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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下简称“《聊斋》”）、《阅微草堂笔记》（下简称“《笔记》”）是清代文言小说的两部翘楚，被誉为“双璧”。《聊斋》作者蒲松龄（1640-1715）“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皆鬼狐怪异之事”[1]；《笔记》作者纪昀（1724-1805）于乾隆己酉（五十四年）夏，至滦阳（今承德）编排秘籍，“昼长无事，追录见闻”[2]，“托狐鬼以抒己见”[3]。 所以，作为异类的狐狸是两部小说共同的主要题材之一，《聊斋》约有70多则，《笔记》约有132则。但两部书的旨趣不同，因而狐狸的类型、形象及其中的喻意与寄托相异。本文就狐狸居所的描写作一比较，以此作为理解两者不同旨趣的一个视角。 蒲松龄对于狐狸的来源、产地、居所没有系统的看法。《五通》 云：“南有五通，犹北之有狐也。”又《焦螟》记京师董侍读家为狐所扰。请道士捉狐，诘其里居，狐自称：“我西域产，入都者十八辈。”《胡四姐》载有陕人骑驴造门觅狐寻仇。《乔娜》载狐仙自称“皇甫氏，祖居陕。以家宅焚于野火，暂借安顿。”《胡四相公》载狐与其友莱芜张虚一道别，称：“弟陕中产，将归去矣。”则其以狐之发源皆在陕西，而狐之怪异多流行于北方。 考其中所载南方狐怪之事仅二例：《小翠》载越人王太常总角之时有狐来其榻上避雷，后携其女狐仙小翠赴京师，赠与王太常痴儿为妇，自称姓“虞氏”；又《金陵乙》记金陵卖酒人见醉狐之事。 纪昀与蒲松龄皆是北人，故《笔记》中所记狐异之事亦多北方之传闻。但纪昀深入学问，故于狐历史、修炼、习性多有阐说或记述。如《学究与狐友》 论狐怪之源流，堪称狐文化小史： 人物异类，狐则在人物之间；幽明异路，狐则在幽明之间；仙妖异途， 狐则在仙妖之间。故谓遇狐为怪可，谓遇狐为常亦可。三代以上无可考，《史记·陈涉世家》称篝火作狐鸣曰：“大楚兴，陈胜王。”必当时已有是怪， 是以托之。吴均《西京杂记》称广川王发栾书冢，击伤冢中狐，后梦见老翁报冤。是幻化人形，见于汉代。张鷟《朝野佥载》称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神，当时谚曰：“无狐魅，不成村。”是至唐代乃最多。《太平广记》载狐事十二卷，唐代居十之九，是可以证矣。 其中又记刘师退与狐友问答狐之品类、居所甚详，其中有云： 师退问：“狐有别乎？” 曰：“凡狐皆可以修道，而最灵者曰狴狐。此如农家读书者少，儒家读书者多也。” 问：“狴狐生而皆灵乎？” 曰：“此系乎其种类。未成道者所生，则为常狐；已成道者所生，则自能变化也。” 问：“既成道矣，自必驻颜。而小说载狐亦有翁媪，何也？” 曰：“所谓成道，成人道也。其饮食男女，生老病死，亦与人同……” …… 问：“或居人家，或居旷野，何也？” 曰：“未成道者未离乎兽，利于远人，非山林弗便也。已成道者事事与人同，利于近人，非城市弗便也。其道行高者，则城市山林皆可居。如大富大贵家，其力百物皆可致，住荒村僻壤与通都大邑一也。” 又《狐能化形》载姚安公尝言：“狐居墟墓， 而幻化室庐。” 《深山孤狐》载哈密空山老翁自云蜕形之狐，人问：“狐喜近人，何以僻处？狐多聚族，何以独居？”对曰：“修道必世外幽栖，始精神坚定。如往来城市，则嗜欲日生，难以炼形服气，不免于媚人采补，摄取外丹。倘所害过多，终干天律。至往来墟墓，种类太繁，则踪迹彰明，易招弋猎，尤非远 害之方。故均不为也。” 故就纪昀所论，可知狐怪之一般。狐在仙妖之间，可以视之为怪；狐有成道之狐与未成道之狐两大类别，成道之狐为成人之道；狐多聚族而居；狐之居所为“人家-城市”与“旷野-山林”两大空间，成道之狐居处近于前者，未成道之狐居处近于后者。 这两大空间恰恰代表了自然与文化，以此可以衡量《聊斋》与《笔记》中狐怪的生活空间和社区特征。 