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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人在中古以至近现代都是很窝囊的，他们只有在少数几个可汗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强盛政权，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被乌兹别克人撵着打，即便到后来乌兹别克人分裂成三个汗国，极度衰弱之时，他们还能砍瓜看菜一样侵犯哈萨克人的村落，随意掠取牛羊子女，强行派捐。哈萨克人为什么这么“好欺负”？我想这和他们的体制发展程度有关，在中亚原先就有两种定居点，一种叫基什拉克德赫，一种叫基什拉克尼兴，前者主要和萨尔特人（城镇居民）相联系，后者则是游牧者的据点。游牧者居住的点还可以细分成基什拉克、阿乌拉与冬季驻地三种。其中基什拉克已经和一般的萨尔特人居住地几乎没有差异，而阿乌拉则主要是游牧者居住的山村，这种集体生活的居民点直到苏联时期也是哈萨克地区的主流模式，而冬季驻地则随着定居化生活的人增多而逐渐萎缩，衰退的最快。哈萨克人一面在北面临着沙俄扩张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持续受到希瓦汗国、布哈拉人、浩罕汗国等的侵掠，曼什格拉克等地的哈萨克部落很容易就被隶属于乌兹别克人希瓦汗国的土库曼部落赶走，被鸠占鹊巢。
哈萨克人唯一一次比较深入的参与到南方河中地区王朝统治的只有浩罕汗国中间的一段钦察人当权时期，但是很快便被萨尔特人所驱逐了，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清洗，约有三万人在这一过程中被杀。这种事情在其他汗国也经常发生。希瓦汗国的汗王一度也试图通过引入土库曼人的支持平抑内部的利益分配矛盾，但是很快就失败了。所以，虽然外部游牧军功贵族能够成为君主平抑豪雄的工具，但不能经常性的成为世臣，即便在远东也是如此，尔朱荣最后就把自己玩没了，真正能融入王朝的，还是要汉化的，也就是和王朝文化传统、政治逻辑一致的胡人才行，对于这些人也是，因此只要哈萨克人、土库曼人的部落化游牧生活不改变，那么他们就无法真正入主河中，也就始终处于一个边缘化的地位。 哈萨克人不知道团结，也无法实现团结，在北面应对沙皇俄国的时候这个特点就暴露无遗。虽然他们都反对俄国用定居化耕作方式强行改变和侵夺他们的牧场，但是他们始终不能形成一个团结的中心，因为他们始终是老办法，只知道用蒙兀儿汗朝时代的那些法子，原先在游牧部落群雄逐鹿的时候就打不过月及别人，现在更是难以对付已经融合了萨尔特人财富和生活模式的河中王朝了。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乌兹别克人可以驱逐同样分崩离析为多个封地的帖木儿后王们，哈萨克人却不能打败同样分裂为多个汗国的乌兹别克诸王朝呢？我想我们可以从攻防两个方面去分析。
第一，外部环境不同。月及别人南下的时候北面并无强敌，而且打败了自己部落联盟里的反骨，这些反骨已经从自己联盟中逃逸了，成为“月及别-哈萨克人”（意即月及别人里的流浪者，其实就是失败者），这一部分人就是哈萨克人的祖先，而月及别人在南下后击败帖木儿宗王采邑诸部，建立起王国，和当地的萨尔特人相融合，逐步形成了乌兹别克人。这个时候如果月及别人的北面有沙皇俄国这样的强敌，那么他们南下河中一定不会那么轻松。哈萨克不仅在北方有强邻，东部也有。在月及别人南下的时候，东部的喀什噶尔、叶尔羌都没有强盛如准噶尔汗国的游牧政权，而哈萨克自己要承受沙俄和准噶尔的双重挤压，压力巨大。 第二，帖木儿时期的汗王，即便已经定居生活，却仍然习于保持游牧军队来予以威慑，这样就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没有顺势而为伊克塔化，反而继续以游牧军队为核心，造成他们对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远不如分封状态下的伊克塔模式，而且这也显示了他们的不合作态度，这种态度决定了帖木儿王朝与河中的封建主階级无法保持坚定的合作关系，导致在与北方乌兹别克人作战时等于是孤身奋战，自身还分裂无依，所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帖木儿王朝也不善于利用苏菲教团团结各地教俗势力，导致教团成为吸血鬼，彻底架空，失去宗教影响力，完全成为狐假虎威的皮影，对于王朝维持统治非但没有好处，还等于平添累赘。而乌兹别克人很快就接受了河中的风化，因此形成了军役贵族和当地封建主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这样一个关系使得即便不同分封贵族之间混战，但是当地的封建主都会和整个军役贵族集团保持合作关系，而不是像帖木儿王朝时期众叛亲离，巴布尔混不下去连喀布尔都待不了，只能逃亡印度。
第三，武器装备上的差异。河中诸汗国在后期都已经逐渐通过与波斯等的交往获取了火器，普遍装备到军队里，而哈萨克人仍然使用马背民族的那一套来对付火枪火炮，自然是要吃亏的，这个时代不比之前，即便是帖木儿王朝也不全是火器制式，现在正好反过来，游牧机动力量的优势被火器给大大缩减了，甚至成为劣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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