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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自然哲学观和物质条件因素,中华民族“敬物尚俭”思想持续贯穿于传统造物进程。文章首先对黄岩赵伯澐墓、福州黄昇墓、金坛周瑀墓、高淳花山宋墓等南宋墓葬出土的服装进行梳理分项,其次从基于幅宽的整体剪裁方式和多元发展的社会语境两方面,总结南宋服装剪裁结构特点及其成因。通过选取南宋墓葬出土的上衣、下裳、裤、内衣四个品类中代表性服装为研究对象,结合考古报告中实物样本和测量数据,对南宋服装的裁剪结构特征展开分析研究,指出南宋服装采用以“幅宽”为尺度的造物理念,在古典华服结构框架内实现“规整纯粹”的形制风格构建,并通过“方布利用法”“以折代剪法”和“剩料改造法”的节约工艺与制作方式,体现中华文明的“节物致用”惜物精神和人本思想。以期成为助推中国本土设计的重要力量,探寻传统服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空间。 作者: 梁惠娥1,2, 吴 玥2 作者简介: 梁惠娥(1967-),女,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服饰文化、现代服装设计理论的研究。 ( 1.无锡学院,江苏 无锡 ; 2.江南大学 a.设计学院; b.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江苏 无锡 ) 关键词: 南宋服装;剪裁结构;节约工艺;折叠;惜物意识;布幅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其中宋代(公元960—1279年)三百年间实现了经济财富积累与文化教育繁荣并重的高度,在中华文明发展与演变序列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南宋偏安,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至江南一带,丝织业生产得到空前发展。南宋服饰出土墓葬资料相对可观,尤其是福建福州南宋黄昇墓、福建福州茶园村宋墓、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江苏南京高淳花山墓、浙江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和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较之北宋蕴含更为有价值的文物信息。目前服装领域有关南宋服饰的相关研究侧重于艺术特征方面,包括纹样[1-3]、织物材质[4-5]和服式界定[6-7]。南宋考古资料和出土实物的丰富性对于探讨南宋服饰形制特征与裁剪结构分析等诸多议题具有更为重要的功用,然而缺乏关注,这些方面的历史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有待进一步挖掘。 对物的珍惜和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精神的两个基本要点。纵观中国服装数千年发展历程,一直将尊重自然、敬物惜物的美德贯穿于材料选用、结构裁剪、制作工艺等各个方面,“割幅成器”的制式理念凸显出制衣者对待“人衣关系”间的独到见解。南宋服装的形制结构不同于先秦两汉的深衣袍服,更多追求整一简洁,继承着经典华服构成形式,以布幅为量度设定尺寸,展开结构布局,确保“物尽其用”,从多方面折射出传统造物中惜物精神与人本思想的深度浸渍。与当今“加法式”时装结构的设计相比,不能小觑传统造物观与制衣方式背后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就南宋服装结构特征形成的特殊历史和社会背景,依托墓葬所出的纺织考古图片和实物资料,从上衣、下裳、裤、内衣四大品类中选取代表性样本,基于面料幅宽对南宋服装内部结构的剪裁特点和设计巧思给予深入地探讨研究,挖掘其中蕴藏的“天人合一”“节用惜物”中国传统审美理念和文化精神。希冀通过易于理解的方式,表现南宋服装剪裁技艺中的智慧,在传承中感知和探索传统服饰的创新之道。 南宋墓葬出土服装款式特征概述  南宋服装品类丰富、式样多元,继承前代范式的基础上具有独特的时代创新。南宋墓葬出土的服装样本资料为探究南宋服装款式特征、结构分析、裁剪特色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佐证依据。本文依托纺织考古资料,根据考古“类型学”的分类方法,对南宋墓葬所出服装进行梳理分项,归类具有共同形态、结构相近的实物,将其分为上衣、下裳、裤、内衣四种品类(表1)。其中上衣类涵盖袍、衫、大袖、背子、襦、袄和背心;下裳类主要指裙,如单片裙、两片裙和褶裥裙;裤类指开裆裤和合裆裤;内衣类包含抹胸和裹肚。 