《聊斋》之狐的社区，最多者为乡村，狐可入村居于人家的空仓废宅、乡间庙宇，但村外旷野往往另有洞穴墟墓之所。如《狐嫁女》 载历城殷天官遇狐邑有故家废无居人之第。《娇娜》载孔生遇狐仙乔娜于单先生空第，离别后再遇于村外树大浓昏之处，“高冢岿然，巨穴无底”。《新郎》载村人遇狐，回视“院宇无存，但见高冢。”《青凤》载太原耿去病于故家空宅遇狐仙青凤一家，后再遇害于清明上墓之时。《婴宁》载王子服山村遇害狐女婴宁，后知其托于鬼母，生长于庐墓。 它如《狐入瓶》《王成》《贾儿》《胡四姐》《酒友》《连香》《九山王》《红玉》《胡氏》《伏狐》《小髻》《毛狐》《青梅》《辛四十娘》《双灯》《胡四相公》《封三娘》《狐梦》《农人》《荷花三娘子》《郭生》《马介甫》《河间生》《萧七》《周三》《冷生》《阿绣》《小翠》《杨疤眼》《丑狐》《凤仙》《张鸿渐》《狐女》《姬生》等篇中所写之狐，皆居于山乡村野。 其他尚有居于官署之狐如《遵化署狐》《汾州狐》《狐妾》《盗户》等；城市之狐如《焦螟》《小翠》《潍水狐》《捉鬼射狐》《上仙》《蕙芳》《陵县狐》《司训》等；村旅客舍之狐如《狐谐》《念秧》《鸦头》等。 由此可见，《聊斋》狐生活的空间主要是中国北方的乡村，包括一些县城市镇，因此，这些狐的生活方式、情感趣味都是乡村民众一样。它们很少谈高深的学问，即如《狐谐》《狐联》等篇，也是叙述狐仙与人讥谑取乐，谐趣对联，而非问道论学之事。 《聊斋》中的狐狸比较多地和人类相悦恋爱，或者结下恩仇情怨,情感表达方式非常直率，情事也极为曲折感人，此类佳篇妙构，多发生在乡村山野。 《胡四姐》载泰山人尚生遇狐之事： 尚生泰山人，独居清斋。会值秋夜，银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阴， 颇存遐想。忽一女子逾垣来，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视，容华若仙。惊喜拥入，穷极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姐。问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复 置问，惟相期永好而已。自此临无虚夕。一夜与生促膝灯幕，生爱之，瞩盼 不转。女笑曰：“眈眈视妾何为？”曰：“我视卿如红叶碧桃，虽竟夜视勿厌 也。”三姐曰：“妾陋质，遂蒙青盼如此，若见吾家四妹，不知如何颠倒。” 生益倾动，恨不一见颜色，长跽哀请。 逾夕果偕四姐来。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烟润，嫣然含笑，媚丽欲绝。生狂喜，引坐。三姐与生同笑语，四姐惟手引绣带，俯首而已。未几三姐起别，妹欲从行，生曳之不释，顾三姐曰：“卿卿烦一致声。”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为少留。”四姐无语，姊遂去。二人备尽欢好，既而引臂替枕，倾吐生平，无复隐讳。四姐自言为狐，生依恋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姊狠毒，业杀三人矣，惑之无不毙者。妾幸承溺爱，不忍见灭亡，当早绝之。”生惧，求所以处。四姐曰：“妾虽狐，得仙人正法，当书一符粘寝门，可以却之。”遂书之。既晓三姐来，见符却退，曰：“婢子负心，倾意新郎，不忆引线人矣。汝两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尔？”乃径去。 数日四姐他适，约以隔夜。是日生偶出门眺望，山下故有槲林，苍莽中出一少妇，亦颇风韵。近谓生曰：”秀才何必日沾沾恋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钱相赠。”即以一贯授生，曰：“先持归贳良酝，我即携小肴馔来，与君为欢。”