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 | 《金史·地理志》抉原

期刊索引

《历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4期，第94—103页

张良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摘

要

《金史·地理志》的编纂并无国史旧文可资参考，元初由王鹗奠定规模，至元末修史终有所成。志文大致以辽、宋旧疆为界，材料来源犁然可分。具体来说，契丹地面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为底本略加删削，北宋旧境则依据政和重修《九域志》确立规模，又参核宋朝国史略作补苴。其本朝建制沿革则杂抄《大定职方志》《正隆郡志》一类文献而成。

作者简介

张良，男，1991年生，山东东营人，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雅博士后，主要从事文献学、宋辽金元史方面研究。

《金史·地理志》计有三卷，总括金代行政区划各层面。清代以降，学者对《金史》一书的纂修过程及材料来源作出了不少全局性推测。其中Hok⁃lam Chan（陈学霖）[1]、王明荪[2]的专论颇具见地，邱靖嘉《〈金史〉纂修考》堪称集大成之作[3]。不过仅就《金史·地理志》而言，其材料来源及编纂过程还值得进一步廓清。例如不少学者习惯将《金史》志书正文及小注视作来源有别、时限衔接的两种文献，并在此指导下展开研究。实际上如果暂且忽略大字小注之别，从文本内在层次着眼，逐条离析为建置沿革、山川形胜、户口若干层次，当另有别开生面的发现。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金史·地理志》的材料来源及成书经过，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金朝国史实录的缺失

元末辽、金二史的编纂可谓极速，其中《金史》编修时间约略一年有余。而仅此一年中，馆臣能够做出多少起例发凡的创举，不免引人生疑。前人研究表明，今本《金史》事实上直接参考了王鹗所修《金史稿》。[4]这一看法大致切实有据。《玉堂嘉话》载王鹗《金史》体例，其志书有“地里”门，注云：“边境附。”[5]而《金史·地理志上》有“边堡”条目[6]，《地理志中》有“边戍”[7]，《地理志下》有“边将”之属[8]，均大字低一或二格，与志书正文判然分别。三条记载的时段均系于章宗泰和八年（1208）之前，因此这些条目极有可能就是王氏《金史稿》“边境”部分的孑遗；其附于《地理志》，亦与王鹗修史体例吻合。

王鹗在金代历任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右司员外郎兼翰林修撰，有机会接触中秘图籍。金亡后，万户张柔素闻王鹗之名，故“辇之北渡，馆于保州者余十年”[9]；金代国史亦荟萃于张柔府邸，能够为王鹗纵览。其后张柔家藏汇于中秘[10]，王鹗亦首掌翰院职事，其纂修《金史》参稽前朝旧录，自然水到渠成。

然而，金修国史成书蹙迫，且历经辗转播迁，元初史臣所见已非全本。元修《大一统志》征引金代官修地理材料可谓巨细靡遗，却不见《国史·地理志》踪迹。苏天爵称：“金亦尝为国史，今史馆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本纪》。”[11]志书部分全然无踪。

此外，元修《金史·地理志》有关“大金”国号之说与金朝实录系统记载并不相符。据《地理志》所述：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陆，天眷元年号上京。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大定十三年七月，复为上京。[12]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引述《金太祖实录》云：“太祖以辽天庆五年建国，曰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刚，终有销坏。惟金一色最为真宝，自今本国可号大金。”[13]与《金史·地理志》之说迥然有别。

综上所述，王鹗《金史》的志书部分实无前朝国史可资凭据，其地理部分当属首创。因此，《金史·地理志》建置沿革部分每称“国初”“国言”，所谓“今名”多系于金朝建制，又称考城县“宋隶南京”[14]，“南京”同样是金人说法。种种此类，显然都是王鹗口吻。

邱靖嘉注意到，《金史·地理志》还零星援引了金初《州郡志》《正隆郡志》及《大定职方志》等官修地理文献，以及《士民须知》一类官民两用类书。[15]今残存的《元一统志》中尚能见到不少《大定职方志》佚文。可以看出，表1中所列佚文与《金史·地理志》的文本连结相当薄弱；第2条例证表明，《职方志》与《地理志》所载建置年限并不一致。因此，《大定职方志》显然不是纂修《金史·地理志》所据的底本。

