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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利红 任丹妮 刘可心「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人民银行遵义市中心支行」 文章本文将于 《中国金融》 近期刊出 现代货币发行最根本的锚是信用。追溯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红色货币发行的信用建设与维护，对于红色金融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红军长征为时间线，系统梳理了长征前期货币信用建设和维护的特点，重点论述了长征时期征途，红色货币的信用准备、建立和维护，总结和描述了长征时期征途红色货币历史使命的完成。 其红色货币信用建设的思想与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长征时期的红色货币在发行对象、发行准备、货币流通的时间和范围、货币斗争的焦点等方面都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历史阶段。 长征前红色货币的信用构建 历史上，长征是在土地革命末期。大革命前的土地革命时期和长征时期，红色货币的信用建设思想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逐步形成和发展。 掌握货币发行权，大力提高货币知晓度 早在1848年，马克思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掌握货币发行权。因此，建立银行和发行货币是红色政权发展金融事业的关键。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提出：“建立工农银行，在苏区设立分行发行货币，分行收税。此外，政权机关应委派代表监督钱庄、大私人银行和土著人民，禁止他们发行货币，以防止地方银行被银行家利用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这就规定了“国家银行”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货币的信用由红色政权统一构建。革命根据地政府也颁布法令，加强宣传，改善了货币信用。 充实银行发行基金，强化货币信用 这一时期，根据地发行可兑换的银行券，主要以现金、金银等实物作为发行准备。如《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记载，大革命时期，柴山州第一农行共筹得5800银元作为发行准备，一枚布币可兑换一枚银元。湘赣根据地以“群众集资2万股”和“收缴银器3万余件”为基金“发行纸币1-2万枚”。如川陕根据地银行采用银(元)为本位，将发行的款物折算成银元，金额为鸦片烟960万元、银耳3.68万元、黄金200万元，共计1243.68万元。共发行纸币、布币200万元，发行资金与纸币、布币的比例为6: 1。陕西省红军总供给部主任郑指出，“现金仍未充分集中，使银行资金不能充实和开放，纸币不能在苏区广泛流通，这对经济建设的统一控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必须“坚决实行现金集中，充实工农银行资金，使银行能立即开出现金，以扩大纸币信用”。 加强兑换流通管理，增强货币信用 根据1932年《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的记载，国家银行需要用贵金属准备发行，以保证纸币可以随时兑换成银元，并且需要在辖区内设立兑换处，提高纸币的信誉，防止挤兑的发生。设立兑换处，既可以方便群众随时将纸币、布钱兑换成金银，又可以鼓励群众兑换和使用苏联货币。同时，通过在兑换点展示缴获的金银珠宝和各种贵重物资，凸显了苏联银行的实力，提高了银行和货币的信誉。根据地的银行也通过is增加红色货币的信贷 在领导党开展根据地金融工作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控制纸币发行数量，稳定币值。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苏联政府发行纸币应极其谨慎。如果纸币的发行超过了市场所需的额度，纸币的价格必然会下跌，价格也会飙升。要有计划地发行纸币，开展支持国家货币的运动等等。而且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维持纸币的信用。”会议指示湘鄂赣苏区尽一切努力收回过去滥发的纸币，维护苏区纸币的信用。毛泽东强调，“充分发挥苏联银行的作用，把货币发行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把市场需求作为货币发行的基础，坚持适度发行”。 坚持适度发行，维护货币信用 长征途中红色货币信用的构建 为了保证红色货币的顺利发行、流通和回收，红色金融团队在建设发行机构、提供造币设备、建立货币流通信誉、保证充足的资金物资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建立了货币锚和信贷基础。 随军行军，为长征做准备。例如，长征前，川陕工农银行和红四方面军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高红色货币在根据地的信用。第一，带领地方开展消灭高利贷的活动。