生怀钱归，果如所教。少间妇果至，置几上燔鸡、咸彘肩各一，即抽刀子缕切为脔。酾酒调谑，欢洽异常。继而灭烛登床，狎情荡甚。既明始起，方坐床头，捉足易舄，忽闻人声。倾听，已入帏幕，则胡姊妹也。妇乍睹，仓惶而遁，遗舄于床。二女遂叱曰：“骚狐！何敢与人同寝处！”追去，移时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长进，与骚狐相匹偶，不可复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词哀恳；三姊从旁解免，四姐怒稍释，由此相好如初。 尚生独自遐想，为物所知。胡三姐与胡四姐来与尚生相欢，其情状一如乡女村姑，既直率又真挚。其姐妹之间相互夺情，也充满幽默与爱意。而骚狐既诱尚生以色，且以利益离间尚生与胡氏姐妹，故遭驱逐。此篇写人狐之情一如人间之情，以超越利益，情意相投为理想。 山野之狐进入人的世界，多是寻找空宅废院，模仿人类聚族而居。但山野墟墓，也有其居所。人居代表文化，而狐和山野代表着自然。 《聊斋》之狐与人的交往，往往折射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比如《胡氏》载一狐自称秀才胡氏，至直隶巨室为塾师，欲聘主人女。主人不可，狐曰：“胡亦世族，何遽不如先生？”主人直告曰：“实无他意，但恶非其类耳。”于是交恶而去： 次日果有狐兵大至，或骑、或步、 或戈、或驽，马嘶人沸，声势汹汹。主人不敢出，狐声言火屋，主入益惧。有健者率家人噪出，飞石施箭，两相冲击，互有夷伤。狐渐靡，纷纷引去。遗刀地上，亮如霜雪，近拾之，则高梁叶也。众笑曰：“技止此耳。”然恐其复至，益备之。明日众方聚语，忽一巨人自天而降，高丈余，身横数尺，挥大刀如门，逐人而杀。群操矢石乱击之，颠踣而毙，则刍灵耳。众益易之。狐三日不复来，众亦少懈。主人适登厕，俄见狐兵张弓挟矢而至，乱射之，集矢于臀。大惧，急喊众奔斗，狐方去。拔矢视之，皆蒿梗。如此月余，去来不常，虽不甚害，而日日戒严，主入患苦之。 一日胡生率众至，主人身出，胡望见，避于众中，主人呼之，不得已， 乃出。主人曰：“仆自谓无失礼于先生，何故兴戎？”群狐欲射，胡止之。主入近握其手，邀入故斋，置酒相款，从容曰：“先生达人，当相见谅。以我情好，宁不乐附婚姻？但先生车马、宫室，多不与人同，弱女相从，即先生当知其不可。且谚云：'瓜果之生摘者，不适于口。’先生何取焉？”胡大惭。主人曰：“无伤，旧好故在。如不以尘浊见弃，在门墙之幼子年十五矣，愿得坦腹床下。不知有相若者吾？”胡喜曰：“仆有弱妹少公子一岁，颇不陋劣，以奉箕帚如何？”主入起拜，胡答拜。于是酬酢甚欢，前隙俱忘，命罗酒浆，遍犒从者，上下欢慰。 胡秀才是得道之狐，自以为人类，故欲与人通婚。遭拒后他用来报复的人类的东西，全是乡村自然之物：高梁、蒿梗、稻草人。而主人与狐复归于好，也是通过婚约，但更为人娶狐的方式。这里既隐喻了人类与自然的争斗与和谐，也隐喻了人类对文明的坚持。 《荷花三娘子》写士人宗湘若与狐女相恋之事，他们原本相遇害在一个十分原始的乡村野合的场景： 湖州宗相若，士人也。秋日巡视田垄，见禾稼茂密处，振摇甚动。疑之，越陌往觇，则有男女野合，一笑将返。即见男子腼然结带，草草径去。女子亦起。细审之。雅甚娟好。心悦之，欲就绸缪，实惭鄙恶。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乐乎？”女笑不语。宗近身启衣，肤腻如脂，于是挼莎上下几遍，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为？”诘其姓氏。曰：“春风一度，即别东西，何劳审究？岂将留名字作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山村牧猪奴所为，我不习惯。以卿丽质，即私约亦当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闻言，极意嘉纳。