表1　《大定职方志》佚文及其同源文献

此外，世宗朝亦有刘迎纂修《地志》，为耶律铸《双溪醉隐集》转引，而其本末内容已不可详考。[16]上述地志类文献元初或已入藏中秘，王鹗受命纂修《金史》，当有条件参考这部分文献。此外还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文献在元朝初年已经不复完本。《秘书监志》即称：“至元二十二年（1285）六月二十五日，中书省先为兵部元掌郡邑图志，俱各不完。”[17]苏天爵《齐乘序》亦称：“古者郡各有志，中土多兵难，书弗克存。”[18]因此以上诸书绝无可能是纂修《金史·地理志》所依据的底本。

二、

旧属契丹地面的文献来源

金代继承了原本分属宋、辽的广阔境土，因此以辽、宋旧疆为界，志文材料来源存在差异，唯前人鲜少措意于此。《金史·地理志》原契丹地面与《辽史·地理志》部分条目存在同源关系。除辽代建置之外，凡涉及唐、高丽、渤海建置的部分，多可在今本《辽史·地理志》中找到对应条目（表2）。

表2　《金史·地理志》与《辽史·地理志》同源文本举隅

从上述对举的材料可见，在原契丹统治区部分，《金史·地理志》的记载与《辽史》对应条目关系密切，且两者并非简单传录关系，当有共同材料来源。元修《辽史》主要依据了耶律俨《实录》及陈大任《辽史》[19]；其中《辽史·地理志》主要依据陈大任《辽史》地志部分，耶律俨《实录》似无《地志》一门[20]。此外，据苏天爵记载，“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21]。则王鹗《金史稿》地志亦未参考耶律俨实录。因此，陈氏所修《辽史》或许就是《金史·地理志》这部分条目的最初来源之一。[22]

三、

宋人记载的改头换面

《金史·地理志》北宋旧疆相关条目小注多属山川形胜，以黄河作为切入点，其文献来源极大程度上得到了廓清。这部分在《地理志》中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而对照源自国史的《宋史·地理志》，却极少发现与《金史·地理志》间的文本联结，可见《金志》与宋朝国史关系并不密切。

（一）《九域志》

《金史·地理志》北宋旧疆部分地名下标注山川形胜，多可与《元丰九域志》对应。陈学霖指出，《金史·地理志》应当参考了《九域志》[23]；邱靖嘉则持怀疑态度，认为“《地理志》所记地名与《元丰九域志》多有差异”，似不宜轻易做出判断[24]。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金史·地理志》小注中间或标注“黄河”之名，可以借此勾勒出黄河的走势，这一地标，或为《地理志》与《元丰九域志》相关条目是否存在源流关系提供了线索（表3）。

表3　《金史·地理志》小注所见“黄河”流经之地

《金史·地理志》所载这条黄河自阳武、延津一带派分南、北两途。南边一路经阳武、延津、考城一线，与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之后形成的黄河主干道相吻合；实际上，早在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这条南行的河道就已经略备雏形。[25]而北边一路经聊城、高唐、禹城、商河、阳信、渤海一线，大致与北宋末年黄河东流相互吻合。这条故道迟至世宗大定初年已告彻底断绝，虽然大定二十六年（1186）河决卫州，北流故道一时恢复旧观，然当年决水流经大名，自沧州入海[26]，与《地理志》所记不尽相同。因此《地理志》中的北流河道绝不能系于大定二十六年之后。这样一来，《金史·地理志》所载黄河的南北两脉在时空上便出现了悖离：北流存在于大定元年（1161）之前，而南流则产生在大定十一年之后。此外，大定年间金朝尚且利用黄河北行故道转运漕粮，《金史·河渠志》称：“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清州]会川之境。”[27]然上述诸处在《地理志》中无一标注黄河之名。

今将《金史·地理志》小注部分有关黄河的记载与《元丰九域志》对应条目列表对勘，可见其源流递嬗（表4）。

表4　《金史·地理志》小注与《元丰九域志》对勘

《九域志》有新、旧两个版本系统存世，分别是元丰进呈本和政和新定本。二者主干部分差别不大，新志在元丰旧志原有十卷的基础上，于州县之下附入“古迹”一门。[28]那么《金史·地理志》中源出《九域志》的材料是出自新志还是旧志？

