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今本《周易》为王弼所传东汉费直古文易本，考之竹简本，今本与竹本大体相似，证明了今本确为古文《易》本无疑。而帛本《周易》应为汉初田何所传今文《易》本。理由有二:一，从时间上说，帛本经传的抄写时间应在文帝或文旁之前，基本可界定在高祖至吕后执政的二十余年间，这符合汉初传《易》'本于田何一家”的史书记载。二，从学术归属上看，帛《易》以“乖”代“睽”、以“礼”代“履”作卦名，显然受到《序卦》“晓者，乖也”“履者，礼也”的影响，此与汉初田何一系'训话举大谊”的学风也很相似。田何所传今文《易》本包括'今义”和“古义”两方面，“今义”指以“德行”“仁义”谈《易》的内容，古义”指以占筮及阴阳灾变谈《易)的内容。帛书经文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卦序的密切关系，及帛本《易传》中大量孔子论阴阳五行，占禁梦兆的语句，都反映了马王堆帛本《易》可能为史籍所载田何弟子周王孙所持“古义”的传抄本。
关键词:帛书易；今本易；田何；周王孙；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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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十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经文，及其另外的传文《二二子》《系辞》《夷》《要》《缪和》及《昭力》诸篇，经过20余年的整理校勘，近年始陆续发表出来。因为这是一批未经后人任何改动的汉初隶写今文资料，特别是它的经文六十四卦卦爻辞基本完整，这为研究《周易》古经本及汉代经学史上的今 古文学，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我们认为,假如帛书经文与传文为同时抄成的话，则其抄写的年代基本可界定在汉高祖至吕后执政的二十余年间。首先，这批帛书出土于马王堆三号汉墓。据考，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故帛《易》的抄写年代不会晚于文帝十二年。其次，今本师卦上六爻“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其“开国承家”帛本作“启国承家”，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之《周易》经文(以下简称“竹书”)作“启邦承豪”。今、帛本作“开国”“启国”而竹书作“启邦”由《象》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可证《象》作者所见《易》本作“邦”而不作“国”。帛本改“邦”为“国”，疑为避汉高祖刘邦之名讳也。据此，帛《易》的抄写年代应在汉高祖时或其后。第三，今本《系辞》“易有太极”，帛本作“易有大恒”。帛本《系辞》之“易有大恒”，是不避文帝刘恒之名讳故帛《易》当抄写于文帝之前。
而今本《系辞》及《象》、《象》等今本《易传》其他主要篇章，似当基本修订完备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或稍后。因由帛本《系辞》与今本《系辞》对比而考之，知今本(系辞》较之帛本在文字上作了一些社充与修订。但若仔细考察这些修订文字，很显然是在帛本原文的基础上作出的。此外，从上述避讳的角度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今本改“大恒”为“太极”改“启国”为“开国”以避文，景二帝之名讳，显然其抄写时间应在文景之后也。再结合帛本(系辞》之“易有大恒”与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篇中“恒先”之义考之，当以帛本作“大恒”为确，太极”当由“大恒”而来。所以，我们认定，今本“十翼”之文，是在帛《易》基础上修订完备而成，其时间大致在文景之后的武帝时期，即武帝立五经博十时或之后。作者这样设想:因为武帝设了《易》学博士，博士所用之《易》本经传，即是代表官方的正本。因此，武帝时对田何所传之今文本经传，必须在文字上作统一的修正与增订。此一工作疑在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时期。《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十》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恐怕就是在“博士集而读之”时，对传文作了统一的删削、补充与修饰。这就是今本《系辞》何以与帛本有异的原因。
正如前文所述，马王堆帛本《易》的最最可贵处，是它尘埋两千余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汉初隶写今文(易》原貌。而我们经过考辨认定，此隶字《易》本，正是汉初田何所传之今文《易》本。首先,以时间考之，如前所述，帛本写定于汉初，而田何为汉初唯一传《易》之人。《汉书·艺文志》说，“及泰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特别是《汉书·儒林传》称:“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要言《易》者本之田何。”所以。依《汉书·儒林传》的说法，田何为汉初传《易》第一人。《汉书·儒林传》中还有一条重要线索:“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据颜师古注:“高祖用娄敬之言徙关东大族，故何以旧齐田氏见徙也。初徙时未为杜陵，盖史家本其地追言之也。依此条颜注，我们可知，此所谓“汉兴”乃指日何是于高祖时徙杜陵的，故“汉兴，田何传之”之“汉兴”，自然亦是指田何授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四人，也应在高祖之时。