宗言：“荒斋不远，请过留连。”女曰：“我出已久，恐人所疑，夜分可耳。”问宗门户物志甚悉，乃趋斜径，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斋。殢雨尤云，备极亲爱。 狐女与人野合，完全是乡村生活的写照。在这种行为中，欲望而不是爱情占据主导。狐女言语质朴，不顾礼仪。但是被士子之言感动，由欲至情，接受了约会。人与狐之间的对话成为一个工具，将狐由山野带进了人家。 总之，由于狐怪传奇的场景多为乡村山野，因此《聊斋》的狐怪多带有自然的气息和质野的个性，这些个性让它们既体现出纯朴质实的人性，与人类虚伪的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形成鲜明的对照或者不和谐，因而使它们显得愈加可爱。 《聊斋》作者蒲松龄一生困顿，常居乡里，而《笔记》的作者纪昀生于京畿县乡，一生仕宦，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其间又有谪戍边新疆和总纂《四库全书》的经历，交游极广，他的狐怪事迹既有来自他的故里亲友的讲述，但更多地来自他的仕途与交游的见闻，因此题材比《聊斋》丰富许多。就狐狸的社区而言，“人家-城市”是主要的居所。 纪昀大部份时间在京做官，因此京师的狐是《笔记》中的重要角色，约有近二十则之多。比如《人狐争居》记狐与叶旅亭御史争宅居，后叶氏请道士隆伏狐怪，“以罂贮之，埋广渠门外”。 《圃中狐女》 记“有卖花老妇言：京师一宅近空圃，圃故多狐。” 《狐宅》记“芮庶子铁厓宅中一楼，有狐居其上，恒鐍之。狐或夜于厨下治馔，斋中宴客，家人习见亦不讶。凡盗贼火烛，皆能代主人呵护，相安已久。” 《钱宅雅狐 》记“丁亥春，余携家至京师。因虎坊桥旧宅未赎，权住钱香树先生空宅中。云楼上亦有狐居，但扃锁杂物，人不轻上。” 《吏为狐媚》 记“余官兵部时，有一吏尝为狐所媚，尪瘦骨立。” 《夜狐点诗》记“董曲江游京师时，与一友同寓，非其侣也，姑省宿食之资云尔。友征逐富贵，多外宿。曲江独睡斋中。夜或闻翻动书册，摩弄器玩声，知京师多狐，弗怪也。” 《狐笑》记“先叔仪庵公，有质库在西城中。一小楼为狐所据，夜恒闻其语声，然不为人害，久亦相安。” 《狐化幼妇 》记“裘编修超然言；丰宜门内玉皇庙街，有数屋数间，锁闭已久，云中有狐。” 《琴工钱生》记“一选人居会馆，于馆后墙 缺见一妇，甚有姿色，衣裳故敝，而修饰甚整洁。意颇悦之。” 《教场狐宅 》记“西城将军教场一宅，周兰坡学土尝居之。夜或闻楼上吟哦声，知为狐，弗讶也。及兰坡移家，狐亦他徙。后田石岩僦居，数月狐乃复归。” 《人伪狐状》记“乾隆己未会试前，一举人过永光寺西街，见好女立门外；意颇悦之，托媒关说，以三百金纳为妾。因就寓其家，亦甚相得。迨出闱返舍，则破窗尘壁，阒无一人，污秽堆积，似废坏多年者。访问邻家，曰：“是宅久空，是家往来仅月余，一夕自去，莫知所往矣。”或曰：“狐也，小说中盖尝有是事。”或曰：“是以女为饵，窃资远遁，伪为狐状也。”夫狐而伪人，斯亦黠矣；人而伪狐，不更黠乎哉！余居京师五六十年，见类此者不胜数，此其一耳。” 《鬼狐之见》 记“裘文达公言：尝闻诸石东村曰：有骁骑校，颇读书，喜谈文义。一夜寓直宣武门城上，乘凉散步。至丽谯之东，见二人倚堞相对语。心知为狐鬼， 屏息伺之。” 《狐赠丑郎帽 》记“裘文达公赐第，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有中狐怪之事。 《两狐论金》记“沈瑞彰寓高庙读书，夏夜就文昌阁廊下睡”，闻阁上有狐语之事。 《狐毙烈焰》记“相传康熙中，瓜子店火（在正阳门之南而偏东）有少年病瘵不能出，并屋焚焉。火熄，掘之，尸已焦，而有一狐与俱死，知其病为狐媚也。” 《海淀有贵家守墓者》记“嵩辅堂阁学言：海淀有贵家守墓者，偶见数犬逐一狐，毛血狼藉。