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追查毒药
对于钱融清专案组来说，这个消息当然是一桩喜事。钱融清立刻跟黄浦分局刑警队刘大贵队长联系，让把“江南春饭馆”食客死亡案件的卷宗立刻送来。卷宗到手后，钱融清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研究了三个小时，然后把组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
这个专案组共有六名成员，都是政保处二科的骨干侦查员。大家听钱融清介绍了一应情况后，一致认同“江南春饭馆”食客死亡案肯定跟他们正在调查的敌台案件有关联。那么，柳承方的死因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全组六名侦查员都认为柳承方并非自杀，而是遭人谋杀，理由有二——
其一，柳承方的工厂和住所都在北站区，他的业务跟黄浦区这边并无关系，如果他要自杀的话，为何不在北站区而偏偏要把结束自己生命的地点选在黄浦区一家可能他一生也从未踏进过的普通饭馆呢，而且，柳承方进饭馆后是点了酒菜的，还要求跑堂把酒热一热，放几片生姜，这说明他的确是来吃饭的。即使他已经做好准备就死在这家饭馆里，那也是要享受这最后一顿晚餐之后再离开人世的。可事实是．他一口菜未吃，一口酒未喝，只不过招呼跑堂送上一杯温开水喝了两口就死了。从现场发现的那片两寸见方的白纸来看，那应该是用来包氰化钾粉末的。侦查员们估计，柳承方可能患有某种消化系统的毛病，需要在饭前服用什么药物，而有人却在他服食的这种药物里掺进了氰化钾。
其二，在柳承方办公室抽斗里发现的那份遗书，应该是上海市公安局自去年6月5日挂牌以来处置过的数以百计的死亡案件中文字最少、内容最模糊的一份遗书。这份遗书连同姓名日期一共只有短短三十七个字，而且日期也含糊，只写了“一九四九年末”。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年末”的理解并不仅限于“一年的最后一天”，有时也作“一年的最后数天”来理解。那么，遗书中的这个日期指的到底是1949年的最后一天呢，还是1949年的年末？此外，遗书的内容也有违常情，只说了两点，即“余与这世界永别矣”和“电台、枪手请交公安局”，却没有说明原因。因此，这很有可能是一封伪造的遗书——只有谋杀才需要伪造遗书。
尽管在柳承方办公室发现的枪手、子弹和电台上都有柳本人的指纹，说明他确实亲手触摸过这些东西，可是，侦查员发现其中有一处指纹的存在位置不合常理——整部电台上，只有拍发按键上有死者的指纹，其他位置都像是被特意擦拭过，没有任何指纹或其他痕迹。专案组据此为柳承方很有可能是死于谋杀。
那么，谋杀柳承方的动机是什么呢？侦查员们议来议去，觉得只有往“栽赃”上面想了。有可能是台湾“保密局”总部发现那份假情报后，即急电通知邢某小组。邢某小组于是迅速制了方案：制造柳承方服毒自杀的假象，抛弃之前使用的电台和密码本，连同枪手一并藏匿于柳承方的办公室，从而切断公安机关的追查线索。
会前，钱融清已经将那张两寸见方的白纸送市局技术处鉴定，会议开到这时候，技术处打来电话告知鉴定结果：白纸上的残留粉末系碳酸氢钠与氰化钾的混合物。
专案组于是认定，柳承方生前患有以胃酸过多症状为主的胃病，每餐前必服俗称“小苏打”的碳酸氢钠粉剂，而致其死命的氰化钾则是混在小苏打粉里的。于是，专案组决定从死者生前服用的小苏打着手进行调查。
1950年1月5日，专案组六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分头前往“立通机器制造厂”和死者柳承方的家。午后大家会合时一汇总，获得以下线索：据“立通厂”厂长汪蒙、食堂几位师傅、医务室厂医等多人以及柳承方的妻子等家属证实，柳承方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胃气痛，靠餐前服用小苏打中和胃酸缓解胃痛和泛酸症状至少已有三年多的时间。
前往柳承方家中调查的侦查员江力、冯培安跟柳承方四十来岁的妻子牟氏聊下来，得知其夫生前如果是在家里用餐，则在饭前直接从瓶子里取用；以前工厂的经营状况还不错的时候，他通常是在厂里吃午饭，晚饭都是回家吃的，当然，去饭店应酬除外。所以他总是在上班前让牟氏准备两小包小苏打，每包一小勺，大约一钱多。包药的纸是牟氏去文具店买的白报纸（旧时沪上对文具店出售的整张大白纸的俗称），回家后裁成两寸见方的小纸，包好后给丈夫放在皮夹子里。最近一段时间工厂基本停产，柳承方已经不像以往那样每无去厂里上班。司家里也不是安全港，债主时不时会来催逼债务，直到冬至前他们看看实在逼不出什么来，这才来得少了。出事的前一天半夜过后，柳承方才回家。次日一早就起床了，六点半吃早点，餐前服用了小苏打，牟氏照例将两小包小苏打放在他的皮夹子里。可吃过早餐他就出门了。牟氏投想到，丈夫这一去竟是永诀！
