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周时期，在国都的称谓上延用商代之称，商朝国都称为大邑商、天邑商。所以西周时期的邑是对都城的称谓。周太王的都城称之为岐邑，“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古本竹书纪年》），王季的都城称之为程邑，“周作程邑”，（《古本竹书纪年》），文王晚年迁都的丰称为丰邑，“作邑于丰”，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成王营建新都称之为洛邑，西周中期，《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以下都于西郑”，指西周中期穆王迁都于郑。新发现西周中期的青铜器舲簋上的金文铭文记载“王在宗周，令邑于郑”，其意为西周中期的某王在岐周，命令在郑地营建都邑。可见西周时期一系列明确记载为都城的，均与邑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周作程邑、作邑于丰、令邑于郑这三条记载来看，虽然是西周不同时期的三座都城的营建，而且记载于不同周代文献与西周金文，可用法却是完全相同，即西周时期的建都，着重强调的是营邑。 再看周代文献里建于武王营建镐京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西伯使世子发营镐”，即武王营镐，周代文献里只有一个营字，仅凭一个营字不能说明是营建都城，因为周代文献与金文均强调西周时期营邑才是营建都城，西周时期的都城与邑关系如此密切，可周代文献里的镐京却与邑没有关系，周代文献从未有镐邑之称，而营镐在周代文献里也于营邑没有关系。周代文献极度重视营洛邑，《尚书》《逸周书》不厌其祥，大量的篇幅极其详细的记载武王如何决定在洛邑建立国都，召公占卜，周公营建，洛邑有哪些宫殿，规模有多大。因为洛邑不仅是邑，还是不同于以前方国都城，与商的国都大邑商同规格的大邑。 《尚书·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 《尚书·多士》“周公初于新邑洛”，“今朕作大邑于兹洛”。《尚书》《逸周书》却对营镐只字不提，因为营镐与西周时期都城的标志邑没有关系。《尚书》《逸周书》是记载西周时期重大政治事件的，营镐连营邑都不是，当然算不上重大政治事件，所以《尚书》《逸周书》是不会记载营镐这种重要性不高的事件的。《诗经·大雅·緜》用一首长诗，记载古公亶父营建岐邑，如何建立宫室，建筑宗庙，立起城门，再看《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这段绝大多数是对武王的颂词，没有一个字记载营建都城应有的营建宫殿、宗庙、城池，因为古公亶父营建岐邑，虽然只是小邦周的方国都城，但营的也是邑，而营镐营的不是邑，其重要性当然比不过营建岐邑。《尚书》《逸周书》极度重视营洛邑，因为营洛邑是武王遗命“兹宅中国”，即武王意图到国家的中心作为统治中心， 营洛邑就是从先周到西周前期最重要的营建，也是西周前期唯一的王都级别的都城。《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以下都于西郑” ，舲簋上的金文铭文记载“王在宗周，令邑于郑”。指西周中期迁都于岐周，在岐周营建了王都。周原考古所发现西周前期，周原只是五平方公里的方国都城，西周中期，周原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王都，西周中期迁都于岐周并营建都城的周代文献与金文依据就是“穆王以下都于西郑”， “王在宗周，令邑于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