意甚悯之，持杖击犬散，提狐置室中，俟其苏息，送至旷野，纵之去。越数日，夜有女子款扉入，容华绝代。骇问所自来。再拜曰：'身是狐女，昨遘大难，蒙君再生，今来为君拂枕席。'守墓者度无恶意，因纳之。” 《有选人钓鱼台遇狐》记 ：“图裕斋前辈言：有选人游钓鱼台。”遇一女为狐之事。 《笔记》中的居家之狐与人类的关系也和人类之间的家人、客人、邻居、朋友一样《狐宅》记“芮庶子铁厓宅中一楼，有狐居其上，恒鐍之。狐或夜于厨下治馔，斋中宴客，家人习见亦不讶。凡盗贼火烛，皆能代主人呵护，相安已久。” 《狐居小楼》载“余家假山上有小楼，狐居之五十余年矣。人不上，狐亦不下，但时见窗扉无风自启闭耳。” 《以狐为妾》记 “张铉耳先生之族，有以狐女为妾者，别营静室居之。” 《有狐居仓中》记“ 表伯王洪生家，有狐居仓中，不甚为祟；然小儿女或近仓游戏，辄被瓦击。一日，厨下得一小狐，众欲捶杀以泄愤。洪生曰：“是挑衅也。人与妖斗，宁有胜乎？”乃引至榻上，哺以果饵，亲送至仓外。自是儿女辈往来其地，不复击矣。” 这些居家之狐狐往往与人之间以道义相尚，甚至相互责善，宛如邻里朋友之间。《狐具人心 》曰： 陈竹吟尝馆一富室。有小女奴，闻其母行乞于道，饿垂毙，阴盗钱三千与之。为侪辈所发，鞭捶甚苦。富室一楼，有狐借居，数十年未尝为祟。亦具人心。悲此女年未十岁，而为母受捶，不觉失声。非敢相扰也。”主人投鞭于地，面无人色者数日。 又《义狐之言》曰： 从舅安公介然言：佃户刘子明，家粗俗。有狐居其仓屋中，数十年一无 所扰，惟岁时祭以酒五琖，鸡子数枚而已。或遇火盗，辄叩门窗作声，使主 人知之。相安已久。扰，惟岁时祭以酒五琖，鸡子数枚而已。或遇火盗，辄叩门窗作声，使主人知之。相安已久。一日，忽闻吃吃笑不止。问之不答，笑弥甚。怒而诃之。忽应曰：“吾自笑厚结盟之兄弟，而疾其亲兄弟者也。吾自笑厚其妻前夫之子，而疾其前妻之子者也。何预于君，而见怒如是？”刘大惭，无以应。俄闻屋上朗诵《论语》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语之言，能无悦乎？绎之为贵。”太息数声而寂。刘自是稍改其所为。 又《狐据书楼 》曰： 长山聂松岩言：安丘张卯君先生家，有书楼为狐所据，每与人对语。媪婢童仆，凡有隐慝，必对众暴之。一家畏若神明，惕惕然不敢作过。斯亦能语之绳规，无形之监史矣。然奸黠者或敬事之，则讳其所短，不肯质言。盖聪明有余，正直则不足也。斯狐之所以为狐欤！ 又《待人以理之狐》曰： 李又聃先生言：东光某氏宅有狐，一日，忽掷砖瓦，伤盆盎。某氏詈之。夜间人叩窗语曰：“君睡否？我有一言：邻里乡党，比户而居，小儿女或相触犯，事理之常，可恕则恕之，必不可恕，告其父兄，自当处置，遽加以恶声，于理毋乃不可。且我辈出入无形，往来不测，皆君闻见所不及，提防所不到。而君攘臂与为难，庸有幸乎？于势亦必不敌，幸熟计之。”某氏披衣起谢，自是遂相安。 又《狐知夙债》曰： 张完质舍人言：有与狐为友者，将商于外，以家事托狐。凡火烛盗贼，皆为警卫；僮婢或作奸，皆摘发无遗。家政井井，逾于商未出时。惟其妇与邻人昵，狐若弗知。越两岁，商归，甚德狐。久而微闻邻人事，又甚咎狐。狐谢曰：“此神所判，吾不敢违也。”商不服曰：“鬼神祸淫，又反导淫哉？”狐曰：“是有故。邻人前世为巨室，君为司出纳，因其倚信，侵蚀其多金。冥判以妇偿负，一夕准宿妓之价销金五星，今所欠只七十余金矣。销尽自绝，君何躁焉！君倘未信，试以所负偿之，观其如何耳。”商乃诣邻人家曰：“闻君贫甚， 仆此次幸多赢，谨以八十金奉助。”邻人感且愧，自是遂与妇绝。岁暮，馈肴品示谢，甚精腆。计其所值，正合七十余金所赢数。乃知夙生债负，受者毫厘不能增，与者毫厘不能减也。是亦可畏也已。 又《义狐之行》曰： 李秋崖言：一老儒家，有狐居其空仓中，三四十年未尝为祟。恒与人对 语，亦颇知书；或邀之饮，亦肯出。但不见其形耳。老儒殁后，其子亦诸生， 与狐酬酢如其父。狐不甚答，久乃渐肆扰。生故设帐于家，而兼为人作讼牒。