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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以“宋四家”竞相辉耀的北宋书坛而言，南宋书艺式微乃时代使然，但南宋时期的书法文化与书法理论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比如，以《兰亭序》刻本的传播而形成“兰亭学”就极具时代特色与文化意义。这一现象的出现，号称“中兴之主”的宋高宗赵构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利用传世的南宋书法史料作排比分析，钩稽相关线索，可以发现南宋书法史实际上存在着一股“双线”发展形态。即一方面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延续了北宋书法主流的“尚意”风潮，这是“顺应”时代的动力；另一方面以赵构为代表的“以钟、王为法”的“复古”思潮，这是“逆流”时代的动力。前者是表流，而后者是暗流。而赵构在书法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帝王之尊，明确倡导“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并身体力行，成为南宋书法史勾连晋唐与后代的“主流”现象。 重视钟繇、王羲之书法，是两宋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淳化阁帖》的辑刻是一个标志，随后据其所作的翻刻与增删而形成的《阁帖》系统丛帖在两宋形成风气，南宋时期也颇具规模。尽管传世的赵构书迹表明，他前期经历了学黄庭坚、米芾的过程，但最终进入了“以钟、王为法”的书学大端，不仅提出了相关的明确主张，而且身体力行，五十年不渝其志。 绍兴十年（1140）十一月，赵构曾经与大臣秦桧谈论书法，当时就提出：“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这一观点，不仅成为赵构自己的行动准则，而且深刻影响了孝宗及其以后的南宋诸帝、皇后贵妃，乃至部分亲近的宗室子弟，而且也表现在对朝士和后人的影响上。与之相近，赵构表达自己在书法实践上取法羲、献父子的心迹并屡加推赞的语论，在其“在位”与“退处”时期都是一致的。 根据对赵构生平行历和书风发展相结合的考察，他的书法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羁旅时期，即绍兴七年（1137）以前，其书风表现为以取法北宋名家黄庭坚、米芾为主导，同时开始上涉晋唐法书。第二，复古殿时期，即绍兴八年（1138）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其书风表现为对钟、王法书的潜心研习下的“二王”体系化，小楷始具个人风貌。第三，德寿宫时期，即隆兴元年（1163）以后，其书风表现为行草书在“二王”体系下的个人化，大字、行草书始得自成一家。这其中，绍兴七八年前后的书风转变具有书法史意义。
宋高宗《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 绍兴之初，宋高宗重要的传世三碑《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绍兴二年六月书诏，绍兴三年刊刻）、《绍兴恤刑手诏》（绍兴三年正月书）、《佛顶光明塔碑》（绍兴三年六月书）以及《殄灭群寇敕》（绍兴三年书）等，均还是非常明显的类黄庭坚书体。
宋高宗《绍兴恤刑手诏》
宋高宗《佛顶光明塔碑》 大约在绍兴四年到五年期间，他开始从使用黄庭坚体转向用米芾体。很可能是米友仁“侍清燕”的应召到来，在赵构书风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至少在绍兴六年，米友仁已经在赵构身边了，而绍兴初期又正好是米芾书法大量集中内府的时间。对此，岳珂在《宝真斋法书赞》中所记载，赵构复好米芾书法，并以其子米友仁侍清燕“而宸翰之体大变”，基本可信。也正是在米友仁侍清燕的时候，赵构在取学米芾书法的同时，也开始大量临摹内府所藏米芾所临王羲之书札和《兰亭序》，并以此作为上追晋唐的桥梁。赵构“作米字”的时间似乎也不长。文献记载表明，赵构在绍兴四年临王羲之小楷《乐毅论》赐韩世忠、七年临行书《兰亭序》赐刘光世，并在十年多次题赞王羲之书法等。传世书迹中绍兴十一年所书《赐岳飞批札卷》、十三年前后所书《御书石经》，就已经少有黄、米体势而多王羲之笔意了。   宋高宗《赐岳飞批札卷》 从史书记载中可知，赵宋皇室沿袭唐风，对钟繇、王羲之法书有着偏爱的传统。