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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我的藏书|杰夫·戴尔

 置身于宁静 2022-08-06 发布于浙江

《人类状况百科全书》,2021

Otherwise Known as the

Human Condition

杰夫·戴尔评论集 王和玉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打开我的藏书

首次发表于《新政治家》

“我正在打开我的藏书,是的,我正在做这件事。”

自从1989年我把书搬进储藏室后,就一直期待着哪天再打开。那段时间,我经常搬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我唯一关心的东西,确切地说,我的生计来源——书——成为了搬家路上的阻碍。虽然我继续写小说,但写的也只能算作“半学术类文章”。尽管无法查阅资料,我必须写出东西来。有时我打电话给父母,让他们帮忙查阅参考书籍,或从我那堆书中找找某些引用文献的出处,但到最后,还是直接删除引用来得更简单些。生活在国外,远离了我的藏书,我只好放弃引用别人的观点。

我发现存在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作方式。在图书馆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借助一贯依赖的参考书,人们也可以写作。最著名的例子可能就是埃里希·奥尔巴赫 (Erich Auerbach)了,在伊斯坦布尔流亡期间,他写出了权威性的“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研究,即《摹仿论》,他还在书中备注“伊斯坦布尔的图书馆缺乏相关的西方资料”(如果能去我的书架上查阅这篇参考文献,该有多好啊!),放弃“几乎所有的报章杂志、所有最新的研究成果,有时甚至不得不放弃所选文章可靠的修订本”。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Willard Trask Doubleday,1953

奥尔巴赫在想,这种放弃和被剥夺参考资料的情况难道真的是灾难吗?如果能轻松获得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可能反而阻止他到达“写作的特定高度”;奥尔巴赫至少到了某种写作的高度,即自由,甚至是疯狂的写作状态。

但D.H.劳伦斯非常依赖朋友们寄给他的任何书籍。1929年,他习惯性地向朋友提出要求:“你还有我上次在伦敦时买的那本《早期希腊哲学家》(Early Greek Philosophers) 吗?如果有,你能把它寄给我吗?我想对“启示录”做一些研究,需要资料作参考。”还有另一种问法,完全视研究情况而定:“如果没有,那也没关系。”约翰·伯格曾在杂志上评论过真正的劳伦斯风格,尽管他钦佩作家的才智,但其作品总是令人不悦,因为这位作家所做的一切只是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从中找些东西填补自己的作品。

现在我也是个热衷于“整理书架”的人。几天来,我一直在整理我的书,有意无意地,或者说无情地,一直整理到凌晨三点:“我很难让自己不去整理这些书,越晚、越辛苦,越能显示自己整理书籍的魅力。”但整理藏书不是简单将它们放到一起就完事,我希望它们能有秩序地摆放在一个房间里。

巴什拉、巴特的书根据字母表亲密地靠近彼此——这也许有点讽刺意味;艾米斯(Amis)的《信息》(The Information) 和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布拉斯·库巴斯的死后回忆》(Epitaph of a Small Winner) ,也按字母顺序排列在书架上。但事实证明,一直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很多书简直在耍赖,它们太长以至于放不进书架,只好找个空间较大的地方存放。

小说往往比非小说类书籍块头小,因此我按照书的主题分类排序,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雷蒙德·威廉姆斯的书放在哪里好呢?都放在字母W下面,还是细分到小说类、批评类和政治类书籍里呢?那《月光奏鸣曲》(Quasi Una Fantasia 呢?我是把它放在音乐类别下,还是放在哲学/文化理论模糊的分类下(比如从德语翻译过来的很难读懂的书籍),和阿多诺的其他作品归为一类?

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我快乐的源泉,但我决心坚持只用一个房间存书。但如果真是这样,我就不得不扔掉一些书了。扔哪一本呢?非小说类总是有用的,但是小说呢,大部分都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保留着它们,因为它们甚至卖不出去:没有人想要它们。事实上,一旦一个人拒绝了完整性原则,你就会觉得自己需要的书少得可怜。

在过去的5年里,无论我住在哪里,很少会随身携带超过20本书——尽管这给我带来了一些不便,但并没有造成任何重大问题。现在面对上千本的书籍,如果丢掉其中三本书,按照分类标准,我还可以丢掉另外的30、300甚至3000本。

彼得·凯里曾经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集《历史上的胖子》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还是费伯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原版;我没有评论过他的第一部小说《幸福》(Bliss) ,我只有平装本,那就暂且把它放在“待售”的箱子里;作为一篇文章,摊放在一旁的《魔术师》(Illywhacker) 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有任何特殊意义,但因为它是第一本带作者签名的书,我想留下它;这样想来,获得布克文学奖的《奥斯卡和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 的精装本也必须要保留了,即使这本书让我放弃了凯莉;既然我留下了这两本书,那么为了完整起见,我也可以留下皮卡多出版社出版的《幸福》。