表1 南宋墓葬出土服装数量及品类总结 Tab.1 A summary of the number and categories of clothing unearthed from the tomb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南宋服装剪裁结构特点之形成 织幅,本意指布帛类织品的宽度。《说文解字·巾部》载:“幅,布帛广也。”限于中国织机结构和纺织技术的发展,其定式赋予“幅”更多规范和限制的意义[14]。古时手工织出的布料为矩形,且与今相比较为短窄。《淮南子》:“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为制。”当时布帛一匹可裁制一件标准的“深衣”,说明古时人们已意识到服装款式的制定要适应当时的织物规格[15]。为更好地利用织幅进行“物尽其用”的设计实践,由此产生“布幅决定结构形态”的十字形平面结构[16],蕴藏着中华文明以“敬物”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宇宙观,亦成为南宋服装结构设计和制衣方式的核心理念。不同于先秦两汉承载复杂结构的深衣袍服,南宋服装更多追求一种单一化和程式化的造型特色。以福建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紫灰色镶花边窄袖背子(5)[10]和江苏金坛周瑀墓的素纱单衫(9)[11]为例,均采用“十字形”连身通裁式样,将四幅(正身两幅,双袖两幅)或六幅(正身两幅,双袖各两幅)衣片按照十字坐标系左右对称分布的特点配置,衣身后中拼缝,实现布料的最大化利用。南宋服装裁剪结构以规整、理性的方式,通过幅宽利用、前后中断缝、接袖分割等手段,表现宋人对自然之物的崇尚及节俭意识,诠释汉民族博大稳重、含蓄内敛的精神特质。 杨成贵[17]认为“服装作为“物”,不只是包括款式、色彩、材质等“形”之表现,背后还潜隐着“实”,即文化意识和衣着思想。宋以降,一改历朝历代尚武之风,提倡文官治国,却给边境埋下隐患。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频发,军事的失利导致北宋灭亡。宋代“靖康之变”之后,统治者偏居一隅,利用丝帛、冶铁、铸铜、瓷器等重要产业之利,不仅足以自存,而且殷富更甚于北宋。一方面,经济形态的繁荣,“科举取仕”的重视及市民阶层的新兴推动着整个社会构建起“文质彬彬”的伦理秩序与统治规范。文化格局的演变影响着南宋服装的审美取向,“审美主体在感性形态上呈现出更加细腻精致、内敛尚意的时代特征”[18]。“程朱理学”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在南宋后期逐渐盛行,以强化封建伦理纲常的儒学为哲学核心,主张衣冠要“便身简易”“惟务洁净”,促使南宋服装模糊结构分割,严整的左右对称形式体现中正对称的纯粹之美和简朴从省的着装思想。另一方面,南宋政权时常遭受来自周边辽、金、西夏等民族的威胁,民族对立情节让整个社会弥漫着高昂的民族情绪。在强烈的文化种族意识和外来文化“排他”心理的支配下,南宋服装被赋予“区分华夷”的重要社会职能[19]。此种文化语境下,虽然女装尺寸规格上颇具“胡风”,剪裁构成仍与男装一同继承着基于幅宽的“十”字形平面结构和整体剪裁方式,彰显自然严谨的华夏民族传统服饰特色,体现对汉民族文化正统性的精神诉求。综上所述,南宋服装整一纯粹、规整简洁的剪裁结构特点,一方面来自以“幅”为尺度,从“物尽其用”造物观念出发到精心筹划,同时也折射出不同时代现实语境下审美意趣、思想观念和民族意识诸多因素的客观影响,赋予南宋服装独有的时代特色。 “布幅决定形态”:南宋服装结构的惜物意识体现 历代对布幅规定略有不同。秦律规定“福(幅)广二尺五寸”[20],简牍《制衣》记载服饰按布幅二尺五寸裁剪[21]。《汉书·食府志》:“帛广二尺二为幅。”[22]固定的布幅规格二尺二寸(约50.0 cm)自汉代起为人所共识。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代令公私织造匹帛,每匹须幅广二尺五分,长四十二尺[23]。官定幅宽换算今之度量约63.4 cm,如表2所示,依据北京历史博物馆藏(矩)鎏金铜尺,一尺相当于30.9 cm[24]。南宋商品经济的繁荣带动纺织行业发展,原有的布幅标准不完全适应市场需要。透过南宋墓葬出土实物可知,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四件完整匹料按宋尺折算幅宽为二尺弱或一尺九寸弱(约60.0 cm);福州南宋黄昇墓匹料幅广折算后最宽达一尺九寸八分(约61.0 cm),个别仅一尺三寸余(约40.5 cm)。南宋社会对织幅的要求相对松弛,匹帛幅宽普遍小于官府既定尺寸。生产灵活性使布幅宽度呈现大小不一的特点,为南宋服装实现“多元化”裁剪造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表2 古代部分朝代布料幅宽标准 Tab.2 The cloth width standard of some ancient dynasties