侦查局问：“你把小苏打往柳老板皮夹子里放的时候，里面有多少钞票？
“我没数，大约有十多万元吧。自从半年前工厂停产之后，承方手头一直很紧，不瞒二位同志说，他把我的那些首饰都卖掉了，家里现在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再卖就只好卖这房子了。”
柳老板出事后，警方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面有三百万元钞票。侦查员问牟氏是否知道这笔钱款的来路，以及准备派什么用场。牟氏说她不知道，也没听丈夫说起过有这么一笔钞票。侦查员离开前，带走了装着小苏打粉末的瓶子和那沓用剩的两寸白纸。
诸侦查员在调查中，对柳承方死亡当天的活动情况自是非常重视，各路分别调查到的结果如下——
柳承方的妻子牟氏说丈夫当天出门时没有任何异常迹象，还说今天晚上可能会早点儿回来，不过晚饭肯定是在外面吃；至于他出去干些什么，去哪里，跟什么人见面，他和以往一样，只字来提。
“立通厂”厂长汪蒙说柳老板当天没去过厂里。因为他的厂长室跟老板办公室相邻，自当无上午八点半到晚上接到民警电话让他去一趟“江南春饭馆”，他一直在办公室待着。如果柳老板到厂里来过的话，即使没像平时那样喊他过去坐坐，其进出房间的声音他肯定也听得见。
“立通厂”的食堂师傅和厂医均证实柳承方确实有胃病，以前厂里正常上班时，他总让食堂给他下一碗软和点儿的面条作为正餐，厂医则翻出一些处方，证明柳承方曾多次去医务室配胃药，其中配得最多的是小苏打。不过，他们都说出事当天确实没有看见柳承方在厂里出现过。侦查员又问了厂门卫室，也说当天未见柳老板进出过厂区。
专案组长钱融清对下午的调查作了布置，重点是柳承方出事当天自离开家到进入“江南春饭馆”的那段时间去了哪里，跟什么人有过接触。侦查员于是继续对柳承方的家属、“立通厂”的留厂值守人员等进行访查。原以为希望渺茫，哪知竟然撞上了运气：侦查员龚家路再次向“立通厂”门卫调查时，意外发现了一条线索：
柳承方出事的前一天，1月2日上午九时许，“立通厂”门卫老陈正百无聊赖地在厂门口晒太阳喝茶时，一辆三轮车缓缓而至，在车夫吴牛耕田样的喘气声中，胖胖的柳老板从车上下来。老陈打过招呼，便要去打开因基本停产少有员工进出而关闭的小门（大门已多日未开），柳承方微笑着朝他摆摆手说我不进去了，打个电话就走，说罢进了门卫室。柳承方在门卫室打电话的情况以前也有过，每当这时，老陈必定走出去在门外待着。这次他本就在外面，因此也就原地没动。不过，他还是听见了从未曾关严的窗户缝隙中传出的柳老板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儿兴奋，称对方为“菊芳阿姐”，好像是跟对方约定次日上午去拜访什么的。
侦查员于是就去柳家找牟氏打听柳承方是不是有一个“菊芳阿蛆”。牟氏说有的，那是柳承方的表姐，名叫郁菊芳，家住威海卫路“汇诚饼干厂”隔壁。两人的母亲乃是嫡亲姐妹。不过他们两家三年前发生了纠纷，郁菊芳的小儿子跟柳承方夫妇的大女儿恋爱了——那时候还没有婚姻法，也没有三以内血亲禁止结婚之说，所以这种“亲上加亲” 的情况比较普遍。可是，那小子始乱终弃，把柳承方夫妇女儿的肚子搞大了，自己却远走高飞去了美国。柳承方夫妇气不过，前往表姐家吵了一通，然后两家就不再往来。在牟氏的意识中，夫家的这门亲戚美系就算是断了，因此这几天操办丧事也没去通知郁菊芳，而且跟其他亲戚打了招呼：不要把消息告知郁菊芳，否则就断绝来往！
柳承方跟其表姐的关系已经到了这一步，他还会龈郁菊芳通电话？而且是他主动打过去的，这可能吗？可是，门卫老陈根本不认识郁菊芳，也不知道柳老板的家事，不可能信口编造。于是，专案组, 决定还是循着这条线索查一查。
当晚，侦查员冯培安、吴世富去了郁菊芳家所在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柳承方这位表姐的情况——
郁菊芳，五十岁，早年毕业于大夏大学，曾在公共租界的教会中学执教过一段时间的国文，后来嫁了个富豪丈夫，从此闲居在家做起了全职太太。两年前，富豪丈夫中风而殁，她寡居于威海卫路上的一幢洋房里，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足生话。郁菊芳和丈夫生育了三个子女大子去了英国，小儿子去了美国，女儿嫁给了广慈医院的一个医生。
冯培安吴世富返回市局向钱融清汇报了上述情况，钱融清马上想到了一种可能：柳承方不计前嫌主动跟郁菊芳联系，难道是为了向她借钱？他死时身上的三百万元钞票是不是向这位表姐惜的?
