致知道他家里的境况，这个堂堂七尺男儿聊到母亲病重的事情，又不能回家照料，竟然几度哽咽。这让杨献珍动了心思，认为牛宝正这人品性不错，应该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于是，杨献珍就把这个想法报告了监狱党支部。没想到，大家平时对牛宝正的印象都不错，就让杨献珍刻意试探一下。 此后，只要是看到牛宝正值勤，杨献珍都会有意无意主动与他搭话，聊聊监狱里的琐碎事，扯扯家常事。两个人渐渐也就熟络了许多，彼此之间多了几分信任。 这一天，牛宝正刚刚上班，按照惯例先到各个牢房去巡查一遍，走到杨献珍的那里，两人就开始聊上了。 “牛兄弟，最近你妈的身体好些了吗？”，杨献珍靠在门口，对着牛宝正问道。 牛宝正摇摇头，苦笑着回道：“俺也不清楚，家里还没给俺回信呢！” “哦，那你也不必太担心了。”杨献珍用左手朝自己摆了几下，示意牛宝正靠近一点说话。 等到牛宝正走近了，杨献珍突然掏出几个银元塞进他的手里，一边说道：“这点钱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寄回家里去吧！” “这不能要，不能要。”牛宝正连连推辞，想把银元重新塞回给杨献珍。 杨献珍把手缩回去，双手放在身体背后，对着牛宝正说道：“牛兄弟先收起来吧，要不被别人看见了也不好，我有事请你帮忙呢！”
听杨献珍这么说，牛宝正赶紧用眼睛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周围，这才把银元装进口袋，随后说道：“有啥事？你说吧。” “牛兄弟，我是个读书人，平日里就喜欢读书看报，可如今关在这监狱里头，哪里都去不了，你能不能到街上买些书刊报纸进来，让我也好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啊。” 牛宝正虽然不太识字，但早就从看守同伴那里听说，这里关的都是“政治犯”，那他们看的书籍报纸也多半是监狱方面禁止的，听杨献珍提出这样的要求，立刻开始犹豫起来。 “牛兄弟你放心，只买街头到处卖的，人人都能看的报纸。”杨献珍察觉牛宝正的神情不对，赶紧继续补充。 牛宝正低头又想了一会，脚用力一跺，似乎下了很大决心，这才咬牙回答：“可以！但是请你不要对任何人泄露，否则俺性命难保！” “这是肯定的！”杨献珍斩钉截铁地回答。 此后，牛宝正就成为了草岚子监狱里中共党支部唯一的“情报员”，大家还给牛宝正取了一个英文代号“OX”，即牛的英文发音“奥克斯”。当然，这个代号连牛宝正本人都不知道。
这一条秘密战线的顺利开通，让狱中的同志们增添了革命斗争的信心，有了“扛着红旗出狱”的坚定信念。以后的四年里，竟然从来都没出现任何纰漏。 三1934年，牛宝正因为工作表现出色，升任为看守班长，除了利用职务之便，给狱中党组织购买进步书刊以外，还担负着送情报的工作。 有一次，国民党当局派了两个特务伪装成“政治犯”，混进监狱里进行侦查情报，试图破坏大家的团结，劝说同志们一起投敌。 牛宝正得知消息后，立刻偷偷告诉了杨献珍。从此，这两个特务在监狱里被彻底孤立，跟谁都说不上话，更别说打探消息了。最后，这次秘密“潜伏”行动只能终止。 还有一次，国民党获取了秘密情报，怀疑狱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存在，于是调了一个宪兵队进驻草岚子监狱，开始对所有“犯人”进行审查和监视。 牛宝正立即将此情况秘密告诉杨献珍，让他们早做准备和防范，使得狱中党支部有了充足的时间，在这方面有准备有组织地展开斗争。 有时，牛宝正还会参加“陪审”的工作，每次看到“政治犯”们面对审讯的时候，表现出来的英勇不屈的气势，慷慨有力地答辩，都会让他的思想受到很大触动，不知不觉政治立场也逐渐发生改变，成为了一名同情革命的进步分子。 牛宝正不太识字，但只要杨献珍列出书名，他都会想方设法到外面书店去购买，许多马列共产主义著作都被秘密带入监狱，最后由杨献珍等人来负责翻译抄写，组织学习，把监狱变成了学马列主义的“学堂”。
后来，牛宝正还冒着生命危险，积极配合北平地下党组织，对草岚子监狱里的同志进行营救。 1936年，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达成，国共合作宣言发表。中共方面各地党员干部人手紧张，北方局刘少奇就给中央写报告，认为应该根据形势需要，将被监禁在草岚子监狱的五、六十名党员全部营救出来。 中央很快予以批准。北平地下党随即联系上牛宝正，让他迅速将这个好消息转告狱中党支部。 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刚开始并不相信，误以为是敌人的诡计，坚持拒绝执行。 北平地下党同志没有办法，只好再次让牛宝正秘密通知，并随信附上中央批准文件的抄送件一份，狱中党支部这才相信，决定即刻执行出狱计划。
当时，国民党为了笼络人心，规定草岚子监狱里的服刑人员，只要在报纸上公开刊登，以后“反共”的政治立场，就可以直接获释，从此走出监狱。 大家想要顺利出狱，似乎只有采用这种方式。然而，只要细想就会发现，敌人这一招歹毒无比！一来这相当于公开放弃自己的革命信念，此后背上叛变的罪名。 二来让所有人都知道了你的立场，即使出狱了，党组织还怎么相信你？其他同志会怎么看你？无论如何辩解，恐怕都无济于事，就算跳进黄河恐怕都洗不清。 狱中党支部考虑到这样的复杂情况，写了一封长信，通过牛宝正转交给了北平地下党，随后又被送到了刘少奇的手里。 他们在信里提出了三点：一是如果党组织一定要求他们必须出狱，这个登报“反共”的决定由组织负责。 二是他们出去后，党组织必须承认他们依然是中共党员，并安置工作。三是这件事必须是中央确认批准，他们是依令行事，以后无需立案审查，也不能追究此事。 刘少奇阅信后，派人专程找党中央批示回复，一致同意按计划进行。随后，北方局将向中央建议的主要内容以及中央的批复文件各抄送一份，全部一并送进了监狱。
