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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西南地区的高山崇岭之间有一条运送抗日物资的骡马道路。 修建这条骡马道的重要“功臣”叫做邦达昌，是西藏一位富可敌国的巨商。 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邦达昌从印度购入各种生活必需品和药品，转运到中国西南地区，以此支援汉族军民。 这条骡马道十分险要，且绵延不绝，险要的地势给物资运输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即使邦达昌自备了2000余头骡马作运输工具，依然面临着很大困难。 虽然修建好了道路，沿路的土匪流寇是一大威胁，最初这些盗贼在路上“守株待兔”，给运输车队造成了不少损失。 然而，面对紧张的局势，邦达昌只能牺牲自己的利益，散尽家财，以保障物资的运输，支援前线抗日。 渐渐地，沿路的盗匪都知道了邦达昌事迹，在得知运输的物资是为了支援抗日战争后，皆被邦达昌大义之举所感动。 纷纷放弃抢劫物资，让运输车队平安通过。 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邦达昌运送的支援抗战的物资达1.5亿美元！ 邦达昌的爱国精神让我们敬佩。 那么，这样一个富可敌国的西藏巨商是如何崛起的，在抗日战争之后他们还做了哪些贡献？  （骡马道） 让我们回到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去一探究竟。 一、一代巨商的崛起邦达昌是西藏的一个家族，“昌”在藏语中是“家族”的意思，也可译为“仓”，“邦达”则是其家族的名称。 “邦达”一词的来源尚无定论，一种观点认为，“邦达”是邦达昌居住地邦达村的名称，后来逐渐成为邦达昌的家族名称和商行名号。 1910年之前的邦达昌，位于西康宁静县，也就是今天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县，这里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 茶马古道位于中国的西南地区，因中原和少数民族的茶马贸易而得名。 滇藏道和川藏道是茶马古道的两条重要线路，而邦达昌正好处于两条线路的交汇点。  （茶马古道） 因为处于特殊位置，邦达昌具有浓厚的经商氛围。 经过几代人的经商，邦达昌积攒了不少财富。 巅峰时期，邦达昌经营着全藏出口货物专运，甚至还让邦达昌兼办西藏粮赋及民间信用贷款。 值得一提的是，西藏的支柱产业羊毛贸易出口权也在邦达昌手中。 之前，西藏羊毛大部分是经印度销往欧美各国的，印度政府一贯采取压价手段，从中获利。 邦达昌获得西藏羊毛的出口权后，就可以与欧美各国直接贸易，不必售给印度商人。 因此邦达昌维护了西藏商人的利益，在地区商界德高望重，引得越来越多的人跟邦达昌做生意。 邦达昌在这些商品贸易中逐渐成为西藏的巨商，不仅在西藏进出口贸易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将触角伸向西藏金融领域和粮赋领域。 邦达昌经营范围广阔，他们的生意不再局限于康藏地区，已经延伸至海内外各大地区，成为不折不扣的“跨国公司”。  （邦达仓） 二、以邦达·饶嘎为首的西藏革命党邦达昌不仅仅是有雄厚财富的巨商，还在政治上有很广泛的影响。 邦达家族的人心系国事，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以邦达·饶嘎为首的西藏革命党大力地推动了西藏的现代化进程。 邦达·饶嘎是邦达家族的第三个儿子。他关心时事，思想先进，面对封建落后的西藏社会，他认为西藏改革势在必行，并积极投入到实践中。 他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著作译成藏文，1934年还参加了反抗噶厦政府黑暗统治的暴动。  （孙中山） 1939年，西藏革命党在印度噶伦堡成立，邦达·饶嘎正是创始人之一。 除他之外，江乐金·索朗杰波、土登贡培、根顿群培等人也参与了建党活动。 之后，邦达·饶嘎在噶伦堡创办藏文报纸《民新周报》，“向西藏境内僧俗人民宣传本党主义及中央政纲政策”。 后来，在对英印政府在藏东南的侵略情况进行展开调查时，因为根顿群培的疏忽大意，西藏革命党暴露了。 随着西藏革命党的秘密被英印政府知晓，革命失败了，邦达·饶嘎被迫于1946年7月22日离开印度回到上海。  （西藏革命党建立地——印度噶伦堡） 虽然邦达·绕嘎的革命运动失败了，然而西藏革命党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政党。 西藏革命党致力于改变西藏落后的专政制度，改革西藏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蕴含着民主的精神，有利于推动西藏的现代化进程。 这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在具体实践上，西藏革命党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值得称赞的。 三、担当民族大义：邦达昌以商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各行各业的爱国人士都参与进来，为抗日救亡运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邦达昌也是如此。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的战略封锁对西南地区的物质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大西南地区商品物质匮乏，急需一条可靠的交通运输线。 作为商人，邦达昌对交通运输路线在熟悉不过了。