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在1933年和1934年颁布的《川陕省苏维埃经济政策》法》中提到了取消和废除高利贷和穷人的各种债务。二是组织建立信用合作社和经济公社。川陕工农银行为经济公社提供资金，再由经济公社从外部购买苏区缺乏的物资，既满足了军事需要，又引导群众使用当地苏维埃货币进行交易，促进了苏维埃货币的流通和回流，发展了商品生产和购销。 长征结束后，苏区国民银行和川陕工农银行分别跟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苏维埃国家银行编为第15旅参加红军长征。毛泽民、袁福清、曹菊如等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兵团担任不同职务。第15旅的主要任务是随时准备为革命斗争进行财务工作，用国家银行券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及时补充部队的供应，并不给当地人民造成损失。1934年底，川陕工农银行随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1935年10月停止营业，川陕造币局、石印局陪同。其主要任务是发行货币，进行货币斗争和金融业务。除发行苏联货币外，还向工农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用于经济发展。 充实银行基金，货币与银元挂钩。1934年12月下旬，红军到达乌江南岸，在猴场召开会议，决定在遵义临时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为了补充和休整部队的给养，苏联货币，即“红军票”，由遵义的苏联国家银行临时发行。由于征途，的财政资金所剩无几，红军立即没收和征收遵义土豪劣绅和奸商的非法财产，充实银行资金，解决了发行准备和军费来源问题。据陈云记录《平分土地须知》“红军没收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经营的盐店价值几十万元，王家烈向上海南洋烟草公司订购的白金龙香烟价值五万元。准备年货节慰劳薛岳军的，被红军拦截没收。”跟随红四方面军的川陕工农银行筹集了足够的银元和其他物资作为资金 红币与银元挂钩，形成一定程度的银元基础货币体系。沿袭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以银元为基础货币的制度，长征时期的红色货币仍与银元挂钩，以此建立起群众普遍接受的信用模式。如果苏联国家银行决定在遵义发行货币，就按照1元红军币1.20银元或7斤盐的价格发行。长征前，陕西省工农银行以银元为基础货币。长征后，该行坚持用银元兑换布币和纸币，既达到了发行货币支援革命斗争的目的，又满足了市场和群众对银元偏好的需求。 红色货币可与稀缺商品自由兑换，货币信用由商品信用提升。苏联国家银行在遵义时，直接将红军货币与稀缺商品挂钩，促进其流通，迅速建立了货币声誉。当时遵义的烟、酒、茶、盐、棉布等商品被垄断。尤其是盐，被地方官僚、奸商、土匪、军阀控制，卖得很贵。许多普通人因为买不起盐而患上了大脖子病。对此，毛泽民建议将“红军票”与稀缺的烟、盐挂钩，实行优惠政策，促进货币兑换。苏联国家银行在遵义设立兑换点，堆放银元、盐、香烟，让群众以优惠价格兑换苏联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比如“红军在遵义、桐梓给穷人发了一部分烟，剩下的卖了。每张红军纸币一元钱可以买七斤盐和四罐白金龙香烟，远不如平时值钱。于是，红军用盐和香烟的现金支付了纸币。在苏区，一元苏维埃币可以买到一公斤盐，而在遵义，你可以买到七公斤盐或四罐白金龙香烟。由于商品价格公道，群众支付红军币的积极性迅速提高。 军政组织和领导，红军的严格纪律，为货币信用的建立提供了保证。苏维埃国家银行随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县后，编在红军总政治部罚没征收委员会开展工作。没收分配工作打击了长期压迫人民的军阀和囤积货物的不法商贩，稳定了物价，维护了市场秩序，使红一方面军在遵义迅速树立了良好的声誉。时任征委副主任的毛泽民同志提出，遵义的工作要兼顾两方面：一方面要用手中的烟、盐来建立苏联币的信用，以利于这些“红军币”在遵义城内流通；另一方面，中央罚没征收委员会向遵义的开明士绅和商界同仁宣传党的政策，做好统战工作，扩大红军币的知名度。至于陕西省工农银行，自筹建之日起，就与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合署办公。在昌，规定银行有义务向部队提供货币，部队有保护银行安全的任务。在银行筹建和退出过程中，红军是坚强的后盾；在打击破坏金钱名誉的奸商，动员力量进行宣传的过程中，军队也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在漫长的征途，红军组织纪律严明，购买粮食和物品坚持公平交易，向群众索取粮食和物品时留下银元或白条。如红军总保健部部长何成在遵义丁字口太平洋药房买药，留下200元红军币，可兑换银元或物品；红军离开遵义时，在当地赵金家留下了猪棍。1952年中国人民银行遵义桃溪寺办事处兑换人民币35000元。陕西省委和红军总部也相继发布了第 坚持货币退出，维护货币信誉。在随红军离开遵义城前夕，苏维埃国家银行紧急开展取款工作。在遵义繁华的万寿桥、丁字口、狮子桥设立了6个临时兑换点。凡持有“红军币”的单位和个人，均可在兑换点兑换。红军离开遵义时，基本收回了苏区发行的纸币，从而维护了红色货币的信誉。1950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遵义支行用0.15元人民币兑换1苏园纸币，共追回人民币2，343.60元。