凡所批课文，皆不遗失；凡作讼牒，则甫具草辄碎裂，或从手中掣其笔。凡修脯所入，毫厘不失；凡刀笔所得，虽扃锁严密，辄盗去。凡学子出入，皆无所见；凡讼者至，或瓦石击头面流血，或檐际作人语，对众发其阴谋。生苦之，延道士劾治。登坛召将，摄狐至。狐侃侃辩曰：“其父不以异类视我，与我交至厚。我亦不以异类自外，视其父如弟兄。今其子自堕家声，作种种恶业，不陨身不止。我不忍坐视，故挠之使改图；所攫金皆埋其父墓中，将待其倾覆，周其妻子，实无他肠。不虞炼师之见谴，生死惟命。”道士蹶然下座，三揖而握其手曰：“使我亡友有此子，吾不能也；微我不能，恐能者千百无一二。此举乃出尔曹乎！”不别主人，太息径去。其子愧不自容，誓轰是业，竟得考终。 《笔记》中的狐与人类之间也有男女关系，但很少如《聊斋》中所写男女之间的真情挚爱。《人狐恋》写人狐相恋之事： 献县周氏仆周虎，为狐所媚，二十余年如伉俪。尝语仆曰：“吾炼形已四百余年，过去生中，于汝有业缘当补，一日不满，即一日不得生天。缘尽，吾当去耳。”一日，冁然自喜，又泫然自悲，语虎曰：“月之十九日，吾缘尽当别。已为君相一妇，可聘定之。”因出白金付虎，俾备礼。自是狎昵燕婉，逾于平日，恒形影不离。至十五日，忽晨起告别。虎怪其先期。狐泣曰：“业缘一日不可减，亦一日不可增，惟迟早则随所遇耳。吾留此三日缘，为再一相会地也。”越数年，果再至，欢洽三日而后去。临行呜咽曰：“从此终天诀矣！” 此写人狐情缘，但对人狐情事并不着墨。甚至否定人狐之间的情感和情欲的价值。《纪生说狐》 曰： 闻有纪生者，忘其为寿光为胶州也。尝暮遇女子独行，泥泞颠踬，债之扶掖。念此必狐女，姑试与昵，亦足以知妖魅之情状。因语之曰：“我识尔，尔勿诳我。然得妇如尔亦自佳。人静后可诣书斋，勿在此相调，徒多迂折。”女子笑而去。夜半果至，狎媟者数夕，觉渐为所惑，因拒使勿来。狐女怨詈不肯去。生正色曰：“勿如是也。男女之事，权在于男。男求女，女不愿，尚可以强暴得；女求男，男不愿，则心如寒铁，虽强暴亦无所用之。况尔为盗我精气来，非以情合，我不为负尔情。尔阅人多矣，难以节言，我亦不为堕尔节。始乱终弃，君子所恶，为人言之，不为尔曹言之也。尔何必恋恋于此，徒为无益？”狐女竟词穷而去。乃知一受蛊惑，缠绵至死，符箓不能驱遣者，终由情欲牵连，不能自割耳。使泊然不动，彼何所取而去哉！ 人狐之间“非以情合”，狐盗人精气，而人亦可始乱终弃。不能驱遣，在于“情欲牵连”。《笔记》更多地关注人狐之间的道德伦理，至有良心发现，现形去魅之狐。 《狐妖报德怨》记 有农家子为狐猸，延术士劾治。狐就擒，将烹诸油釜。农家子叩额乞免，乃纵去。后思之成疾，医不能疗。狐一日复来，相见悲喜。狐意殊落落，谓农家子曰：“君苦相忆，止为悦我色耳，不知是我幻想也。见我本形，则骇避不遑矣。”欻然扑地，苍毛修尾，鼻息咻咻，目睒睒如炬，跳掷上屋，长嗥数声而去。农家子自是病痊。 亦有为报恩而捍卫人类者。《海淀有贵家守墓者》曰： 嵩辅堂阁学言：海淀有贵家守墓者，偶见数犬逐一狐，毛血狼藉。意甚悯之，持杖击犬散，提狐置室中，俟其苏息，送至旷野，纵之去。越数日，夜有女子款扉入，容华绝代。骇问所自来。再拜曰：“身是狐女，昨遘大难，蒙君再生，今来为君拂枕席。”守墓者度无恶意，因纳之。往来狎昵，两月余，日渐瘵瘦，然爱之不疑也。一日，方共寝，闻窗外呼曰：“阿六贱婢！我养创甫愈，未即报恩，尔何得冒托我名，魅郎君使病？脱有不讳，族党中谓我负义，我何以自明？即知事出于尔，而郎君救我，我坐视其死，又何以自安？今偕姑姊来诛尔。”女子惊起欲遁，业有数女排闼入，掊击立毙。守墓者惑溺已久，痛惜恚忿， 反斥此女无良，夺其所爱。此女反覆自陈，终不见省，且拔刃跃起，欲为彼女报冤。此女乃痛哭越墙去。守墓者后为人言之，犹恨恨也。此所谓“忠而见谤，信而见疑”也欤！ 《笔记》和《聊斋》一样，都是以人类伦理原则处理人狐关系，人狐之间的男女关系，女性多是雌狐，而雄狐淫惑女性必遭杀戮，如《聊斋》《贾儿》一篇记其母为两雄狐所惑，皆被其子追杀。 但《笔记》中至有好色而不淫的雄狐。