其次，以学术归属考之，依据传统说法，今本“十辈”诸篇为孔子所传授，而帛书经文卦名多依“十翼”传文训读，说明帛书经文属孔子所传。而田何正是汉初孔门(易》学的传人。
依据传统说法。《象》《象》《系辞》《说卦》《文言》等解说《周易》古经的传文系孔子所作，故《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系》《象》《说卦》《文言》。”同时。《史记》与《汉书》都列出了一份由孔子传《易》直至西汉田何的师承关系传授名单，由此可知，田何《易》确实师承于孔子。而这也正是田何《易》在武帝时能立为《易经》博士的根本原因。因此，考察帛《易》经文及传文与孔子的关系，是确定它是否为田何传本的重要依据:首先，帛《易》传文各篇大量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研(易》言论。由此可知，帛书《易传》是孔子及其弟子《易》学思相的反映。其次帛《易》经传文中的名，多依《序卦》《说卦》《系辞》等传文训释，说明帛书传文、帛书经文皆当为孔门所传之《易》。如:今本“睽”卦,竹书作“揆”“揆”字很明显与今本“睽”同。而帛本此卦作“乖”,帛本卦名作“乖”，显然是得之《序卦》:“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可证帛本卦名作“乖”，是以《序卦》的训释为据。再如今本'履'卦，帛本作“礼”，此亦得之《序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由此知，今本乾卦帛本作“键”，今本坤卦帛本作“川”，亦皆得之《说卦》“乾，健也”“坤，顺也”。过去读《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总不解先儒何以“天行健”对应“地势坤”，见到帛本后方知，此“天行健”者，乃“天行键”也。因“键”“健”互假，故而“天行健”即“天行键”，而“天行键”亦即“天行乾”也。《象》文是以“天行乾”对应“地势坤”以此可知《象》文当经今文经师整理。今本离卦帛本作“羅”亦本之《系辞》:“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由帛本卦名多以《序卦》《说卦》(系辞》等传文之释为据考之，帛本对原古文本中的古字古义，已经本着“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的精神作了训诂解读，因而留下了田何当时传《易》时“传通其义”“以今文读之”的明显印记。故帛本当为汉初田何所传之今文本无疑也。同时，亦知《汉书·儒林传》称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颜师古注:“故谓经之旨趣也。它皆类此。”今观夫帛本卦名及传文中对经义的简约解说，方信此说不谬也!
以上说明了帛《易》是汉初田何所传之今文《易》本。但前面已说，田何曾授《易》给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等四人。由于有今本和帛本卦序的差别，故田何所授四家之《易》当有不同。那么，帛本这种有着与今本全然不同卦序的《易》本，它属于这四家中的哪一家呢?
我们认为，帛本《易》当属周王孙《周易》“古义”，号《周氏传》者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各家。案《汉书·儒林传》:“丁宽字子襄……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汉书·儒林传》中此段文字记录了一件过去从未引起学人注意的重要传《易》史事:当时，丁宽与服生、周王孙等一起师从田何学《易》，且极得田何赏识，但丁宽学成后，却又至洛阳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由此我们可知，当时田何传《易》，除有今本卦序的“今义”外，尚有传于周王孙的“古义”。估计为了避免“后世之士疑斤'故“古义”只秘传给个别弟子，并不公开传授。周王孙传工宽，宽传田王孙，田王孙传孟喜《汉书·儒林传》称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由田王孙“独授”，此说恐非“诈言”，因为丁宽“古义”还曾传至高相:“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高相与孟喜所得，皆为“阴阳灾变”“阴阳灾异”之书。如果孟喜之说确为“诈言”高相《易》学所出又为“自言”皆不可靠的话，何以会如此之巧:“自言”者本于丁宽“专说阴阳灾异”“诈言”者本于丁宽唯一的“同郡”弟子田王孙，则“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所传皆为谈“阴阳灾变”“阴阳灾异”的相同内容。其所“诈言”“自言”所得之传何以会如此一致?此其一。其二《汉书·艺文志》与《汉书·儒林传》皆称“汉兴，田何传之”“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京氏《易》得之售延寿《汉书·儒林传》也承认住延寿“学从孟喜问《易》”然而在论及京氏《易》来源时《汉书·儒林传》却又称“延寿独得隐士之说”。西汉《易》本由田何一人传之，田何传到此时亦无非四传，何以又出“隐士之说”?即使真有“隐士之说”，此说亦只能得之田何!以此可见，班固或依梁丘贺一面之词而定孟喜《易》得之田王孙为“诈言”，又云高相(易》得之丁宽为“自言”，且对当时已流传很广影响颇大的京氏《易》，又出来一个“独得隐士之说”而“托之”孟氏的说辞，若仔细核对并思索这些记载，我们不难发现:班固是在有意回避着什么事情。据前所述。《周易》“古义”自田何传授后，其师承关系应为:田何-周王孙-丁宽-田王孙-孟喜-焦延寿-京氏。但班固为何竭力用“诈言”“自言”或“傥”，谓“傥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以使高相与京房的“阴阳灾变”“阴阳灾异”之书，与丁宽、田王孙及孟喜这些田何弟子及再传弟子们脱离干系呢?
