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地位边缘的并州，为何在魏晋北朝时成了风云之地？

skysun000001 2022-08-06 发布于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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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bīng）州是古九州之一，亦位列东汉十三州。其辖区在历史上时有变化，最大时包含今山西省全境与河北、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魏晋南北朝时，并州则基本不出今山西省境。作为边地，秦汉时期的并州在政治上并不突出；可汉末三国以后，它却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当时的风云中心。

东汉末年，王纲解纽。董卓、吕布率领并州凉州军事集团悍然入京，把持朝政；此后若干年中，以董卓、李傕为首的凉州武人与吕布（并州五原郡人）、杨奉（其麾下白波军亦来自并州西河郡）代表的并州武人互相倾轧，对时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至魏晋更替，司马昭以并州六郡及司州二郡为封地，又以并州古称“晋”作为日后之国号。

影视剧中的董卓（前）和吕布（后）。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后值晋室倾覆，刘渊、王猛、苻丕、拓跋珪、尔朱荣、高欢等风云人物纷纷自并州而建功立业。受此影响，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也先后成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及至后世，前有李唐王朝自太原而出，定鼎天下；后亦有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以太原府为根据地，建立了五代中的后唐、后晋与后汉。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总结道：“山西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的分裂时期。”这不由令人好奇：人们眼中比较低调的山西，为何总能成为乱世时的割据中心？

兵家必争之地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并州主体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地势险固，易守难攻。加之其周围特殊的地理条件，进而造就其自身的绝佳战略地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方舆纪要序》称：“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

东汉时期并州位置示意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并州拥有的丰富地障资源，让它一度成为中原政权阻挡外族南下的防御重地之一。对于“地障”，何世同将其归纳为三类：一是有相当长度与宽度之天然地形，能使大军通过时产生几个战略行动方案；二是有相当长度与纵深之人为阻绝或工事，能阻止或迟滞大军通过；三是有大范围、并屯驻相当战力，具有坚强防御功能的筑城地带（即“要塞”）。

并州以北，“一去紫台连朔漠”，外有大漠、阴山山脉为遮掩，内有句注山、雁门郡“隔绝内外”。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蒙恬奉命率军北上，于次年“斥逐匈奴”，夺取了阴山之南的河南地；而后他又连取高阙、阳山等地，“筑亭障以逐戎人”。北方大定，秦始皇又命人在燕、赵、秦三国长城的原有基础上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雄伟长城。西汉时，汉武帝大破匈奴后，亦在并州置朔方、五原二郡，从而牢牢掌控了阴山南麓的河套平原。

显然，并州特有的地理条件，加之秦汉时期积累的地障资源，极大增强了它的防守作用。然而，乱世之下只防守不进攻，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并州自东、南方向居高临下，能制约河南、河北、关中等地这个优势，相对来说更有战略意义。

在经济重心尚未南移的中古社会，中原以两河流域为中心。冀州位于河北，被荀彧称为“天下之重资”，后来也成了曹魏以及北魏的王业兴起之地。自冀州向西而行，跨过“天下之脊”的太行山脉，即为并州。相对于峭壁陡立的东麓山脉而言，太行山西侧的并州地区又相对平缓，适合耕种或是屯兵。由此观之，并州不仅是河北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也同样能对它造成威胁。如永嘉之乱后，以“闻鸡起舞”而知名的刘琨坐镇并州，抵御匈奴、羯等外族长达九年之久。后刘琨败走，“大河以北，无复晋土矣”。

三国时期冀州、并州位置示意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并州西、南两侧，还被奔腾汹涌的“几”字型黄河弯道围住了。不同的是，其西侧多山谷，导致河道狭长，仅有八十步宽。黄河之水奔流在此，水势自然湍急，难以逾越，从而有效隔绝了塞外的羌、胡。这同样是一种地障资源。反观并州南侧之河道，自龙门而出后，便一马平川，河面也豁然开朗。这不仅保障了并州与中原地区日常商业通航的安全，也为大军南下迅速抵达关中、陇西提供了交通上的便利。

