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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华S、老卢，后排左起：周长荣、王桂请（清江中学）、唐宝康 （摄于1968年） 四 1969年1月10日正式离校。我毕业回家以后不到一年，1970年去了徐州煤矿当了农民轮换工，30元工资交给生产队12元自留18元.那同一年的年底老卢也进了渔沟碾米厂干了农民合同工。刚进厂他每个月工资24元，交给生产队7元，自己还有17元。那个年代在农村里能获得一个招工机会那是不容易的，现在想来还是得益于他父亲重新复职担任了生产队长的缘故。我们俩人虽说是受了一点挫折还算不错，殊途同归，都进入了“领导阶级”。而华S却没有那么幸运。华S那时候还在武敦严集插队，他去武敦那时候都是步行，从渔沟家里来时必经我家门前的现在船舶修造厂旁边的大运河渡口，每次经过这里，知道我在家一定会在我家歇歇脚。所以他对于那个渡口印象非常深刻，2006年回淮，还专门去渡口的位置看了看。每次我从徐州回家，只要老卢来到我家，我都会让老卢去武敦把华S叫过来。老卢现在还说：你家那一辆新买的飞鸽自行车特别好骑，我骑上一刺就把小××给薅来了”。老卢一辈子说话就是那么“粗气豪啕”的，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现在还是那样子。那时候我最喜欢从水门桥北侧的水产门市部买那种海鳗鱼来招待他们，海鳗一条都有一米多长，圆滚滚的，肉又肥又嫩，红烧出来味道很好。不过，那时候老清江人对于鳗鱼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偏见，识货的人不多。老卢和华S交往最多的时间还是1975年到1977年那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之所以两个人产生交集，是因为华S原来工作的武敦缸厂倒闭，他被安排到属于同一个系统的渔沟黄盆窑。黄盆窑和渔沟米厂直线距离不过二三百米，米厂紧贴着205省道的北侧，黄盆窑在省道南侧200多米。两个人的单位近在咫尺，本来的关系又是如此之近，所以，这一段时期是他们两人的“密接”期。黄盆窑就是烧制陶制的黄盆，那种盆是连釉质都没有的，属于最低端的容器。那时候市场销路也不好，华S去的时候窑厂频临倒闭，也没有什么工作可干。正是利用这一段可贵的时间，华S对于马列的经典做了系统的研究，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以至于他的书箱子从原来在武敦的一个增加到了后来的三个，我想，这也是他后来能够以其初中二年级的基础学历考上东南大学马列学院的道理。老卢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华S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后和皮大山的争论。皮大山是原来清江中学的老三届毕业生，当时属于县里下派到渔沟的工作组成员，驻点卢华大队，晚上住宿在渔沟骡马街当时的渔沟公社所在地。晚上华S和老卢吃过晚饭以后两人就去了皮大山的宿舍，对于国家的形势和社会今后的走向，两人经常各抒己见，争论起来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有时候讨论起来没完没了，一直到夜里十一二点钟方才回去休息。老卢在学生时代就有一辆自行车，那辆自行车还是他父亲三年饥荒最严重的1962年去上海买的。那是一辆没有生产厂家的连冒牌都没有的纯粹的民间土造产品。车架子是无缝钢管焊接而成，所以特别结实，几十年都不变形，车子上面除了保留龙头、轮子、坐垫、花齿盘、脚踏子、包袱架而外，其它非必要部件全部省略。那辆车子最“动人”之处是坐垫，冰冷的铁皮坐子上面包裹的是一块灰黄色的狗皮。有一句歇后语叫做“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那辆车子我就怎么也骑不来，而在老卢胯下却得心应手，背着我们到处跑。我想这主要得益于他的大个子，上车腿向上一跨，下车腿往地下一支，毫不费力，稳稳当当。车子其貌不扬，用途还不少。就是这辆简陋之极的坐骑还是当年老卢的运输工具，华S离开黄盆窑的书箱子包袱行李什么的都是用它背着去王营塑胶厂的，我那时候在学校出远门也都是坐在老卢后面的包袱架子上面。那辆自行车被老卢一直用到新世纪，和他到一起，我总会和他聊起那辆自行车，可以说，那辆土造自行车伴随了老卢的大半生，也见证了我们之间几十年的生死不渝之情。华S 1979年考上东南大学以后还给老卢来了一封信，告诉他学校里的情况，只可惜那封信被老卢弄丢了。后来各自忙于工作和学习和华S也就失去了联系。至于我也是在十几年以后的1987年的报纸上才发现了他的行踪。报纸是我爱人当时在矿里打字室拿回来的，她一到家就告诉我看到华S消息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几十年不见，我们之间情感依旧，我当即把报纸的那一段剪辑下来夹进笔记本一直保存到现在。老卢在渔沟碾米厂干了大半辈子，后来也干到一个副厂长的位置，1993年渔沟中学300年校庆，他也动用了500元的公款予以赞助，以体面的身份出席了有关活动。不过得到的这点荣光还是以他的身体作为代价的。刚到碾米厂，他在碾米车间干了一段时间稻壳子的囤积工作。那时候的碾米机械简单落后，一开起来满屋子粉尘，再加上他成天和稻壳子打交道，到下班的时候鼻孔里粉尘结出的垢团子用手都可以扣出来。