《秘书监志》载至元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监官扎马剌丁奏云：“该虞应龙状呈，正为理会地理勾当，数年用工，将古今书史传记所载天下地理建制郡县沿革事迹，源泉山川人物及圣贤赋咏等，分类编述，自成一书……名其书曰'统同志’。”[29]今考《元一统志》残卷并赵万里辑本，体例亦与《秘书监志》所言相合，其中多征引《九域志》原文，内容多为古迹部分，与新志当中所增的“古迹”一门的记载相合。此外，《元一统志》所引条目有“政和重定九域志”“重修九域志”“详定九域志”等提法，则元初史臣参考的版本应是政和重修本，可见元代纂修《金史》能够方便利用的大概也是政和重修本《九域志》。

《金史·地理志》相关记载中也保留了援用新志的蛛丝马迹，如“丹州宜川县”条云：“有云岩山、孟门山、黄河、库利川。”[30]《九域志》所记地貌形胜略同，唯独没有“孟门山”[31]，而新定志“宜川县”下古迹一门恰附有“孟门山”[32]，则《地理志》此条记载可能参考了新定《九域志》。

《金史·地理志》所载宋代建置大多系于徽宗末年，显然和王存等人元丰年间初修本《九域志》不尽吻合。事实上，自神宗元丰三年（1080）《九域志》成书之后，宋代的地方政区又经历了数次变动。如郏城县，《金史·地理志》“汝州”条称“宋隶许州”[33]，然据《九域志》记载，此地归汝州管辖[34]。按《宋史·地理志》，郏县本隶汝州;徽宗崇宁四年（1105）升颍昌府〔即许州〕为南辅，将郏县划归其辖下。[35]又如永寿县，金属邠州，《金史·地理志》称“宋隶醴州”[36]，《九域志》列于邠州。[37]按《宋史·地理志》，永寿在宋初属邠州，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划归乾州〔即醴州〕，神宗熙宁五年（1072）废乾州，“以奉天还隶府”，而永寿县又辖于邠州[38]，《九域志》记录的便是这段时间内的情况;直到徽宗政和七年（1117）复以为州，更名醴，次年永寿辖于醴州[39]。《金史·地理志》所谓“宋隶醴州”，毋庸置疑是政和八年（1118）以后的情况。

要言之，除去宋朝元丰间不曾管辖过的东北、燕云等地，《金史·地理志》地名下罗列的山川形胜一类名称多可在《元丰九域志》中追绎远源。二者不仅名目一致，排列顺序也大致相同，可以说《九域志》中的不少地名材料事实上成为《金史·地理志》重要的史料来源。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地理志》中所载“黄河”与金代现实情况存在如此大的矛盾之处。[40]

（二）宋朝官修史志

有诸多证据表明，《九域志》之外，《金史·地理志》的编纂还参考了宋朝官修史志，极有可能就是官修《国史》。举例如下：

【金史·地理志】雄州，中。天会七年置永定军节度使。赐名易阳郡。隶河北东路，贞元二年来属。户二万四百一十一。[41]

【宋史·地理志】雄州，中，防御。本唐涿州瓦桥关。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易阳。崇宁户一万三千一十三，口五万二千九百六十七。贡绸。[42]

【文献通考·舆地考】雄州：本唐涿州瓦桥关……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易阳，为易阳郡，防御。属河北道。靖康后，没于金。贡绸。[43]

《金史·地理志》既称“天会七年置永定军节度使”，其后又“赐名易阳郡”，并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北宋政和三年（1113），雄州“赐郡名曰易阳”;金天会五年（1127）九月，雄州降金[44]，两年后竟重新“赐名易阳郡”，于情理不合。易阳郡级别不会高于防御，而雄州天会七年（1129）置永定军节度，二者高下有别。故施国祁认为，此处“赐名易阳郡”当属宋朝时事。[45]通过对照文本可知，《金史·地理志》“雄州”条“赐名易阳郡”一句，显然是源自宋朝国史的说法。而“雄州”条并非孤例：

【金史·地理志】寿州，下，刺史。宋隶寿春府，贞元元年来属，泰和六年六月升为防御。户八千六百七十七。县二、镇一。[46]

【元丰九域志】紧，寿州，寿春郡，忠正军节度。治下蔡县。[47]