这一家族式的传统对身为宗室子弟的赵构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早年在汴京内府中曾见到的大量汉魏六朝法书名帖，也必定给曾经有着良好教育机会的赵构以深刻印象。虽然赵构潜心学习钟、王法书的时间，真正始于何年已经很难考定，但可以明确的是必定开始于青少年时代的学书伊始阶段。赵构真正有机会深入学习“二王”，应该在绍兴八年定都临安以后。退处德寿宫后的赵构更是“北宫燕闲，以书法为事”。此时已是的南宋“鼎盛期”，这使得本身已再不需要勤政的太上皇赵构，更能安心地实施着他的“二王”梦。于是，他再一次也是真正意义上地开始了对“二王”的潜心研习，尤其是对王羲之书札、智永《真草千字文》、孙过庭《书谱》、杨凝式《韭花帖》等晋唐法帖最为用心。正是通过这一系统、深入、有选择的临习，使得他晚年的行草书，表现为出入“二王”、所得颇深的个人面目。这大概就是他在《翰墨志》中有“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颇为得意之言的原因吧。 当然，高宗赵构对《兰亭序》的学习，很可能在他康王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绝不是学了黄庭坚以后再学米芾、再学《兰亭序》这样简单、截然的过渡，也不是早前没学过钟、王，而可能是这样的学习在风格转变之前已经开始。“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得钟、王笔法，然后出入变化，自成一家”作为赵构论书法的核心主张之一，是他对书法史的贡献，也是他一贯的书学观念。 宋高宗赵构一生的书法活动中都重视《兰亭序》，是他推崇王羲之的具体行为，表现为临写、鉴赏、阐论等。作为一位帝王书家，其地位足以影响时风。 其论书崇尚“以钟、王为法”、推许米芾、注重楷书与行草书的相互关联等书学观念，也对时人或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纵观南宋绍兴年间至元代初期的中国书法史，赵构书法风貌及其书法观念影响所及者，不在少数。从传世《翰墨志》和宋人笔记、书学著作中，可以知道赵构对王羲之书法尤其是对《兰亭序》推崇备至，不光自己常常临写，以自己的临作颁赐近臣，而且要求自己的接班人（孝宗）也要勤加学习。如陆游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史丞相言：高庙尝临《兰亭》赐寿皇于建邸，后批字云：'可依此临五百本来看。’盖两宫之笃学如此。世传智永写《千文》八百本，于此可信矣。”可以这样说，赵构以帝王身份“中兴”南宋一代的同时，也开创了南宋时代的书法风气。赵构书法创作所经历的心仪黄庭坚、推许米芾、尊尚“钟、王”的三种典型，深刻地影响了南宋一代的书风。或许正在赵构“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的言行感召之下，南宋士人虽没有能够将书法一艺恢复到东晋时代“朝士无不能书，以擅一时之誉，彬彬盛哉”的高度，但也所幸尚得米友仁、吴说、陆游、范成大、张孝祥、朱熹、吴琚、张即之等辈的努力，还并非一无可称。 早在绍兴之初，高宗赵构就有与大臣一起鉴赏《兰亭序》的专门活动。比如： 绍兴元年正月十二日，高宗会宰属官于事堂之别厅，辛道宗出所藏唐人临本《兰亭序》与诸人同观。 约绍兴五年前后，高宗有札付孟庾曰：“闻知会稽县向子固有褚遂良所临《兰亭序》，后有米芾题识，卿可取进来，欲一阅之。十四日。付孟庾。（御押）。”又，“《兰亭序》却付卿。廿四日。（御押）。” 绍兴庚申十年（1140）御制御书《复古殿兰亭赞》：“右军笔法，变化无穷。禊亭遗墨，行书之宗。奇踪既泯，石刻亦工。临仿者谁，鉴明于铜。” 赵构早期的论书主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鼓动士类；二是礼赞王羲之。前者是抗金以图恢复的时势所需，后者是承继“祖宗之法”以显正统的审美宣言。而《兰亭序》恰恰是两者较为完美的结合范本。具体表现在赵构以《兰亭序》拓本、御书临本颁赐文武大臣德行为上。根据史书记载稍作梳理，在帝位上的赵构就曾有以下事件： 绍兴三年癸丑，高宗以《兰亭序》墨本御笔加跋三十六字赐内侍郑谌，署“复古殿书”：“茧纸鼠须真迹不复可见，惟定武石本典刑具在，展玩无不满人意。此帖所宜宝也。” 绍兴七年三月，行宫留守吕颐浩书入觐于建康宫，既陛辞，高宗遣中使赐以御书《兰亭序》。后吕颐浩上谢表，并作跋，将御书刊石。 绍兴七年十二月，高宗御临《兰亭序》一本赐刘光世，因论书法甚详，遂及法帖（《淳化阁帖》）曰：“其间甚有可议。如古帝王帖中有汉章帝《千文》，《千文》是梁周兴嗣所作，何缘章帝书之？举此一事，其他可知。岂不误后世学者。” 约绍兴九年六月，高宗御临《禊序》一本赐刘光世。 绍兴十五年七月，高宗以韩世忠表献吴皇后临本《兰亭序》赐保康军节度使吴益，吴益刊于石。 绍兴十九年五月，高宗御临《兰亭序》一本赐陈康伯。 