当年和他一起干的五六个人因为受不了这样恶劣的环境自动辞职不干了，坚持下来的他到了老年得了严重的气管炎，就起原因就是那些灰尘引起的尘肺病。而我感到幸运的是在煤矿21年没有引起这种职业病。其实，煤矿的粉尘比起碾米厂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平心而论，前半生老卢还算比较顺风顺水，波澜不惊的。2002年，他调到渔沟粮管所，不久以后遇到企业改制，造成下岗。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渔沟碾米厂，和他同时下岗。他那时候的工资总额是131元，拿到手的仅仅12元，他的两个儿子是合同工，下岗以后即失业，直接回家，没有一分钱工资。“屋漏偏逢连天雨”，那一年，他儿子结婚向我借了两千元居然又被小偷偷走。那一段时间，他特别困难。2005年同班的我们另一位挚友唐先生从深圳回淮，打电话给老卢要他去渔沟镇上见面。他大概由于自己那时候的窘况一再推辞，弄得那位老同学发火了他才穿了一件旧件衣服骑上那辆几十年的土造自行车去了镇上。见到那位老同学他解释说“你看，我还是骑着这辆破车，实在不好意思见你”，唐先生见了他很动情地说：“老卢啊，如果不是老同学，你今天就是开了轿车来我就会见你？”唐先生回去把老卢的情况透露给了华S。不久华S来淮，见到老卢抱着他的肩头摸着他已经磨破了的衣服领子很感慨地说：“衣服都穿成这个样子了”！也就是那一次，华S给了老卢一笔资助，帮助他度过了那一段最艰难的日子。华S好多年没有来淮安了，今年的7月初，W同学告诉我，15日晚上华S到淮安，随即，我也收到了他来淮的信息。其实如果不是疫情，去年的7月份他就准备来的。来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他小姨的八十大寿。小时候小姨待他如母，可以说是恩重如山，现在我翻开他当年的信纸，大都是用的她小姨棉纺厂里细纱车间报废的生产记录。他那时候插队期间，一般都是在她小姨家里吃过饭后经过我家那里去武敦的。他是一个情义深重的人，对于已经耄耋之年的小姨的庆典他是无论如何都是要来祝贺的。不过，也是好事多磨，就是今年也是一波三折，原本定好的机票航班因为疫情又突然取消，无奈临时改乘高铁，不过总算还好，虽然时间迟了一些，但无碍大局。 为了华S的来淮，W同学要我约几位老同学见见面。老卢是我特约见面的老友之一。老友相见，自然少不了一番推杯换盏，其实华S对于酒尤其是烈酒一般也不上嘴，就是喝了也只是蜻蜓点水。看他端起酒杯，我头脑里不禁浮现出几十年前渔沟食品站的那一幕。餐后他对老卢说，准备去芦华那边转一转。这应该是他几十年以后第一次抽出时间去卢华。原来计划17日上午去卢华。16日下午，我们如约来到万达宾馆，刚刚座下，华S说，根据天气预报，明天有大雨，我们现在干脆去渔沟，边走边聊。说走就走。4点30分出发，5点多到渔沟。去渔沟，当然是必去渔沟中学的。在渔中的新校区门口，在老校区唯一保留下的作为校史陈列室的老教室门前，在保存完好的学校界沟的边上…我们一边走，一边找寻旧时的印迹，回忆旧时的故事。卢华，在我的印象里几十年以来，这里除了草房变成了瓦房、楼房，其它地形地貌几乎没有改变。老卢在他家后面的小路上迎着，车就停在乡间小水泥路上。沿着稻地边的小路，看着他家屋后长势喜人的水稻，华S不禁顺便聊起了水稻的产量。我想也真是三句不离本行，搞经济学的人随时都能找到一些研究素材。听说现在都是一千多斤的亩产，他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叹起了去年离世的袁隆平先生。
老卢家的房子在原来我见到的那处土墙茅屋的东隔壁，几年前的红瓦房现在翻盖成了一栋三层小楼。华S走进院子，特地来到屋子里仔细看了看。屋子里经过装修，客厅摆放着木制沙发，和城里的单元房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看样子他对老卢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从屋子里出来，他一脸轻松。在院子里，我爱人说起他给老卢雪中送炭的事情，老卢不禁红了眼眶,不善言辞的他拉住华S的手说：“多亏我的好兄弟啊”。车子离开卢华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七点了，天边燃起火红的晚霞。金色的霞光里，在我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了那个当年迎着晚霞在芳香的泥土里恣意奔跑的少年…我突然明白了，百闻不如一见，华生此行的目的主要还是看看老朋友的目前处境，留念的还是少年的那一段友情。人们常说真情难忘，真情无悔，真情永远…“真”字拒绝虚伪，拒绝功利。从少年到古稀，这就是我们一辈子友情能够保鲜的秘笈。行文至此，虽然啰嗦，也是情之使然。回到题目又在为是用实名“卢华周”还是以讹就讹用“芦花州”而纠结，咬了咬牙，决定还是用“情系芦花州”。芦花州，一个有温度的地方，一个饱含友情的地方，也是一个放飞诗意梦想的地方。
周长荣 男，淮安市清江浦区人，1950年出生，2010年退休于第二人民医院。现于市老年大学习，爱好诗词文学，古典诗词常见于《一品梅诗刊》《淮海诗苑》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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