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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漂”多年后，四十岁的高适回到宋中（商丘）。可是，那颗流浪的心仍然蠢蠢欲动。当为族侄送行时，高适一边勉励他：“世上五百年，吾家一千里”，一边自己下决心继续出游：“我今行山东，离忧不能已”。岂止是离忧？更多的是不甘心、不安分。
之前，高适西去长安，与众多读书人一样，想方设法与王公贵族结交，希望得到赏识推荐，“明时好画策，动欲干王公”，结果不理想，“今日无成事，依依亲老农”，为了生计，只好回宋中种地。
高适没把耕读生活作为最后归宿，他感觉自己的命运仍像一叶扁舟，漂泊不定，“扁舟向何处？吾爱汶阳中”。这次，高适决定向东走，去江淮、曲阜一带碰碰运气。
于是，高适从宋中搬到了淇上（今河南安阳），然后在河南、山东、江苏交界一带游历。他内心十分纠结，一方面，希望就此归隐田园，“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寥落”，“不然买山田，一身与耕凿”，甚至修筑了淇上别业，“庭鸭喜多雨，邻鸡知暮天”，“且向世情远，吾今聊自然”。另一方面，高适放不下雄心壮志，盼望有机会建功立业，“四十能学剑，时人无此心”，鼓励别人大器晚成，也是在勉励自己。“行矣当自爱，壮年莫悠悠”，莫要辜负年富力强的大好时光。更为难得的是，高适回顾过去十多年历程，“独行备艰险，所见穷善恶”，提出“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隐约间，有了一个更硬实、格局更大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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