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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艺》秋日新刊节译诺奖作家莫迪亚诺新作《隐形墨水》| 翟永明文学与摄影展在明珠美术馆/光的空间开幕 | ......
近期，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长篇新作《名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 在这部小说里，托宾用现代语言重述阿伽门农之死这一古希腊经典故事，赋予希腊神话中著名恶妇克吕泰涅斯特拉以新的生命，使我们不仅理解她对复仇的渴望，甚至同情她。托宾出色地揭示了她的爱、欲望和痛苦。这是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故事，是后来杀死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的故事，也是她目睹这一切的次女厄勒克特拉的故事。 在为新作所做的跋里，托宾坦言，他写作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笔下人物破碎的灵魂，从他们犹如鬼魅的双眼观察世界。下面分享他为这部新作写的导读与作品选读。
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坐在北爱尔兰阿马郡贝斯布鲁克村的公园长椅上，正在积攒勇气去敲阿兰·布拉克的家门。他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发生的那起金斯米尔屠杀中唯一幸存的新教徒。当时我在写一本关于边境的书。我从德里一路东行徒步而来，为最后一章搜集素材。 来开门的女子告诉我，她丈夫出门去了，可能稍晚回来，这让我松了口气。我还有另一家地址，于是去村子那头敲另一扇门。 一九九五年，谢默斯·希尼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讲中提起此事（金斯米尔屠杀事件）。他将其形容为“北爱尔兰悲恸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之一”。他这样描写那起事件，那名天主教徒“在电光石火的一转念间，在冬季昏暗夜色的掩盖下……感觉到旁边的新教徒握住他的手捏了一把，示意他别动，我们不会背叛你，没人知道你是何信仰，是何党派”。 谢默斯·希尼与他的诗集中文版《开垦地》封面 屠杀事件十年之后，两名幸存者还住在贝斯布鲁克。那位新教徒逃过大难纯属侥幸，而天主教徒理查德·休斯是被放跑的，很快我找到了他家门口。三十多年后，我仍清楚记得，当我告诉他关于那场屠杀我想采访他时，他震惊而苍白的脸上流露出悲伤。 “我从没说过这件事。”他低声说。 我点点头，说我理解。 “被杀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他又说。 我转身离开前，问他是否认为他们当时要杀的人是他而非其他人。 “换你会怎么想？”他一字一字地问。 然后他关上了门。 我返回阿兰·布拉克家，找到了他，他说他也无法谈论此事。他刚要关门，又迟疑着说已经拍了部纪念屠杀十周年的纪录片，我或许应该看看。他自己没看过，也不想看，但他可以在自家客厅给我放纪录片，如此我便能了解我需要知道的一切。 然而放录像时，他还是留在客厅，和我一起默默地看着。放到那段他说“我知道那些小伙子死了，我知道他们死了”时，屋里的气氛令人几乎无法承受。 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活在一堆尸体中的画面，在我脑海中萦绕三十年后，终于成为《名门》尾声中的一幕，这是我二〇一六年完成的长篇小说。 我写《名门》时又开始琢磨这些人。此书将暴力戏剧化为一个螺旋，寄宿于灵魂隐秘之处。小说也将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子女的故事用作部分题材。 此事令我们无法忘怀，因为暴力以某种形式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当我开始重读并想象这个故事——克吕泰涅斯特拉遭到阿伽门农的欺骗，阿伽门农告诉她，他们的女儿伊菲革涅亚要出嫁了，但其实她是要被献祭——并不难想见她的愤怒。我也能体会阿伽门农的需求，他的软弱，和他的决心。于是我就能构想克吕泰涅斯特拉如何决定在时机成熟时谋杀丈夫，也能构想他们的另一个女儿厄勒克特拉对母亲及其情人的一腔怒火，她如何决心也要杀了他俩。 在我的书中，我觉得我应该为克吕泰涅斯特拉找到一种坚定不移的语调，一种格杀勿论、绝不姑息的语调，一种无情而残暴的语调。我要为承受了失去和耻辱的人找到一种声音，此人已准备大肆报复，并打算享受复仇的成果。 德国艺术家安塞姆·费尔巴哈于1862年创作的油画《伊菲革涅亚》 当我开始研读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晚期戏剧《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时，却发现这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形象更为复杂，她受伤的声音更为困顿且不坚定。 