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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学唱戏，先得写“卖身契”：“凡投河溺井，死走逃亡，与师傅无关；如中途退学，要赔偿损失。” 那一年，侯宝林十一岁，他开始正式踏入梨园行，他的老师是颜泽甫。颜老师那时正跟“云里飞”（一个街头艺人）搭班拉胡琴，他正想找个学徒的。 那时候学戏叫做“打戏”，经不起“打”，就有可能寻死，所以字据中才写了那样的话。侯宝林的舅舅知道他到颜家学戏，还特意托颜老师的同乡程继先向颜老师关照了一下，要他好好栽培侯宝林，教他学戏。就这样，也没少挨打。 师傅家多了个佣人，他们自然高兴。可师娘又觉得他吃得多，只给他很少的钱，让他自己单做或者出去买饭吃。吃不饱，活儿又重，又挨打，就觉得没活路了，侯宝林就逃跑了。从天桥到福寿里，整走了半宿，后来还是家里人把他送了回去。 侯宝林自己也琢磨过，老挨打，是不是因为人太笨？应该不是，他学戏，从初学到登台，只用了三个月，不到一年就拿份儿钱了。 是不是因为懒？也不是。天一亮就起床，先将煤球炉子点着，坐上一大壶水，还要看好，不能把火压灭。然后出门喊嗓子，从天坛西门到先农坛，再奔“四面钟”（地名，在先农坛北面，因有个钟楼而得名）。要念“引子”和大段独白，有时停下来喊，有时边走边喊，要看时间而定。 再拉“起霸”、“山膀”，走个“马蹈子”（京剧动作），然后往回走，估计到家水也开了。喊嗓子的时候，总得想着家里的大水壶，万一把水壶熬坏了，准得挨打。扫院子，收拾屋子，都要轻轻做，惊醒了谁，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干粗活还算容易，干细活更是提心吊胆。例如烫茶壶茶碗，这得干完了脏活儿，洗了手再干。北京有一种专用工具叫“砂锅浅儿”，将水烧热后，把茶壶、茶碗放在里边烫洗，有一点茶锈也不行，碰坏了一点也不行，精神要高度集中。 老师漱洗完毕，就快正式挨打了。老师喝着茶，检查学生们的“功课”，合格了再上新课。这时候可紧张极了，生怕自己学得慢、记得不牢靠。即使这样，挨揍也是家常便饭。早上学戏两小时，这段时间总是觉得很难熬！只盼着师娘说一句：“算了，让他买东西去吧！”此刻，真是如释重负。 老师的“理论”是“不打不成材”，不管你聪明不聪明，总要打。但侯宝林在思想上并没有抵触，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老师是个善良的人，也没有打人的嗜好，大概是继承了教戏都打的“传统”吧。 另外恐怕就是经济问题，学戏三年另一节，一切收入归老师。老师管徒弟的吃穿，如果总学不会，或者学得慢，老师就得赔钱。所以老师就用打的方式加快徒弟的学习进度。打人这种“教学方法”自然不好，但这种严格要求的精神让侯宝林受益匪浅。 吃完午饭就到场子去卖艺。师兄是个软骨病患者，还是个大罗锅，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理，但走远路不行。凡出门就得侯宝林背着，好在他是轻量级的，可对才十一岁的侯宝林来说，还是很困难的。 他们在“云里飞”那里搭班儿，“云里飞”是天桥有名的“八大怪”之一。场子就在天桥三角市场内的西南角。演唱从午后开始，一直到吃晚饭前。晚饭后，侯宝林要再背起师兄，他们要去一个特殊的地方——妓院。 每到一家，先从背上将师兄放下，师傅拉京胡，师兄拉二胡，侯宝林打板，拉个“小开门”或“夜深沉”。接着，侯宝林就拿着剧目本到各屋里问：“老爷，您听段儿二簧（京戏）吗？”每个院都是这样，一直串到午夜回家，基本上天天如此。 侯宝林一直很感谢他的老师，是老师教会了他做街头艺人，把他带进了“平地茶园”。在学习方面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他日后改行表演相声大有好处。 这段回忆，说明在旧社会，我们艺人，特别是街头艺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是多么困难啊!好不容易盼来了解放。我们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啊!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珍惜这样的幸福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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