绍兴三十一年十二月，高宗驻跸建康，御临《兰亭》赐皇子、建王赵玮于建邸，后批云：“可依临五百本来看。” 此外，赵构还曾临写过王羲之行书《玉润帖》（即《官奴帖》）和草书《乡里帖》等等。 显然，赵构正是发挥了自己的书法特长，作为“中兴”之初展开实行“文物之治”这一赵宋政权的基本方针，有效地“巩固”他的政权统治。在绍兴前期韩世忠、岳飞抗金得胜时，他曾分别书写“忠勇”“精忠”等字表其旌旗；为鼓动士类，他多次将自己所临古法帖、所书经、传、史、诗付赐宰执，还不免以此教导一番；太学建成，应允臣下之请，将自己所书“六经”等数十万字刊石建阁于其中；每逢大举，必亲洒宸翰赐新第进士。在南宋人所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兴小纪》）、《南宋馆阁录》《南宋馆阁续录》《四朝闻见录》《玉海》和《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等书中，相关记载随处可见。 传世“游相兰亭”甲之一御府本《兰亭序》，可以看作《定武兰亭》乃至是《兰亭序》在南宋传刻的开篇之作。它的与众不同，就在于是经宋高宗“宣取”宗室赵子昼家藏《定武兰亭》古本（早期拓本）摹刻于禁中（帝王所居宫苑），在时空上有特殊意义。
“游相兰亭”甲之一御府本赵构题跋 首先，该本摹刻了宋高宗的题跋，时间为绍兴元年（1131）八月十四日。这很可能是宋高宗针对《兰亭序》所作题跋的最早一则。赵构跋曰： 揽定武古本《兰亭序》，因思其人与谢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且羲之挺拔俗迈往之资，而登临放怀之际，不忘忧国之心，令人远想慨然。又叹斯文见于世者，摹刻重复，失尽古人笔意之妙。因出其本，令精意钩擪，别付碑板，以广后学。庶几仿佛不坠于地也。绍兴元年秋八月十四日书。 此条题跋文献记载较早见诸桑世昌《兰亭考》卷二《睿赏·高宗皇帝》著录，后有桑氏跋记：“宗室子昼绍兴初在从列，宣取所藏'定武本’，遂摹刻禁中，高宗亲御翰墨，即此跋也。”句中“羲之挺拔俗迈往之资”云，疑“挺”字为衍文，否则文句有明显瑕疵。很可能，原刻中的“挺”字右边曾有衍文符号，传世所见拓本因传拓手法而无法体现。绍兴元年（1131）正月一日，高宗下诏改元，升越州为绍兴府，以越州为行都。五月，时高宗驻跸绍兴府，寓火珠山巷，秘书省初复。前一年（建炎四年），宗室赵子昼应召从衢州来到高宗身边“侍从”。而“甲之一”本正是高宗“宣取”赵子昼家藏《定武兰亭》，命人精心摹刻于禁中（故称“御府本”），摹刻的地点恰恰正是永和九年《兰亭序》的诞生——山阴（绍兴）。时历接近十三个甲子之后，《兰亭序》在时空上又在绍兴作了一次邂逅。 其次，作为根据当时的“古本”，也可能已是宋室南渡后的“佳本”“善本”而作出精心摹刻，反映了《兰亭序》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按照姜夔《禊帖源流考》的说法：“《兰亭》真迹隐，临本行于世；临本少，石本行于世；石本杂，'定武本’行于世。”宋代最终形成鉴赏高峰，当时是士大夫家藏一石为贵，最终形成了两宋“兰亭学”。更为重要的是，“靖康之耻”后，中原文物损毁无数，书画典籍更是不在少数。“南渡”后的宗室旧藏古本，定当难得，据此摹刻而藏禁中，必然精当。南宋后期的权相游似（？—1252）以此所得，冠其为所藏百种《兰亭序》拓本之首（甲之一），有“上（皇帝）亲御翰墨为之跋”的主要因素，也必然有视其为南渡文物珍品的历史心理。后世珍重如此，也是理所当然。 另，有证据表明，桑世昌《兰亭考》至少在开禧三年丁卯（1207）与嘉定元年戊辰（1208）间，已经在当时的文人圈内流传了。传世“甲之一”本中的游似题记，其内容应该是根据桑世昌《兰亭考》中对《定武兰亭》的记载稍作改动题写的。 再次，“御府本”中的宋高宗题跋，对于考察赵构书迹的风格变迁，具有重要价值，这一题跋应是根据高宗御书真迹上石的。虽然传世高宗书迹（含刻石、刻帖），存在绍兴元年用“宝”，绍兴二年没有用，绍兴三年又有“御书之宝”，到绍兴七年、绍兴五年、绍兴十年用“宝”的情况。但是，题跋未必一定按照诏书的制度来签署押宝。从书法的角度看，这一题跋不可能是出自代笔，所以它的存在印证了一个事实：赵构再登基之前，应该也长期临写过钟、王小楷书迹。这一御跋书迹虽然偶见黄庭坚书法的影子，但也真真切切地包含了钟、王小楷书的痕迹。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赵构在绍兴五年至十三年期间先后陆续书写的《御书石经》以及绍兴十年庚申《复古殿兰亭赞》题跋等小楷书迹的风格渊源。
赵构《复古殿兰亭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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