于是，连夜去威海卫路向都菊芳调查，郁菊芳证实确有此事——
1月2日上午九时许，她接到柳承方的电话。之前由于小儿子的行为，她一直对表弟夫妇深感歉疚，曾主动提出愿以经济补偿的方式向表弟一家表示歉意。可是，当时经济实力颇足的柳承方断然拒绝，宣布断绝关系。之后，她曾数次给“立通厂”去电，但柳承方一听是她的声音，二话不说当即挂断。之后每逢节日和表弟的生日，她还给柳承方寄过贺卡，都被原封不动退回了。她现在孤身一人生活，物质富足，精神却空虚，每每想起这个小时候喜欢跟在她后面一口一个“姐姐”地叫着的弟弟，就禁不住潸然泪下。她原以为今生今世没法儿跟表弟和好了，没想到表弟主动来电，说要去拜访她。当下她一迭声表示“欢迎”。表弟跟她约定，次日上午登门，两人叙叙旧，然后一起吃午餐。
1月3日上午九时，柳承方如约而至。诚如专案组所估料的，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向表姐告贷。他说自己眼下急需三百万元，希望表姐借给他，不久即可归还，愿以三倍银行利率支付利息。郁菊芳马上表示借钱没问题，不过不要提利息，她肯定是—分也不会收的，否则就不借。
姐弟俩又聊了些其他事情，转眼到了午餐时间。郁菊芳说已经在国际饭店订了座，请柳承方去吃顿饭。两人出去之前，郁菊芳拿出三百万元钞票，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柳承方。柳承方不顾表姐的劝阻，坚持写了一纸借条，由于郁菊芳的坚持，上面未写利息，也未写还款时间。然后，两人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国际饭店用餐。餐毕已是下午一时许，姐弟俩在国际饭店门口分手。柳承方把表姐送上了一辆黄包车让她先走，所以之后他去了哪里，郁菊芳就不清楚了。
郁菊芳向侦查员出示了柳承方写的那纸借条，以及用来装三百万元钞票的那种信封。侦查员征得她的同意后，借走了借条和空白信封。经鉴定，借条上确有柳承方的指纹，上面的文字出自其本人之手；信封也与柳承方身上那个装着三百万元钞票的信封完全一样。
往下，侦查员自然要了解另一个重要问题——柳承方吃午餐前是否服了小苏打。
都菊芳说表弟是服了的。她回忆说当时看见表弟从皮夹子里小心冀翼地拿出一个小纸包，一瞬间她还以为是白粉，寻思三年没联系，表弟的变化怎么这样大啊，香烟抽得更厉害了不说，竟还染上了白粉。当时，社会上对于鸦片、白粉之类的毒品虽已禁止，但尚未把吸毒列为违法。当然，如果有人堂而皇之地在公共场所吸毒，那是会受到指责的。都菊芳正要开口劝阻，却见表弟招呼侍者送上一杯温开水，把那包白色粉末倒进嘴里，连喝两口开水吞服下去。问了问，她才知道原来表弟患上了胃病，吃的是小苏打。至于柳承方钱包里是否还有一包小苏打．她就不清楚了，柳承方没说，她也没问。
第二天上午，侦查员冯培安、吴世富、龚家路、孙景洲分别去了威海卫路郁家和国际饭店，对郁菊芳所说的情况进行核查。郁家的女佣证实，柳承方确实在3日上午去过郁家，与主人在客厅里喝咖啡聊天。去国际饭店的侦查员查得很仔细，跟饭店里那个应柳承方的要求向其提供温开水的侍者当面谈了话，服务员证实，他送上温开水时，看见柳承方已经把小纸包打开放在面前了，纸包里确实是白色粉末。
情况汇总后，专案组开了个案情分析会，先对郁菊芳与柳承方中断三年联系之后突然重新续上关系的真实性进行了分析。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考虑到柳承方曾在郁家待过两个多小时，尽管有女佣作证，可是表姐弟谈话时女佣毕竟不可能一直戳在眼前，理论上难以完全排除郁菊芳用混了毒药的小苏打调包的可能。不过，大家讨论下来，最终还是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毕竟柳承方是把小苏打放在衣服内的皮夹子里的。如果想要在其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掉包，那应该具备一个条件——把衣服脱下来。而柳承方那天穿的是棉袍，这种服装不像大衣那样去人家做客时可以随手脱下来挂在一边。因此，郁菊芳身上应该并不存在疑点。
那么，掉包的情节就应当发生在1月3日柳承方离开国际饭店到傍晚进入“江南春饭馆”之间大约五个钟头的时间里。根据前面分析的要完成掉包动作必须具备的要素来判断，柳承方在离开国际饭店之后可能在某个地方脱下过棉袍。既没有回家，也役有去办公室，他会在哪里脱下棉袍呢？侦查员分析，柳承方那天下午应该有过以下三种行为中的一种：去澡堂洗澡；去某个旅馆开过房间；去某个情妇处幽会。
专案组决定对此进行调查。正要散会，钱融清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内容使他大惑不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