邦达·杨宾和邦达·多吉凭借从商的经验和积累的财富策划了一条陆路运输国际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完全依靠骡马运输，可以从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与“驼峰”航空线并驾齐驱，共同缓解了西南地区物资匮乏的困难。  （“驼峰”航线） 此外，邦达昌加强了在印度的商业机构，以拉萨为中心，在玉树、成都、重庆等地建立了固定和流动商号及转运站。 从印度购入各种生活必需品和药品，转运到中国西南地区，极大地支援了中国抗战。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邦达昌遇到了重重挑战。 这一带地区，崇山峻岭，绵延不绝，险要的地势给物资运输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再加上路途遥远，即使邦达昌自备了2000余头骡马作运输工具，依然面临着很大困难。 此外，因为世道不太平，在运输途中还有可能受到盗匪的侵扰。 然而，邦达昌不惧艰险，迎难而上，为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 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邦达昌运送的支援抗战的物资达1.5亿美元。  （邦达仓故居） 运输路线上的盗匪也因邦达昌的爱国激情而感动，主动放弃劫持抗战物资。 为了进一步支援抗战，1942年，康藏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邦达昌正是这家公司的重要股东。 康藏贸易公司承担着支援工业建设、承运国家物资、促进康藏汇兑业务发展等重要任务，为促进西藏和内陆经济往来，进而加深藏汉民族感情，支援祖国抗战大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众人拾柴火焰高”，邦达昌不仅自身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还鼓舞更多的爱国商人投入抗战中。 1942年，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临时总号。 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在各种场合宣讲抗日救亡的重大意义，动员爱国商人支援祖国抗战，维护国家统一。 邦达家族的鼓舞很有效果，爱国商人们纷纷大办商贸支援抗战。  抗战时期，邦达昌也不忘关注金融行业。 邦达昌派其管家仲麦·格桑扎西参加了重庆金融的市场组织，时时关注美金、黄金、公债的行情变化，伺机买进外汇，汇往印度购买战时内陆急需商品。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抗战时期，邦达昌作为西藏巨商，挺身而出，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彰显了民族大义，这是一段值得浓墨重彩的辉煌历史。 四、助力西藏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前，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等级森严，所有的贵族都是世袭的，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中国的成立为西藏人民带来了曙光，1951年，以毛主席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决定。  （毛主席） 邦达·多吉对此十分支持，他曾十分动情地说道，过去旧政府的大门是不能进的，相比之下，共产党说话算话，看得起藏族人。 邦达·多吉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 一方面，邦达·多吉团结有影响力的大人物，积极向百姓宣传党的对西藏的民族宗教政策，他特别提到，进藏的共产党人必将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另一方面，邦达·多吉为解放军进藏提供后勤运输保障。 他积极组织群众砍柴割草，为解放军购买粮食，提供运输军用物资的牛马骡，有效保证了解放军的物资供应。  （人民解放军进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1年，雨季来临时，牦牛大量死亡，给运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邦达·多吉积极组织群众，克服困难，完成运输工作。 此外，邦达·多吉还积极参与解放后昌都的社会建设。 在教育方面，昌都解放后，邦达·多吉成为昌都小学的校董事成员之一，并向该小学捐助青稞。 在经济方面，他担任了昌都联合商会的董事长，为繁荣昌都地区的经济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1952年底至1953年初，由108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组成的“中央民族卫生大队”抵达昌都。受制于简陋的医疗设备，这帮年轻人无法很好地开展工作。 于是，邦达·多吉从印度买了全套医疗机械设备，捐献给中央民族卫生大队，后者十分感激邦达·多吉的善举。 结语邦达昌的贡献我们永远铭记于心，他们满怀爱国热情，在抗日战争和西藏和平解放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邦达昌的事迹将不断地激励我们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邦达仓古建大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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