另一方面，我重读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笔下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发现自己极为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声音。她比她母亲更容易被解读。她的形象似乎有种异乎寻常的确切感。她就是需求、欲望和愤怒。 克吕泰涅斯特拉是领导者，也是制定规则者。假如她活在现代世界，就会宣布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或者坐在转角办公室里签发粗暴的备忘录。她会开启战争，煽动仇恨，但也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感。性格中这两部分的冲突将会成为她的弱点，也会使她凶猛无情。 在阴影中仿佛等待被关注的，是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在剧中，他先去了别处，回来后就在姐姐的怂恿下杀了自己的母亲，后来被复仇女神追杀。然而我明白，如果我将他写成只是性格高调、英勇坚毅、挥舞着匕首的小恶魔，我就会失去他了。 我读了其他一些小说和剧本，也回顾了自身经历和记忆，想为俄瑞斯忒斯找到一种形态。我研究了亨利·詹姆斯《卡萨玛西玛公主》中的海辛瑟斯·罗宾孙，一个被动且模糊的形象，也想到了约瑟夫·康拉德《间谍》中的阿道夫·维洛克，甚至还有哈姆雷特、伊阿古，以及谋杀邓肯后的麦克白。 亨利·詹姆斯（左）与约瑟夫·康拉德 我要把俄瑞斯忒斯写成一个在世上活得惴惴不安的人，他容易听人摆布，在很多事上举棋不定，心中常怀失落，在压力下能做出任何事来。 在我写这部书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事愈演愈烈。当时波士顿有个案子正在庭审，我也关注了。那是乔卡·沙尼耶夫的审判。二〇一三年四月，此人和他哥哥一起引爆炸弹，造成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的流血事件。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年轻人周围的人对他是如此不了解，他外表是如此平凡，他离开爆炸现场后还能若无其事地和朋友们玩在一起。 沙尼耶夫也是弟弟，他与俄瑞斯忒斯一样，都被兄姊所操控。庭审中，他无精打采，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而且因此显得更不稳定，更危险了。 为了使俄瑞斯忒斯呈现这种轮廓，我觉得我应该把他的童年戏剧化。我需要让他有许多沉默的事，并让有领导潜能的人能够信任他。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有人格魅力的朋友利安德，他追随利安德，服从利安德，仿佛利安德是个有决断力的大哥，如同后来厄勒克特拉成为他有决断力的姐姐。 俄瑞斯忒斯在书中不能拥有母亲那样的第一人称的声音。他不能在书页上直接发言。他得退让，隐忍。他的事大多发生在纤敏的意识中。他是那个观察、留意、渴盼，并奉命行事的人。他长大成人后，性情中还有一部分像孩子。他将会使用第三人称，而不是他母亲的第一人称，相关行文也更为平缓、冷静。 他会像个小男孩那样随身携剑，因为他父亲就是这样，但他也像婴儿一样需要母亲的抚慰。他能为了震慑伙伴而杀人，他也会谋杀母亲，只要姐姐有足够的说服力，他会不假思索地去做。 但他会有深深的孤绝感，仿佛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复仇女神加诸他身上的惩罚，更加深了这种孤独，使他意识到自己身处此间的困苦。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一部当代小说的读者信服这样一个世界——母亲、母亲的情人、女儿、儿子，都是偏执狂，他们生活在一个类似家庭空间的地方，而不是在古希腊剧院的舞台上，也不是在翻译过来的古希腊文本中。这个故事必须能独立存在，即便我写作时发生了与之相呼应的真实事件，即便书中许多人物脱胎于古希腊戏剧。 John Singer Sargent的画作，为复仇女神所追逐的俄瑞斯忒斯 《名门》中的克吕泰涅斯特拉有一种对谋杀的饥渴，她参与到令人发指的罪行中去，同时又深爱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想与他共度美好时光，正如她也想与厄勒克特拉在花园中散步，尽管厄勒克特拉对她十分憎恶。俄瑞斯忒斯回来后，他的母亲为他打理舒适的房间，尽己所能让他开心。她总是欲念迭起，心血来潮，大部分时间并没有丝毫负罪感，而是总觉得日子不如意。她抱怨天热，她和情人、儿女坐在一起用餐，闲话家常。那些由她下令，或她亲手执行的谋杀，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而已。 这并非庸常的邪恶，它来来去去，自有规律，它忽而现形，忽而隐去，令人不适，它就像心跳，像血压一般存于体内。然而，当邪恶在小说中浓度渐增时，它就像食物，而餐桌上的人对之虎视眈眈。第二天他们还会回来要更多。 “诗人的任务，”罗伯特·邓肯曾说，“不是反对邪恶，而是想象邪恶。”也许应该记住，邪恶有多种伪装。它制造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也时常彬彬有礼地等候一旁。