寿春府是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之后的建制，又在金海陵贞元元年（1153）北属之后。按《宋史·地理志四》“寿春府”条：“绍兴十二年，升安丰为军，以六安、霍丘、寿春三县来隶。三十二年，升寿春为府，以安丰军隶焉。”“寿春县”条亦称：“绍兴初，隶安丰，三十二年为府，乾道三年为倚郭。”[48]《金志》既称“宋隶”，则相关记载不可能源自《正隆郡志》《大定职方志》之类；“寿春府”称府既为南宋建制，则其材料来源极有可能是《中兴四朝国史》或《乾道中兴会要》一类南宋官修文献。

就编纂情况而言，《宋史·地理志》主要依据了宋修《国史·地理志》，今本面貌显然是元末翰林国史院大幅度删削国史的结果。即如《金史·地理志》与《宋史》文字同源对应部分，也多集中在建置沿革方面，而完全不涉及山川形胜。幸运的是，王应麟《玉海》中还保存有不少宋朝《国史·地理志》佚文，有助于全面厘清《金史·地理志》与宋朝国史之间的关系（表5）。

表5　《金史·地理志》与宋朝国史系统记载对勘

从文献的源流来看，《金史·地理志》所载山川形胜与《九域志》存在密切的文本传承关系，却与国史记载多所不合。同样，《宋史·地理志》所据国史志与《九域志》之间当无直接的文本联系。整体来看，《金志》形胜部分与宋朝国史的文本联结缺乏系统性。

至此得出结论，《金史·地理志》中宋代旧境部分主要以金朝建制为骨架，填充了《元丰九域志》中地名形胜等内容，并没有条件系统参考金修《国史》。至元十三年（1276）灭宋之后，宋国史方解运北上。[49]此时王鹗早已去世，《金史稿》纂修也陷于停顿。事实是，《元丰九域志》本文如果要沉淀到《金史·地理志》当中，必然要经过王鹗《金史稿·地里志》这一中间环节。今本《地理志》宋代疆域一部既大篇幅参考《元丰九域志》，其主干必然修成于至元十三年之前。试想，若该年后史臣需要重新纂修一部《金史·地理志》，而王鹗《地里志》并未修成，或属“惨不忍睹”之书无法直接利用，那么元末史臣势必直面《元丰九域志》，以及当时已藏于翰院的宋朝国史。这样在纂修北宋旧疆部分的时候，何不系统参考当时已经收入中秘的宋朝国史，却偏偏以《元丰九域志》作为支柱呢？中统年间，王鹗并没有条件系统参考宋朝官修文献，又缺乏金代《国史》以资参考，因此利用《元丰九域志》钩稽旧宋地面，纂成一部首尾完具之史，应是符合情理的选择。至正史臣纂修《金史》的时候参考了王鹗《史稿》，自然毋庸置疑。《金史·地理志》建置沿革部分每称“国初”“国言”，所谓“今名”多系于金朝建置，称考城县“宋隶南京”，均属王鹗口吻；山川形胜部分则源自《元丰九域志》。至于《金志》所载泰和七年（1207）州县户口，纵然没有任何现成的文献资料可以佐证其来源，然而元初王鹗可以看到泰和年间户口稽查的原始文献，也不难想见。综上，王鹗《史稿》极有可能包罗了建置沿革、山川形胜、户口若干层次，体系完备。而今本《金史·地理志》建置沿革部分偶有与《宋史·地理志》同源的文本，但缺乏体系性，应是元末史臣在王鹗旧稿基础上依据当时存于史馆的宋朝《国史·地理志》或其他官修文献略作增补的结果。对于《金史》编纂者来说，宋朝《国史》《会要》仅涉北宋地面，无法涵盖全貌。在编修程限促迫的情况下，元末史臣选择王鹗《金史稿》这一体系完备之本作为编修基础，也在情理之中。

四、

结论

《金史·地理志》成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其书元初由王鹗奠定规模，考虑到中统年间王鹗所据材料并无现成的金朝《国史志》可资参考，因此不得不依据触手可得的现成文献搭建框架。具体来说，行政建置中旧属契丹地面部分，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为底本略加删削，北宋旧境则依据政和重修《九域志》奠定规模，其本朝建制沿革则杂抄《大定职方志》《正隆郡志》一类文献而成。元末纂修《金史》用时极速，有赖王鹗元初打下的良好基础。王鹗旧史是在没有国史成稿为据的前提下纂修而成，其后《金史·地理志》主干部分基本沿袭了《金史稿》已有成果。从编纂体例来看，《金史·地理志》契丹地面、北宋旧疆各自依据的材料虽异，但其体例仍可谓一以贯之。（2）至正年间，史臣又依据新获材料加以补苴，今本《金史·地理志》中可见宋朝《国史·地理志》遗文，就是元末修补的产物。

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 Hok⁃lam Cha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Chin　Dynasty: Three Studies.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70; Hok⁃lam Chan, Chines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t　the Yuan Cour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iao, Chin, and　Sung Historise,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Hok⁃lam Chan, Wang E's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 Dynasty(1115-1234),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Fung Ping Shan Library(1932-1982),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1982.