The Fat Man in History. Faber & Faber,1980

就这样,我把它们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回架子上,又把它们拿下来放进运装箱里,拿上拿下,来来回回,不知取舍。尼古拉斯·贝克的《声音》(Vox) 是一本平装劣质书,但正如别人常说的,你永远无法判断某样东西的具体价值,说不定它哪天就能派上用场……

这些都是些琐碎之事。许多书,当我再次打开时,还能重新感受到纯粹的喜悦,如瓦尔特·本雅明的《启迪》(Illuminations) ,我在本文参考了其中的一篇文章《打开我的藏书》(全篇文章多处未写明出处)。本雅明建议,获得书籍最好的方法就是写书。这一点我可不敢苟同。所有藏书中我最不在乎的就是自己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不属于我的藏书系列(也是仅有的我还没写上自己名字的书籍)。自己的书在书架上可有可无,其他的则不然,尽管我可以得到另一本自己的作品《然而,很美》,但再也无法买到罗素·班克斯的《苦难》(Affliction) ,那是我在第五大道上的巴诺书店买来的,那天有个朋友得了严重的膀胱炎,我出门看他,顺道买了这本书。

同样,我再也买不到《出事了》这本书了,考完大学入学考试的那个暑假晚上,在萨福克郡,我和奈杰尔·雷恩福德(Nigel Raynsford)“两个人的头都快被挤破了”才拿到这本书(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那样得之不易)。我也不会再买到赫伯特·洛特曼的绝版加缪传记了,这本书的扉页稍微有点变形,因为在提帕萨的一天下午,它被喷雾弄湿了……

Something Happened

Alfred A. Knopf, 1974

当我把藏书一本一本地从书箱里拿出来时,好像“记忆的洪水打开了闸门”。我在各座城市的发现,我与这些城市的联系,回忆的画卷开始一幕幕展现。“在过去的15年里,我近乎忠实地用铅笔在扉页上写下了阅读或买书的日期和地点,这种方式令人着迷。我在阿利斯泰尔·霍恩的作品《和平的野蛮战争》( A Savage War of Peace ) 的书页上题写“阿尔及尔,1991年10月”,尽管这本书实际上购买于查令十字街的福伊尔书店。

这些便条一张张累加起来就是一本厚重的日记了。如果我的藏书室是唯一的资料来源地,那么你不仅可以准确地了解我曾住在什么地方,而且还可以大致了解我的就业历史。

怎么说呢?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藏书从平装书逐渐过渡到精装书,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我身份的变化,从读者到评论家的进步过程(比如,从自己买书到免费拿到新书)。1987年至1989年这段时期积累的藏书最多,你会发现我几乎专为伦敦一家出版社工作,那里有书可以免费获取。我的藏书也可能大概遵循了我智力发展的轮廓,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智力衰退的轮廓。从藏书中,可以看出我离开大学后3年在阅读水平方面的进步与成长。我读了雷蒙德·威廉姆斯、福柯、尼采和巴特的作品——现在算来,那都是10年前的事情了。

既然有了自己的藏书室,我似乎不需要“智者”了,甚至不那么在乎其他事情了。当自己处于最佳工作状态时,我一定也不想干其他的。但一离开书桌,眼睛一离开心爱的书,我就受不了。其实我没有看书的冲动。书要整理,要分类,要来回调整。有时我只是想从书架上拿一本书,查点资料,也许还会凑到书前闻一闻,再小心地把它放回原处。

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我可能还想添加一些书进来,但就目前而言,我只是想坐在这里,凝视着我的生活。这个图书馆不仅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是我的生活。更确切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生命的全部。把我所有的书藏在一个房间里,这也是一种实现人生抱负的方式。坐在这里,我的脑子也许嗡嗡运转。但这就够了,我再也不需要别的东西。

本雅明在他的作品结尾中曾经感慨道:

啊,收藏家真幸福,闲人真快乐。人们对快乐的期望往往比较高,最具幸福感的人……便是那收藏家——我指的是那种真正名副其实的收藏家——拥有是一个人与物品最亲密的关系。

不是物品通过人拥有了生命,而是人生活于物品之中。

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即使我最终会像自己很有把握预测的那样,会变得衰老、贫穷、孑然一身 (你看,留下《声音》那本书的确是个好主意!),这个藏书室是我活着的一部分;藏书将赐予我神奇的力量,证明我依然活着。

想起住在街对面的邻居,一对有孩子的夫妇,虽然他们有家人,我对他们仍感到一丝遗憾。他们不是我,不像我拥有藏书室。我可是拥有20年来不断积攒的藏书啊!他们不像我,在灯光的照耀中,在书堆的环抱中,享受可爱的孤独。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一直如此,孤独生活,仅与书为伴。这一刻,就我而言,就算这个世界可能会成为碎片,但我根本不会介意。被藏书包围着,我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写于1995年

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即使我最终会像自己很有把握预测的那样,会变得衰老、贫穷、孑然一身(你看,留下《声音》那本书的确是个好主意!),这个藏书室是我活着的一部分;藏书将赐予我神奇的力量,证明我依然活着。

——杰夫·戴尔|王和玉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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