注:量度依据参考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中国历代度量衡变变迁表”。 《周易》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古人制衣倡导“幅善奢用”的节约工艺,战国时期湖北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的“ 3.1 方布利用法 当剥离传统服饰表面华丽的装饰,“随方而制”的制衣理念所具备的节省、灵活等特征得以显现[27]。制作者在整幅面料的基础上,通过“一刀不剪”“适当裁剪”“分割与重组”等裁剪方法,改变不同比例的方形形态,塑造更为丰富的服饰结构,同时有效减少浪费。“一刀不剪”指通过简单缝合、缠裹不同比例的方形布料,不再进行多余裁剪即可组合成衣。南宋出土实物中多褶裥式裙和缠裹式抹胸的服饰结构,直观地反映充分利用方布进行“一刀不剪”工艺手法。如图1所示,福州南宋黄昇墓褐色罗印花褶裥裙(41)[10],裙身褶皱细密,由四幅宽度相同的矩形裁片制成,每幅裙片幅宽在39.5 cm,恰好为一个整幅宽度,不做削幅处理,用料率为100%。此外,南京高淳花山墓出土四件缠裹式抹胸形制相似,均为矩形结构,下边线为自然的幅边状态,恰为抹胸“取整幅剪裁”的有力佐证。如图2所示,此款素纱抹胸(8904)[13]由整幅纱料制成,两边有系带,抹胸上口线中心处打活褶设计,纱料的幅宽为宽度46.0 cm,长度112.0 cm,即宽度取决于用料的幅宽大小。
图1 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褐色罗印花褶裥裙 Fig.1 Brown luo print pleated skirt unearthed from Huang Sheng tomb, Fuzhou
图2 南京高淳花山宋墓出土素纱抹胸 Fig.2 A silk organdy tube top unearthed from Gaochun Huashan Song tomb, Nanjing “适当裁剪”指布料在剪开但不剪断的基础上,进行缝合或拼接以获得服饰造型。黄岩南宋赵泊澐墓出土的绢面合裆锦裤(008277)[8](图3),裤长77.0 cm,腰宽51.0 cm,三角形的裤腿,不缝合外侧缝。实际穿着状态可参考晚唐五代时期敦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图4),穿着后除腰部、后臀部及裆部,其他部分暴露在外。通过笔者制作示意图分析可知(图5),将一块整幅矩形面料沿底边中心部位向上剪开到特定位置,剪开的面料沿对角线向外翻折,再单独裁剪一块方形面料补齐后片缺失位置,完成裤身形状,最后缝合腰头和腰带。夹裤通过多块完整的矩形面料经巧妙地裁剪缝合,最终实现“零浪费”的裁剪过程,完成面料的最大化利用。
图3 黄岩南宋赵泊澐墓出土绢面合裆锦裤 Fig.3 Silk-faced crotch trousers unearthed from Zhao Boyun tomb, Huangyan
图4 敦煌《佛说十王经》局部(大英博物馆馆藏) Fig.4 Sutra of the Ten Kings of Hell (partial) of Dunhuang (collected by the British Museum)
图5 绢面合裆锦裤制作示意 Fig.5 The production schematic of silk-faced crotch trousers “分割与重组”指合理裁剪方形布料后,排列组成不同组合,拓展服饰造型的可塑性。南宋抹胸共有两种形制,除上文所提缠裹式外,还有一类系挂式。以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素绢丝绵抹胸(38)[10]为例,在综合考虑造型设计的基础上,以衣料幅宽为尺度。如图6所示,选择使用幅宽不小于42.0 cm的全新全幅绢料制成,纵向中分裁断,长方形基础形状的上口处左右两端削去两角,将裁下的两角顺势旋转,接缝于上口线边侧作为尖角耳片,以便于缝缀系带。整个过程利用布料幅宽进行规划制衣,体现古人的节用智慧和“材尽其用”的传统造物规则。
图6 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褐色绢抹胸 Fig.6 Brown silk tube top unearthed from Huang Sheng tomb, Fuzhou 3.2 以折代剪法 “以折代剪法”主要表现在不需要进行裁剪的情况下,一些细节部位通过巧妙的折叠和缝合,尽可能减少局部余料的产生。如图7所示,黄岩南宋赵泊澐墓出土的对襟缠枝葡萄纹绫袄是南宋使用“以折代剪法”进行“节用惜物”的有效例证[28]。通过服饰实物可见,此件服饰领口及门襟处使用一片布料,约5.0 cm宽素绢宽镶边外侧,通过衣料以门襟为中心对向打褶进而缝合形成,褶裥重叠宽度约为0.5 cm[28]。同墓出土的对襟双蝶串枝菊花纹绫衫的门襟装饰与上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较为复杂的门襟处理手法,可见于福州南宋黄昇墓褙子和背心出土实物(图8),如紫灰色绉纱镶花边窄袖袍(5)、深褐色罗镶花边单衣(141)和深烟色牡丹花罗背心(38)的门襟处向中心线边缘部分向里翻折,距离衣襟边缘一定宽度的位置再折进一定量,经过两次折转,呈现类似于贴边的视觉效果,由此保证布料不因领口拼接而影响完整性,有效减少零碎料的产生,贯彻“惜物”精神内核和要求,凸显宋人对服饰工艺的讲究与限度。