[2] 王明荪: 《金修国史及〈金史〉源流》，《书目季刊》1988年第1期。

[3] 邱靖嘉: 《〈金史〉纂修考》，中华书局2017年版。另参见刘师培: 《〈金史·地理志〉书后》，刘师培著，邬国义、吴修艺编校: 《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11—513页。

[4] 王明荪: 《金修国史及〈金史〉源流》，《书目季刊》1988年第1期。

[5] 〔元〕王恽撰，杨晓春点校: 《玉堂嘉话》卷八，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1页。

[6]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3—564页。

[7]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第599页。

[8] 《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第652—653页。

[9] 〔元〕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 《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37—238页。

[10] 〔元〕苏天爵: 《三史质疑》，〔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 《滋溪文稿》卷二五，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22页。

[11] 〔元〕苏天爵: 《三史质疑》，〔元〕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 《滋溪文稿》卷二五，第423页。

[12]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50页。

[13] 〔宋〕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

[14]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第590页。原点校本据北宋建制改“南京”为“东京”。

[15] 邱靖嘉: 《〈金史〉纂修考》，第175—176页。

[16] 邱靖嘉: 《〈金史〉纂修考》，第60页。

[17] 〔元〕 王士点撰，〔元〕 商启翁编次，高荣盛点校: 《秘书监志》卷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18] 〔元〕 苏天爵: 《齐乘序》，〔元〕 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 《滋溪文稿》卷五，第64页。

[19] 冯家昇: 《〈辽史〉源流考》，《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0—160页。

[20] 苗润博: 《〈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03—260页。

[21] 〔元〕 苏天爵: 《三史质疑》，〔元〕 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 《滋溪文稿》卷二五，第421页。

[22] 苗润博: 《辽代帝王简谥钩沉: 以王士点〈禁扁〉为中心》，《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23] Hok⁃lam Chan, The Compilation and Sources of the　Chin⁃Shih, Th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1961-1964, Vol.6, p.25.

[24] 邱靖嘉: 《〈金史〉纂修考》，第176页。

[25] 张良: 《大河决徙与拒河北流——金代治河决策所涉诸问题考述》，《汉学研究》第37卷第2期，2019年，第133—173页。

[26] 成化《山西通志》卷一五，《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557页。

[27] 《金史》卷二七《河渠志》，第682页。

[28] 参见〔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 《元丰九域志·前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 闫建飞: 《新、旧〈九域志〉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年第1期。

[29] 〔元〕王士点撰，〔元〕商启翁编次，高荣盛点校: 《秘书监志》卷四，第76页。

[30] 《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第648页。

[31] 〔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三，第119页。

[32] 〔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三，第588页。

[33]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第594页。

[34] 〔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一，第37页。

[35]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15页。

[36] 《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第652页。

[37] 〔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三，第113页。

[38] [39]《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第2153页。

[40] 如果上述推测成立，那么今本《金史·地理志》或可成为校补《元丰九域志》、区分元丰初修与政和重修的重要参照。

[41]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第576页。新旧点校本均改作“宋名易阳郡”，又移至“天会七年”之前。

[42] 《宋史》卷八六《地理志二》，第2124页。

[43]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一六《舆地考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79—2479页。

[44] 《金史》卷三《太宗纪》，第57页。

[45] 〔清〕施国祁:《金史详校》卷三上，清广雅书局刻本;点校本《金史》从其说。

[46] 《金史》卷二五《地理志中》，第591页。

[47] 〔宋〕王存撰，王文楚、魏嵩山点校:《元丰九域志》卷五，第199页。

[48] 《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第2182—2183页。

[49]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64页。

编 辑：项羽雯

初 审：张金贞

终 审：杨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