草岚子监狱党支部终于相信，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于是他们开始实施出狱计划。 国民党当局一下子收到这么多出狱要求，一时也难辨真假，反而有些迟疑了，这件事竟然耽搁了下来，一直也没有确切消息。 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监狱党支部负责人一起认真研究，认为此事不宜操之过急，反而会引起敌人的怀疑，还是分批出狱比较妥当。 于是，安子文、刘澜涛等9名同志再次请求出狱，最后顺利离开。半个月后，赵林、冯乐进等21名同志再提出请求。就这样，一批一批的，前后61名党员同志按照此法如愿出狱。 当然，大家出狱后，有时还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因此，大家都各自分散行动，即使在街上碰到，也尽量不说话交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大家才各自秘密联系找党组织，并接受党的工作分配。 四牛宝正尽管百倍小心，高度警惕，可惜百密终有一疏，因为与“政治犯”交往过于频繁，还是引起了监狱当局的怀疑。
不久，国民党就将牛宝正逮捕入狱，一顿严刑拷打，逼问其罪责，没料到牛宝正宁死不屈，始终一言不发，让当局束手无策。最后，即使手里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依然判了牛宝正死刑。 北平中共秘密地下党获知消息，对牛宝正展开了一次紧急营救行动，并且最终顺利将他逃出草岚子监狱。 随后，经过周密策划，北平地下党同志又将牛宝正及其家属护送出城。此后，牛宝正就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回到山东老家以后，牛宝正吩咐全家人保持低调，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此事，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多年来，牛宝正全靠当一名小贩，做一点小买卖，勉强维持全家生计。若是别人偶尔提起他当年在北平当监狱看守的事情，牛宝正要么转移话题，要么沉默不语，因而周围的人都不知道他这段对革命有功的“历史”。 如今，牛宝正眼看身陷囹圄，还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面对张学德的“审查”，只能如实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希望可以早日解除管制。
张学德随后把初步了解的情况汇报给了无棣县委。不久，上级回复称，此事要上报中央领导，才能进一步确认牛宝正的身份。 新中国成立以后，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革命元勋，并没有忘记牛宝正，大伙儿齐聚一堂的时候，聊起草岚子监狱里的往事，就免不了提起他的功劳。 1950年，杨献珍就此事主动联合大家签名，写了一封信报告中央，请求派人寻找牛宝正的下落。可惜时隔多年，大家只记得牛宝正是山东人，于是就委托山东省委寻找。 听说找到了“牛宝正”，大家都欣喜不已，就提供了更多的监狱生活细节，让张学德继续去追问和“审查”。 经过多次约谈，张学德终于确认眼前的这个管制犯人“牛宝正”，正是中央领导们要寻找的“恩人”！ 张学德告诉牛宝正，那些以前在监狱里的“犯人”，现在都是新中国的重要领导。牛宝正不由大吃一惊，连声说：“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经无棣县委批准，张学德宣布对牛宝正解除管制，并按照中央的指示，随后将安排他全家一起进京。 牛宝正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确认后，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双手紧紧抓着张学德的胳膊，说不出话来…… 不过，当无棣县委紧锣密鼓安排牛宝正一家人入京的时候，牛宝正却犹豫了，突然就不想去了！ 张学德上门追问原因，几次劝说之后，牛宝正才道出了实情。 在牛宝正看来，认为自己并没有为党立什么大功，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其次就是多年来在家乡生活惯了，担心此次进京以后会水土不服。最后，由于儿子一直在外地做水利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联系上他。 张学德就把这个情况汇报了，无棣县委商议后决定，先安排牛宝正一人进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随后再安排他的家属前往。
牛宝正入京后，刘澜涛、杨献珍等多位领导亲切接见。众人聊起草岚子监狱，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十几年前，不免颇多感触。 后来，牛宝正还是接受了老朋友们的提议，回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草岚子监狱做预审工作，享受干部行政十八级待遇。 1954年11月，牛宝正因病医治无效，最终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走完了他看似平凡却又值得回味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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