考之帛书《易传》诸篇内容，我们更为清楚明白地看到了帛本《易》与孔子及孔子诸弟子的关系:《二三子》《衷》《要》《缪和》及《昭力》诸篇中保存了很多与今本《象》《象》《文言》《说卦》《序卦》等文字基本相同的内容。更有在帛本《系辞》基础上，由帛本传文其他各篇的文字补充、修订而成的今本《系辞》。同时，各篇记录了大量孔子向子贡等诸弟子传《易》讲《易》的内容。尤为重要的是，《要》篇记录了孔子对占筮的态度及其《易》学研究方法论，它对后人治《易》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管而达平数，明数而达平德，又们者而义行之耳。帮而不达干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平?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后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后乎!”
赖于《要》篇如上内容的出土，才使我们明白了秦时尚定位为“卜筮之书”的《周易》何以到了汉代，因学者们大量推崇和引用《象》《象》《系辞》《文言》《说卦》等传文内容，致使占筮的功能显著下降，而将《易》重新定位为“洁静精微”之书，使《易》成为“众经之首”“大道之原”，这样就为人们指出了一条“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的研《易》新路。由于“德行”“仁义”的修养，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从而淡化了人们对祝巫卜筮的研《易》需求，以截断“后世之士疑丘”的思想线索。恐怕这就是班固在《汉书》中总是竭力回避田何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们与高相、京房《易》有传承关系的根本原因。因为直至班固时代传《易》者们恐怕都知道并仍习惯于遵循着这一条“为长者讳”的原则。班氏之做法，亦当如此!
尽管孔子及其弟子及再传弟子们为使《周易》祝巫卜筮亓后乎”，从而做了大量工作但到了汉代武帝立《易》学博十，恐怕绝不仅仅是为了听《易》学博十给自己讲解经文大道，主要还是在遇到大事时由博士以《易》筮之而知其吉凶，如《汉书·儒林传》记载梁丘贺“以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即其证也。可知田何当初传《易》时，不但究“阴阳灾异”的“古义”中当有祝巫卜签的内容且其所授“今义”中亦有占筮的内容，故梁丘贺虽“疏通证明”孟喜从其师田王孙处“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为“诈言”但他本人却精干笼，此即其证。重要的是，依据本人考证，与今本全然不同的这种特殊的帛本卦序，与京氏《易》的八宫卦序有关系;京氏《易》八宫横向的八组卦(由本宫横向八个卦至“归魂”横向八个卦)都是由四对互“亦”的卦组成，而这些互“变”的卦，在吊本卦序中有着完全相同的卦厅差数!这就揭示了京氏八宫的特殊卦变方式和卦次排列，乃是在帛本卦次排列的基础上演变发明而出从而证明帛本在汉初并不是一种上无所承而下无所传的孤本(详见拙著《周易概论》之“帛《易》初探”)。这种卦序排列方式是为便于占筮而设，京氏八宫卦次排列就是在帛本卦次排列的基础上变化发明而出。正是据此理由，我们基本上认定马王堆帛本《易》可能为周王孙“古义”的传抄本。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另外三家传本的可能性。如为其他三家，亦当是田何当初为讲筮法而特定的一种经文本子，为避免“后世之士疑丘”，故对这一本子不作公开传授，只秘传给个别弟子，而公开传授的只是今本卦序的传本。
当我们读帛本《易传》诸篇时，我们发现一些极其重要的研《易》内容，如(二三子》中“必尊天而敬众,理顺五行……甘露时雨聚降，剿风苦雨不至”“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等，这类孔子谈天道阴阳和理顺五行的话语,于今本传文中皆见不到了。再如《二三子》中出现讲解卦爻辞经文的“其占曰”亦皆被删去--而正是这一点，证实了我们如前所说，田何《易》中当有以经文解占的内容。《衷》篇体现“卦气”思想的“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等，此皆被删。今本《系辞》删去《衷》篇“赞以德而占以义者也”一句，而仅取“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云云，删去《衷》篇“是故占曰”之句，仅保留“履，和而至;谦，尊而光”云云。删去《衷》篇“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而仅保留'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删去《要》篇“子贡曰:夫子亦信亓筮平?'及“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删去《缪和》篇有关梦兆的“物未梦顺而先知之者”“亓始梦兆而亟见之者也”等话语。总之，孔子这些谈阴阳五行、占筮梦兆的内容，在“十翼”中已经皆不可见。