它会面带微笑。阿伽门农和他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女儿厄勒克特拉制造了《名门》中所有的声响，但最危险的那位俄瑞斯忒斯一直隐在暗处，无法说清自己的感觉，无法确定自己的愤怒有何意味。他安静沉稳，举止有度，或至少表面如此，直到你给他一把匕首。我写作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破碎的灵魂，从他犹如鬼魅的双眼观察世界。 作品选读 自有探子告诉我他何时归来。人们点燃每一堆火，传消息给更远的山头，那山头上的另一些人再点火来给我警报。是火带来了消息，而非诸神。如今，诸神之中没有一个会援助我，监视我的行为，知悉我的心思。我不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求助。我孤孑地过活，在战栗和孤独中认识到，诸神的时代已经逝去。 如今我不对诸神祈祷。我在此处的人群中茕茕孑立，因为我不祈祷，并且以后也不会再祈祷。我会代之以日常的低语。我会运用来自此世的言词，言词中会充盈对逝去人事的悔恨。我会发出祈祷一样的声响，但这祈祷既没有来处，也没有去处，甚至连一个属人的去处都没有，因为我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并不能听到。 没有人像我这样认识到诸神是冷漠的，他们有其他要牵挂的事情。他们不关心人类的欲求和滑稽行为，就和我不关心树上的叶子一样。我知道叶子在那儿，凋而复长，长而又凋，如同人类投生世间，而后同类更替。我帮不了它们，也无法阻止它们凋零。我不会去处理它们的欲求。 现在我真希望站在这里大笑。想到诸神让我的丈夫赢得战争，启示他实施每一个计划，采取每一步行动，知晓他晨间的阴郁情绪和夜间可能显露出的怪异而愚蠢的欢欣，听闻他的吁求并在神殿商讨此事，批准并观看了对我女儿的谋杀，我便嗤嗤地笑起来，随后变为放声的狂笑。 这场交易非常简单，许是他这样认为，抑或是他的军队这样认为。杀死这无辜的女孩，换来风向的改变。将她带离这个世界，拿刀刺入她的皮肉，以确保她再也不会步入某个房间，再不会在某个清晨醒来。这个世界再难寻到她的芳踪。作为回报，诸神将站在她父亲一边，在他需要风起航的日子里扬起大风。而在他的敌人需要大风的其他日子里，他们会让风止息。诸神将赐予他的人马警觉和勇猛，在其敌人的心中却注满畏葸。诸神将磨砺他的刀兵，使之迅捷而锋利。 他在世时，他和他身边的人都深信诸神关注着他们的命运，在乎他们。他们中的每一个。但现在我要说，过去诸神没有这么做，如今也不会。我们求助诸神，就好比悬于我们顶上天空的星辰在陨落前向我们求助，那声音我们无法听到，即便听到，我们也会全然无动于衷。 诸神有其自身的超然牵挂，非我们所能想象。他们几乎不晓得我们活在世间。即便他们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也不过像是林间柔和的风声，一种邈远、断续的窸窣声。 我知道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曾有过那么一段时间，诸神在清晨来唤醒我们，他们为我们梳理头发，赐予我们甜蜜的言语，倾听并设法满足我们的欲求，他们知晓我们的心思，能为我们展示神迹。在我们仍能忆起的不远的过去，人们能在死亡降临时，听到夜里女人的哭泣。那是召唤行将死去之人归家，催促他们上路，慰藉犹疑不决的他们走上安息旅途的一种方式。我母亲临终的那些日子里，我丈夫与我在一起，我们都听到了那泣声，母亲也听到了，这令她宽慰，因死亡已准备好以其泣声来诱她前行。 但那声响已经停歇。不再有像风那样的泣声。死者消逝于他们自己的时代。无人相助，也无人察觉，除了那些曾在他们此世短暂的生命里与他们亲密相处的伙伴。当他们逝去时，诸神也不再伴着那令人难忘的呼啸声响悬停空中。在此我察觉到，这死亡周遭的寂静。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些曾掌管死亡的神祇。他们走了，再也不会回来。 在风向这件事上，我丈夫是走了运，仅此而已，他也走运地拥有勇猛的部下，走运地赢得战争。若非走运，事情很可能就是另一番样子了。他无须将我们的女儿献祭于诸神。 自我出生那日起，我的乳母就陪伴着我。在她最后的时日，我们都不相信她行将死去。我坐在她身旁，与她说话。如果曾有过哪怕最微弱的哭泣声，那我们也必定会听到。可是没有，没有任何声音陪伴她走向死亡。唯有寂静，或者厨房里惯常的声响，抑或犬吠声。然后她死了，停止了呼吸。对她来说一切都结束了。 我走出门，望着天空。我所拥有，且能给我帮助的也只有这残余的祈祷语言了。它曾是那么强大，施加意义于万物，如今却荒芜、生疏，只剩悲伤、脆弱的力量，而关于它鲜活过往的记忆则闭锁于它的韵律之中，在过去，我们的语词一出口升腾，就能寻到圆满。而现在，我们的语词受困于时间，充满限制，只带来扰乱；它们就如呼吸一样短暂和单调。它们使我们存活，也许我们应该，至少在目前，对此心怀感激。除此别无其他。 （《名门》[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王晓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出版书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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