《村女》记载一“狐之媚人，从未闻有如是者”之事，曰： 闻有村女，年十三四，为狐所媚。每夜同寝处，笑语媟狎，宛如伉俪。然女不狂惑，亦不疾病，饮食起居如常人，女甚安之。狐恒给钱米布帛，足一家之用。又为女制簪珥衣裳，及衾枕茵褥之类，所值逾数百金。女父亦甚安之。如是岁余，狐忽呼女父语曰：“我将还山，汝女奁具亦略备，可急为觅一佳婿，吾不再来矣。汝女犹完璧，无疑我始乱终弃也。”女故无母，倩邻妇验之，果然。 因此，《笔记》对于人狐情感，可谓儒家的“贤贤易色”，因而彻底否定了狐魅淫惑人类的行径，人狐之恋，重德轻情。 《聊斋》的人狐关系大多为男女关系，而《笔记》则多为友朋关系，故《笔记》中多“友狐”之事，且颇多道友和文友。《野狐听经》 曰： 孤树上人，不知何许人，亦不知其名。明崇祯未，居景城破寺中。先高祖厚斋公，尝赠以诗。一夜，灯下诵经，窗外窸窣有声，似有人来往。呵问是谁。朗应曰：“身为野狐，为听经来此。”问：“某刹法筳最盛，何不往听？”曰：“渠是有人处诵经，师是无人处诵经也。”后为厚斋公述之，厚斋公曰：“师以此语告我，亦是有人处诵经矣。”孤树怃然者久之。 野狐之所以欣赏孤树上人于无人处诵经，在于其为异类，不为名利所缚，知自修之旨。又《朱明经与狐友》记一儒生与狐友讨教如可成道之事，狐友阐说了成道在于炼心之理： 凡修道人易而物难，人气纯，物气驳也；成道物易而人难，物心一，而人心杂也。炼形者先炼气，炼气者先炼心，所谓志气之帅也。心定则气聚而形固，心摇见气涣而形萎。广成子之告黄帝，乃道家之秘要，非庄叟寓言也。深岩幽谷，不见不闻，惟凝神导引，与天地阴阳往来消息，阅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 狐亦精诗文书画。《夜狐点诗》记董曲江游京师时，“独睡斋中。夜或闻翻动书册，摩弄器玩声，知京师多狐，弗怪也。一夜，以未成诗稿置几上，乃似闻吟哦声，问之弗答。比晓视之，稿上已圈点数句矣。” 《夜遇狐女》记“赵太守书三言：有夜遇狐女者，近前挑之，忽不见。俄飞瓦击落其帽。次日睡起，见窗纸细书一诗，曰：'深院满枝花，只应蝴蝶采；喓喓草下虫， 尔有蓬蒿在。’语殊轻薄，然风致楚楚，宜其不爱纨袴儿。” 《济南朱子青友狐》 记“济南朱子青与一狐友，但闻声而不见形。亦时预文酒之会，词辩纵横，莫能屈也。” 《善画之狐》 记有士人请画家周处士为书室西壁画松树，见一狐在室而诟骂。画成后，士人置酒邀社友共赏。众人忽见壁上画有士人与裸妇秘戏图，于是： 士人恚甚，望空捐划，詈妖狐。忽檐际大笑曰：“君太伤雅。曩闻周处士画松，未尝目睹，昨夕得观妙迹，坐卧其下不能去，致失避君，未尝抛砖掷瓦相忤也。君遽毒詈，心实不平，是以与君小作剧。君尚不自反，乖戾如初，行且绘此像于君家白板扉，博途人一粲矣。君其图之。” 众为慰解，请入座；设一虚席于上。不见其形，而语音琅然；行酒至前辄尽，惟不食肴馔，曰：“不茹荤四百余年矣。”濒散，语士人曰：“君太聪明，故往往以气凌物。此非养德之道，亦非全身之道也。今日之事，幸而遇我。倘遇负气如君者，则难从此作矣。惟学问变化气质， 愿留意焉。”叮咛郑重而别。回视所画，净如洗矣。 次日，书室东壁忽见设色桃花数枝，衬以青苔碧草。花不甚密，有已开者，有半开者，有已落者，有未落者；有落未至地随风飞舞者八九片，反侧横斜，势如飘动，尤非笔墨所能到。上题二句曰：“芳草无行径，空山正落花。”（按：此二句，初唐杨师道之诗）不署姓名。知狐以答昨夕之酒也。后周处士见之，叹曰：“都无笔墨之痕。觉吾画犹努力出棱，有心作态。” 城市与人家、人伦道德、佛道玄理，诗文书画皆是《笔记》中所写狐的社区生活场景，这其实是对文人或官僚的生活场景的认同或反讽。 学界一般认为，《聊斋》 《笔记》作为中国文言小说，前者更多地继承了唐传奇的体式与风格，而后者则更多地继承了晋宋志怪的传统。这种文体与风格的追溯，其实是划分两者的差异。首先是创作的诉求的不同，或者说是文化理想的不同。