谈及交通优势，并州的政治、军事中心——晋阳（即并州州治）表现地更为突出。这同样取决于它自身的地理条件。晋阳四面环山，不仅其自身位于太原盆地的中心，就连晋水、汾水也在此汇聚，可谓“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凭借这些山道、河道以及受河流冲击而形成的陉道，晋阳能迅速快速抵达中原各地，可谓并州及其周围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顾祖禹亦称其“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为河东之根本”。历史学家劳干先生也说：“《读史方舆纪要》好讲各地方的形势。有时对于任何一个地方都强调其重要性，因此变成了无一处不是重要，显不出重要的等次。不过就《太原府》这一段来说，确实比较其他各处的重要性更为显著……无一处虚设。”

河水支流汾水图。来源/张布天《水经注地图集（上）》

从晋阳前往洛阳、邺城、长安等地的路线十分发达与方便，这便是乱世枭雄、军阀定都在此的一个主要原因。北魏自尔朱荣掌权，后分裂为东西两魏，再到宇文氏一统北方，即诠释了晋阳作为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

北魏末年，“太原王”尔朱荣自晋阳起兵，经上党、太行关抵达河内、河阳等地，发动“河阴之变”后直逼洛阳，进而掌控了朝政大权。后尔朱荣被杀，其侄尔朱兆再次从晋阳起兵控制了洛阳，杀孝庄帝元子攸；至尔朱氏为高欢所灭，孝武帝元修不满其专权，亡奔关中，投靠宇文泰，并在后者的帮助下迁都长安，史称西魏。高欢见状，遂另立孝静帝元善见为帝，迁都至邺，是为东魏。

彼时，高欢在晋阳建大丞相府（霸府），遥控邺城；故东魏北齐时，高氏皇帝频繁往返于两地之间，可见晋阳虽是名义上的陪都，却是实质上的首都。另一边，宇文氏取代西魏后，改国号为“周”。至北齐末年，后主高纬荒淫无道，北周武帝宇文邕遂从长安东伐攻齐，先克平阳，后攻晋阳，拔之。晋阳一失，北齐“首都”邺城亦被轻松拿下，北方自此一统。

民族交融之地

并州拥有绝佳的战略地位，占据此地，即可居高临下，俯瞰河南（洛阳）、河北（邺城）、关陇（长安）等地，从而快速进入中原各地。基于此，并州自汉末以降，就成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换言之，乱世之下的并州，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还是民族交融之地。论及这种情况，还要从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开始说起。

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示意图。来源/何世同《中国中古时期之阴山战争及其对北边战略环境变动与历史发展影响（上）》

秦汉时期，草原上的匈奴部落崛起，南下寇边，一度成为中原政权的心腹大患。汉武帝在位时，卫青、霍去病横空出世，大破匈奴，此后数年，“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昔日最强大的游牧部落，自此一蹶不振。而后，匈奴内部征战不休，还出现了“五单于争立”与“兄弟争国”的闹剧。这种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东汉时期。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前者率先归附东汉，并联合鲜卑、乌桓各部大破北匈奴，迫使后者不得不向西方大陆迁徙。为了解决后患，东汉政府又采取强制手段，将部分羌族、鲜卑、南匈奴等少数民族内迁到北方。自此之后，并、凉、幽三州便成了“汉胡杂居”之地。以并州而言，五原、定襄、雁门、朔方各郡皆能看到匈奴人的身影。

东汉末年，曹操委任梁习为并州刺史。后者在任期间，提拔匈奴贵族为地方小官，又借此向他们征发兵丁，并扣押其亲属为质，“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至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扣押了入邺城觐见的南匈奴单于呼厨泉，并将匈奴部落一分为五，安置在并州各地。除此之外，曹操还曾转战东北，大破乌桓，迁其众，由是三郡乌丸为曹操所用，成为“天下名骑”。至于鲜卑各部，也被曹魏政权采取羁縻手段给牢牢控制了起来。