尤应引起我们注意与重视的是《缪和》等篇中所引向孔子问《易》之人计有《缪和》篇中的缪和吴孟(又称“吴子”可见当时是一个有影响的人)吕昌、庄日、张射等及《昭力》篇中的昭力，还有孔子特别提及的周梁山。由这些人所探究的《易》学问题来看，我们认为其水平还是相当高的。但所有这此人在《史记》《汉书》等所列自孔子至田何的传《易》者名单中皆不见之。所列汉代各家(易》中亦皆不见其名。更像子贡这样孔子重量级大弟子，在帛本《要》篇以大量篇幅记录了他与孔子多次讨论《易》中的重要问题。但《汉书·艺文志》所载“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中，却无子贡的一席之地，仅于“杂占十八家”中记有“《子赣杂子候岁》二十六卷”。然而“凡《易》十三家”中却有“《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为什么《古杂》《杂灾异》可人《易经》之列，位居《艺文志》之首,而作为孔子重要弟子的子贡，子赣杂子候岁》却被放人地位大大下降了的“杂占”类呢?此显然是当时一派得势而另一派失势的结果。
依据以上帛《易》资料的考证，我们认为:由于师祖孔子对祝卜史巫“乡之而未也，好之面非也”的否定态度，故当初田何传《易》，古义只传个别弟子，因而可证“古义”在田何时已人另类单独传授。当汉武帝独尊儒术而立《易》博士时，田何所传王同“今义”的一派得立。估计他们凭借官学的权势，在整理《周易》传文资料时将一些古义的内容全部删去，将田何之前传古义的人从传《易》者名单中删去。过去每每不明白，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与《汉书·儒林传》所记之传《易》名单，从孔子到田何只有六传而时间跨度长达三百五十年左右，可见此传《易》名单肯定多有缺失。再者,帛书传文诸篇所列孔子与之论《易》之人《史记》《汉书》及其他汉人典籍所记《易》学资料中皆不见之。而《史记》《汉书》所列孔子传《易》之人于帛本诸篇传文中亦皆不见其名，如孔子传《易》的第一位弟子商瞿，竟在帛本传文所记与孔子问《易》诸人中从不见之，令人奇怪。可证凡当时得势一派不感兴趣的《易》学资料，只能在民间流传，其不属于自己直接师承的传《易》人物，亦不列入史书的传《易》者名单。今观其所不立的子贡，当时尚有著作传世，孔子的另一位重要弟子子夏亦同，后世多引其著《子夏易传》此书被唐人收人《周易集解》后，对后世治《易》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其所列孔子传授的第一位大弟子商瞿等人，后人皆不见其有何《易》著行世，岂不怪哉!我们知道，太史公曾学《易》于武帝时第一位《易》学博士杨何，故《史记》中所列由孔子至田何的传《易》名单，应该是太中公得之其师杨何所提供的名单。因为对比《汉书·儒林传》与《史记·儒林列传》所记田何传《易》史事，我们不难从中发现问题:《汉书·儒林传》言及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而《史记·儒林传》则仅言“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很清楚《汉书·儒林传》不仅言田何传《易》于其师王同，更言还传及杨何师叔周王孙、丁宽、服生，且未专言杨何因何征官，征官时间亦仅及“元光中”。而《史记·儒林列传》仅仅言田何传《易》于王同，王同传杨何，除杨何之老师、师祖外，则其余人皆不提及，并特别言明杨何以《易》而“征官”，其当官时间亦极清楚精确。
《史记》《汉书》中的这两段短短的文字。虽然同样是记录汉兴田何传《易》之事，但《史记》中特别突出炫耀杨何的用意是极为明显的。更为明显的是，《汉书·儒林传》谈及西汉《易》学所本时,曰:“要言《易》者本之田何。”而《史记·儒林列传》竟称:“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史记》于此竟将杨何置千其师祖田何之上，而捧成汉《易》之本，此足证(中记》所天诸咨料当为杨何或杨何一派提供也据此，我们亦弄明白了《汉书》为何以“诈言”“自言”“托之”诸词，力求摆脱田何诸弟子与“阴阳灾变书”的关系。我们推断，当时今义派得势后，古义派只能流落民间，此种变迁，司马迁犹知之，故他于(史记·日者列传》中记录了司马季主与诸弟子“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今夫卜老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等，司马季主所云此旨，我们于帛《易》传文中多见之，故司马迁引用贾谊的话:“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看来，在贾谊时代《易》已一派进入官场，另一派融入民间了。
原刊于《文史哲》，2005年第4期，1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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