蒲松龄在《自序》中说： 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换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遄兴逸飞，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而不讳……集腋为裘，妄续子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一生困顿的蒲松龄将《聊斋》作为骚人寄托旷怀孤愤之书，因而《聊斋》是一部抒情性很强的作品，作品的主体性很强，即作品是作者生命的寄托。 纪昀则认为：“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4]这是对古代小说家传统的阐扬。《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要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这个传统强调小说的载道作用。小说只是一个寓体，作为弘扬天理人伦的工具，小说追求理趣与博览而不是抒情。纪昀的《笔记》是一部知识性和思想性很强的作品，但只是作者制造的精致而艺术的说教的工具。 其次是创作的方式不同。纪昀生活的时代，《聊斋志异》已风行天下。盛产彥《姑妄听之跋》记录纪昀批判《聊斋》曰： 《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 按照他的标准，作为“著书者”的书写，小说叙事要遵循记述见闻的规范，也就是记录他人或自己的所见所闻，不可像“才子”的创作，随意主观地臆造情节。所以，艺术想象在两部小说中的作用与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就《聊斋》和《笔记》中的狐狸社区而言，其差异其实是自然与文化的差异。在自然与文化两极，狐怪们可以自由地往来其间，向人类揭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 《聊斋》的狐狸来自山野乡土，远离城市稠居，其更多带有自然质朴的气息，其奇怪而真率的情状既具野性，又具个性，它们往往凭借这种自然的兽性和人类的文化发生冲突，反衬出人类文化的虚伪与平庸，出乎人之常情反而抒发了人之真情。它们成功地实现了《聊斋》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手法。 《笔记》的狐狸多是城市家居之狐、他们作为人类的朋友、邻居、家人、文友和道友，更具有家庭人伦和文化气息，和人类相互惩恶劝善，增益学问。它们尽管聪明多智，深明大义，甚至博学多才，但却是被人类文化驯服的善解人意的宠物，它们对文化的归向，肯定了文化和道德的价值，否定了情欲等自然的本质。它们同样成功地实现了《笔记》的创作意图和创作手法。 不过，也正是这样的差异，决定了《聊斋》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笔记》。 注释： [1]唐梦赉《聊斋志异序》，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本文所引《聊斋志异》悉据此版本，不一一出注。 [2]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本文所引《阅微草堂笔记》悉据此版本，不一一出注。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P151。 [4]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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