匈奴一分为五，几乎都位于并州境内。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不可否认的是，东汉、曹魏、西晋政权在上百年的内迁史中，对北方少数民族多采取打压政策；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完成“汉化”，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与礼仪。史载，匈奴人刘渊（汉赵开国皇帝）幼年好学，“《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其在洛阳为质子时，深受晋帝与士大夫赏识。此外，羯族人石勒（后赵开国皇帝）亦“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又据《晋书·慕容廆载记》载：“（廆）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永宁中，燕垂大水，廆开仓振给，幽方获济。天子闻而嘉之，褒赐命服。”鲜卑“大人”慕容廆（前燕政权奠基者）不仅学习中原的农耕与礼制文化，还吸纳了不少汉人为其所用。故永嘉之乱后，北方“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从而为日后的燕国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竺可桢先生指出：“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据其考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两个大的冷谷。并州尚且都出现了“州界夏霜”的现象，更别提气候条件更加恶劣的西北塞外了。极端的气候条件，致使草原水旱灾害频发，出于生存需要，越来越多的北方少数民族选择内迁进入中原。作为少数民族内迁与汉胡交融的主要地区，并州在上百年来深受胡风影响，愈发接近塞外的风土人情；加之较好的气候条件，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内迁以后，都乐意定居此地。

西晋末年，朝政腐败、士族沉迷享乐、军队战斗力亦大不如前。眼见西晋宗室掀起了“八王之乱”，以匈奴、鲜卑、羯、羌、氐为首的少数民族遂纷纷进入中原，灭亡了西晋。衣冠南渡后，汉人再也无力抵抗少数民族的铁骑，他们要么自发组建坞堡，艰难度日；要么选择归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沦为附庸。自此以后，北方便成了少数民族争霸的舞台。

谭其骧先生还指出：“因为盘踞山西的割据势力大都是强悍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武力很强，因而能（利用并州的地理优势）攻则取之，退则守之，长期割据称雄。”由于少数民族南下的第一站就是并州，所以这里往往会成为他们反攻中原的根据地。除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唐末五代十国时，也有少数民族割据于此。如开头提到的李存勖、石敬塘、刘知远，皆是沙陀族人；至于十国末期的北汉政权，却是依附于契丹族而建立的。

塞外各少数民族与并州位置关系示意图。来源/宋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

北汉都城晋阳非常顽固，宋军花费了很大代价才将其拿下。亲自指挥此役的赵光义深感其威胁，遂纵火将晋阳城付之一炬。而后，他又征发数万人削平了晋阳北部的系舟山山头，决汾水、晋水冲灌晋阳城废墟，彻底抹除了晋阳城的踪迹。于是乎，并州就很难再成为割据中心了。

经济缓冲之地

考察并州成为乱世割据中心的原因，当从经济、军事、地理、政治都方面综合考虑。地理与政治形势上文已述，再从经济条件看。一般情况下，河北平原地区的经济实力明显优于山西的高原地区。但也正因如此，每逢乱世，经济条件更占优势的两河流域更容易饱受战火之摧残，导致农业、手工业等一蹶不振。

反观位于“四塞”之地的并州，受战乱影响较少，比较太平。此消彼长之下，其经济文化实力反而要比邻近的河北地区更为发达。所以在金元之际，山西始终是华北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地区，屡受刀兵之灾，人口稀少，于是就有了明朝初年的大举移民。

尚武善战之地

接着再看军事条件。少数民族何以拥有强悍武力？并州能成为乱世下的割据中心，又仅仅是因为少数民族在此割据吗？

不尽然也。不妨先探讨一下少数民族在军事上的优势。匈奴如何能成为秦皇、汉武的心腹大患？司马迁有过总结：“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对匈奴或其他游牧民族而言，骑射就是他们日常生存的必备技能。

又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羌、胡各部以强者为尊，遵循着“贵壮健，贱老弱”的基本法则，可谓“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在此情形之下，他们的战斗力可见一斑。而其中的佼佼者，更是出类拔萃，有称雄一方的潜质。

需要指出的是，游牧民族的组织是较为松散的，长期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可一旦他们当中出现了一位靠强悍武力降服草原各部的枭雄人物，游牧民族被团结在一起后，其实力就会空前强盛，进而对中原政权造成强大威胁。如西汉初年的匈奴单于冒顿与东汉后期的鲜卑大人檀石槐。然而，“强者”并非是始终存在的，所以冒顿、檀石槐去世后，原本强大的草原联盟顿时就四分五裂。三国时代，鲜卑大人轲比能再次统一各部，渐成气候。曹魏幽州刺史王雄深感其威胁，不惜采用暗杀手段，遣刺客韩龙将其刺杀；而随着轲比能的暴毙，原本统一的鲜卑各部也再次陷入了混战。

影视剧中的冒顿单于。来源/电视剧《大风歌》截图

上述可见，少数民族若仅凭自身之悍勇，恐怕并不能在乱世中称雄一时。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割据并州，进图北方，也正是民族交融下的必然结果。