图7 黄岩南宋赵泊澐墓出土对襟缠枝葡萄纹绫袄 Fig.7 Double-breasted grape-patterned coat unearthed from Zhao Boyun tomb, Huangyan
图8 门襟缝制结构示意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placket sewing structure 从出土文物实物资料来看,用折叠代替裁剪的边饰处理手法主要运用在南宋服饰的较多细节部位,门襟处尤为常见。一方面可以简化缝纫的过程,减少织物裁剪后缝份余量的浪费;另一方面,可有效确保服饰面料和图案的完整性,充分体现古人制作工艺上的绝妙智慧[28]。 3.3 剩料改造法 服装制作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剩料,利用边角余料进行拼接、贴布或做装饰物,巧妙地将其“变废为宝”,不仅可以改造单调的服装面料,又可以节约大幅整料,避免资源浪费。例如南宋直领对襟衣采用十字形通裁样式,通过上下“摞裁”方式进行服装裁制时,可以合理地利用正身裁剪后所剩零料制作拼袖裁片。如图9所示,裁剪此款褙子在幅宽尺度下,将长252.0 cm(含预留缝份2.0 cm)、宽55.0 cm(含预留缝份1.5 cm)的双层绉纱料在距离底边127.0 cm处横向对折,布料摞叠后,同步剪出袖底连侧缝线的“width=15,height=15,dpi=110”结构轮廓。同时,有效利用剪裁后的剩余面料,完成拼袖裁片的裁制,体现出整幅面料“材尽其用”的工艺特点。
图9 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紫灰色镶花边窄袖褙子 Fig.9 Purple-grey narrow-sleeve Beizi unearthed from Huang Sheng tomb, Fuzhou 此外,南宋服装采用传统百纳工艺中“拼”的形式,可以合理利用不同大小的剩料,拼接缝制成一块完整面料。江苏金坛周瑀墓出土一件夹纳短衫(图10),以四幅素绢拼合缝制而成,通身以细密的针迹纳缝。合领对襟的样式,身长90.0 cm,袖长197.0 cm,衣宽67.0 cm,袖宽46.0 cm,在衣服的右袖和左肩处有明显的纵向接合痕迹。前文所提及系挂式抹胸,其制作方式也可使用非全幅绢料裁断后再缝合而成。采用以往剩余的适合尺寸的绢料制作,如通过宽度22.0 cm的裁剪零料裁配此抹胸,从而节省面料。黄岩南宋赵伯澐墓考古发现,若干浅黄色长条状素绢布料夹藏在赵伯澐的宽袖中,这些丝织品与墓主身上所穿对襟服饰的衣领材质相一致,极有可能是衣服的耗材配料。猜测其效果如同20世纪70、80年代流行过中山装领子配有一个额外可拆卸的领衬,避免领口难以清洗以至整件衣服“报废”,也体现出一种对材料的珍惜和爱意。周瑀生前是小官吏家庭出身的儒生,赵伯澐为南宋宗室后代,具有较好的物质基础和生活环境,墓中出土的丝织物均品种相对丰富,质量上乘。由此可见,节俭是宋代社会普遍提倡的风气,并非只有贫民才会采用拼接的方式利用剩料,同样也出现在上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
图10 江苏金坛周瑀墓出土夹纳短衫 Fig.10 Clip-on blouse unearthed from Zhou Yu tomb, Jintan, Jiangsu 结 论  织机的宽度决定布幅的大小,面料的幅宽限定中国传统服饰的穿着方式和造型塑造。由“布幅决定形态”的基础思维产生的经典华服十字形平面结构,在南宋服装结构表现中继承延续,达到规整理性的极致状态。同时,随着民间织造业大为发展,社会对织幅的规定走向“模糊化”,尺寸不一的幅宽面料为实现“多样化”南宋服饰裁剪造型提供可能性。传统“敬物尚俭”精神所创造的“以物为尺度”的造物理念和技艺智慧,贯穿于南宋服装结构设计的方方面面。通过南宋墓葬出土的服装实例可见,通过对整幅面料进行“一刀不剪”“适当裁剪”和“分割与重组”,服装局部细节采取“以折代剪”工艺设计,合理利用剩余布料完成改造等方式可以有效减少织物浪费,凸显宋人的节约意识。“惜物”一方面为了减少形式、材料和制作工序,更重要的是以传递生态美学和造物价值观为目标,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南宋服装的节用智慧不应只是成为传统思想的物化或怀旧的映照物,值得成为推动传统服饰文化传承及现代服装设计迈向新台阶的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略） 来 源 | 《丝绸》2022年 第59卷 05期 发 布 | 浙江理工大学杂志社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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