为了维护苏联货币的信用，四方面军军长征途，的四川工农银行在中坝镇连续40天开展了银元兑换苏联货币的业务，使苏联货币在当地人民中保持了良好的声誉。老百姓说：“红军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长征途中红色货币信用的建立及维护 苏联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红军硬币的发行和归还工作后，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土城青岗坡战斗不利的情况下，轻装渡过赤水河，坚决扔掉所携带的全部银币和铜币，烧了一些纸币，将银币撒在红军战士的背上。当年2月，红军渡赤水河再次占领遵义时，15旅烧掉了大部分纸钱，把所有印刷造纸机器沉入赤水河。苏维埃国家银行完成了长征阶段的重要使命。四川工农银行在四川省江油县中坝镇完成为期40天的银元兑换红钱后，于1935年10月随军队进入西藏。布币和纸币不能使用，所以银行业务停止了。1936年底长征胜利后，红军主力的革命根据地转移到陕甘宁地区，展开了新一轮的红色财政建设。 长征途中红色货币历史使命的完成 长征时期红色货币的信用建设思想与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信用建设思想是一致的。但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长征时期的红色货币信用建设有其阶段性特征，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时期。这些差异集中体现在苏联国家银行从遵义发行、流通、收回红色货币的全过程中。 长征时期红色货币信用构建与其他时期的差异征途银行经常需要随部队搬迁转移，正常的金融业务无法开展，货币发行目标也有其特殊性。在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发行货币兼顾了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保证金融运行和稳定物价的目标；苏联国家银行在遵义发行货币的目标主要是补充军需，壮大革命队伍，同时促进当地商品流通，满足当地人民的买卖需要。 在一是货币发行的目标不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资金比长征时期充裕，以贵金属为主，辅以少量商品，作为分配的准备。但长征时期，由于军费开支巨大，财政资金不足，遵义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货币发行是以没收征收为基础，以少量金银和大量商品特别是当地稀缺商品作为发行准备。 长征前，二是货币发行准备不同。,各根据地发行的红色货币的流通时间通常为1-3年，并且根据根据地的不同，流通范围也有所不同。长征期间，苏联国家银行只在遵义县发行过一次货币。由于形势所迫，从发行、流通到回笼货币仅用了12天，其流通范围仅限于遵义。 三是货币流通时间和范围不同。,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为了建立和维护红色货币信用，与国民党银行发行的货币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比如根据根据地的规定，国民党银行发行的货币只允许兑换，不允许流通。在征途，为了建立红币在遵义的信用在sho 从根本上说，长征时期四是货币斗争重点不同。的信用建设和维护红色货币的实践，是在党的领导下围绕革命斗争的需要进行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军政密切配合，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和力量，川陕苏区银行和工农银行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维护红色货币的信用，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在征途，启示,红军通过开展货币发行、商品交易和货币兑换等经济金融活动，不仅补充了部队物资，而且活跃了当地市场，增加了群众商品特别是紧缺商品的供应，切实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十分重视保证红币信用，维护群众利益，以此来争取人民群众对革命斗争的支持，最终取得全国胜利。 红军领袖钟结合革命斗争形势，采取没收征发货币、建立与稀缺商品直接挂钩的货币信用、实行优惠购销政策促进货币流通、利用党政宣传提高货币信用、加强自身信用建设提高货币信用等多种措施，建立和维护了红色货币信用。这些有效的探索，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尊重和运用经济规律，保证货币发行准备充分，维护良好的货币流通和交换环境的实践。 以史为鉴，在任何时代，中国的财政工作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国家大局的需要来进行。新时期，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有效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积极推进基层党建和金融业务创新深度融合，使金融政策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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