首先，一些“汉化”后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更好地统治地方，会选择与地方大族合作乃至联姻。永嘉之乱后，尽管大多数高门士族都选择了南渡，但仍有一些豪强大族继续坚守北方。这在并州尤为常见。以太原王氏为例，其家族素与刘渊父子友善，还曾把女儿嫁到了拓跋皇室中。而高洋建立北齐时，太原唐庸、白建亦得到了执掌兵曹与骑兵曹之权，故时人谓之“并州赫赫唐与白”。

当然，并州士族能保证自己的地位，也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的名望与经济实力；实际上，他们自汉末三国以来，便“武德充沛”，普遍拥有较高的军事素养。如魏晋时期的王浑、郭淮、温峤等人，皆文武双全，闻名一时。这并非是巧合。“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秦汉以降，并州长期作为中原抵抗外族入侵的基本盘之一。在长期的对抗过程中，并州“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养成了尚武好战之风；后来，随着大量少数民族南迁入塞，并州士族与地方长官又吸纳了不少羌、胡兵为己所用。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凉、幽两大边地。东汉末年的悍将，如吕布、张辽、董卓、马超、公孙瓒乃至孙坚，都或多或少成长于边地作战，他们麾下也时常能见到少数民族组成的军队。

并州地区多内迁胡人，也被称为“并州胡”。图为北齐徐显秀墓中出土的胡人骑士俑。来源/纪录片《太原五千年》截图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武将、士卒，虽然在骑射方面略逊于少数民族，但论战斗力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刘渊、尔朱荣、高欢等枭雄虽然割据并州，却也免不了任用一些汉人族宗主、渠帅或坞堡主。据《晋书·石勒载记上》载：“元海（即刘渊）命（石）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

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下，北方郡县上多是以坞堡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一些不愿或来不及逃走的豪强为了抵抗入侵，纷纷以“以险为坞、以山为壁”，建立起了坞堡。值得注意的是，坞堡中除了汉人以外，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民族。如冀州一带，便有“鲜卑、乌桓及郡县民据坞壁不从燕者尚众”。对于这些少则几百户，多则数千户乃至上万户的坞堡，刘渊、石勒等人也想要以安抚为主，试图将他们“收编”。这就进一步加深了民族交融。

如此一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就会因为“封建化进程”的加深，变得不再像过去那般松散。随着将帅对麾下士卒的掌控加深，其整体战斗力自然就提升了。此外，北方少数民族还学会了汉末边地军阀的作战思路。汉末军阀常用的骑兵战术，正是承袭自西汉名将卫青与霍去病。得益于骑兵的高机动性，霍去病在作战时能够长途奔袭、转战千里；一旦遇到敌军，他就一改以往骑兵多用来侦察、骚扰的习惯，采取中原步兵、车兵交战时“横冲直撞”的战法，将骑兵当作冲锋陷阵的主力，向匈奴大营发起猛攻。凭借这种快、准、狠的骑兵战术，霍去病往往能酣畅淋漓地赢得战斗，从而封狼居胥、青史留名。

东汉末年，幽州军阀公孙瓒在以数十骑对鲜卑数百骑时，就是直接冲上前去，与他们贴脸厮杀。鲜卑、匈奴虽然长于骑射，却更多表现在远程进攻上；谁料汉末军阀个个身先士卒，一骑当先，这实在让他们难以招架。民族交融的进程大大加快后，少数民族学会了这种先进的骑兵战术。东晋永和十年（354），桓温北伐，与前秦军队展开交锋。景明帝苻健之子苻生一骑当先，率军直入敌军阵营，连杀应庭、刘泓二将，使晋军“死伤千数”。而跟随苻生一起冲锋的骑兵，亦在主将的指挥下“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一下就冲散了桓温北伐大军的阵型，将其杀得溃不成军。

除了战术上的变革外，长柄武器的普及、马鞍的升高与加固、马镫的出现、铠甲的量产与重型骑兵的大规模使用……这些中原骑兵的先进作战思路与装备，亦被北方少数民族吸收；再加上他们自身骑射上的先天优势，其战斗力自然就大幅度提高了。故而魏晋以后的乱世，能时常看到北方少数民族以并州为根据地，得以在北方称雄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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