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1899年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中国历史记载中的商王朝历史得以实证；1921年随着对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的考古，中国的考古学得以正式诞生，以考古学为主导的探寻中华文明历史的现代科学研究正式确立。 因为甲骨文的发现以及殷墟遗址考古取得的丰硕成果，商王朝时期是以殷墟遗址为国家统治中心，成为普遍共认。但是，即便殷墟遗址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商王朝历史的真实存在，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许多关于商王朝的历史之谜仍没有得到有效破解。可以说，中国历史中550年左右时间的商王朝历史发展过程，仍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才能让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更加灿烂辉煌。  夏、商、周时期是我们中华民族共认的历史时期。夏朝方国商国君主商汤率领各方国灭夏后，以“商”为国号，在亳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大邑商”或“天邑商”是商人对商先王宗庙所在的商国旧都商邑的尊称，在战争中称呼己方军队为“商方”。这些是我们对550年历史的商王朝时期的基本认识。 甲骨卜辞、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尚书》《史记》等文献称呼商朝为“殷”，这两种称呼并见于先秦的文献中。元明时代的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在先秦文献中，《尚书·召诰》用“大邦殷”称呼商国。然而，在目前出土的卜辞资料中，尚未发现可解读作“殷”的甲骨文字。  这就让我们产生许多疑问，为何550年历史的一个王朝会有两种不同称谓或“商”或“殷”？元明时期又合称为“殷商”？在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中为何又没有出现可解读作“殷”的甲骨文字？商王朝的殷墟考古遗址又不称为商墟遗址？要破解这些商王朝时期的历史谜团，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地研究；而不能囫囵吞枣、盲人摸象、不求甚解、一知半解地认识复杂的中国历史。 虽然历史学界把550年历史的商王朝分为早商时期和晚商时期，盘庚迁都殷地、建都殷以后的273年阶段称为“殷商”，似乎解决了关于“商”与“殷”的历史问题；但是，在殷墟甲骨文中却没有发现可解读作“殷”的甲骨文字，却又是一大历史谜团！既然殷墟遗址成为晚商时期的国都，又是甲骨文的“起源地”，为何又没有出现可解读作“殷”的甲骨文字？我想这也是令中国历史学家与中国考古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根据现有历史文献，能够反映商末周初历史纪年的文献，只有《竹书纪年》。通过对《竹书纪年》历史记载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殷”与“商”的一些区别与关系。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命监殷，遂狩于管。”武王伐纣结束了殷商王朝的统治；“十六年，箕子来朝。秋，王师灭蒲姑。”四年后周武王又进行了第二次征伐战争。我们能看到的只有“王师灭蒲姑”的战争事件，是否还有其他的战争《竹书纪年》没有记录，但从近年新出土的文物我们却可以判断出周武王另一场兵不血刃的征伐——武王克商。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青铜器【利簋】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显然，周武王伐纣与周武王“征商”“克有商”有着本质的区别，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一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征服、降服。征服降服的战争缺乏矛盾性与故事性，《竹书纪年》不载也情有可原。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武王伐纣灭殷与“武王既克大邑商”“余其宅兹中国”建设东都成周城，显然并不是在殷墟，也不是当时的荒无人烟之地“洛邑”。因为周武王是在征服降服“大邑商”之城后，在“大邑商”之地建设东都成周城。  从目前的历史信息来看，周武王所克服的“大邑商”，当是盘庚迁都殷墟之前的商都——商奄，一个因为商王族内斗被盘庚抛弃的商大邑。商奄不仅是商王朝的前国都，也是周成王继位后，周公与周成王东征的重点目标，是“周公东征，四国是皇”之一。《竹书纪年》记载“周文公出居于东。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遂伐奄。灭蒲姑（姑与四国作乱，故周文公伐之）”。  周武王去世后，蒲姑、奄人、徐人及淮夷组成了四国集团，撕毁了与周武王达成的臣服协议，共同反叛西周王朝。周成王二年秋天开始，“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在成王三年，杀掉了武庚，灭掉了以武庚为代表“殷”势力。随后开始征伐商奄，灭掉了蒲姑。“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在成王四年夏四月麦子成熟的季节，周公为了征伐淮夷，先期占领了商奄；成王五年春正月，周成王来到商奄，将商奄之君迁到蒲姑。于是，商奄之城成为周成王、周公征伐淮夷的军事重镇，并在商奄之城发布了一系列昭告政策，“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西周王朝才正式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实现了“成康之治”。  由此可见，周武王时期的武王伐纣与武王克商，结束了殷商王朝统治；周公东征“灭殷”“入奄”，才真正消灭了殷，平定了商奄，实现了天下大治。也正因为周公灭掉了殷，迁出了殷民，才让殷墟遗址消失于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能够保存到今天，在三千年后为我们今天所发现。而商奄之城，因为成为西周王朝征伐统治淮夷地区的统治中心，而被成周城所取代。商奄遗址也因此为成周城遗址所覆盖、磨灭，消失于历史之中。 因此，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武王伐纣与武王克商、周公东征“灭殷”与“入奄”，实际上是周武王与周公灭殷与克商的两个主要军事目标，消灭了北方殷墟之地的殷纣统治与克服了南方临近淮夷之地的商奄势力。商与殷是殷商时期的南北两处殷商势力统治中心。因为商奄之地为西周成周所取代，商奄就成为周人更习惯的前朝称谓，而简成为“商”。  那么，这个商奄之城究竟在今天的哪里呢？通过上面对历史材料的梳理，我们知道商奄之城位于淮夷之地或邻近淮夷之地，也就是今天的淮河北岸。 《诗经·商颂·殷武》诗云：“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商奄之都的基本信息，商奄之都设在大禹治水之地，位于南国，那些诸侯国“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来到商都进贡与朝拜商王。“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商王朝商邑的繁华，成为四方来朝、四方来贺的终极地。 大禹治水、居国南乡、武王既克大邑商、周公东征、商奄、伐淮夷遂入奄、王在奄、王自奄归等等一系列的历史信息，无不把殷商王朝的代表称谓“商”都指向大禹治水的淮夷之地。   在大禹治水的淮河中游的涂山地区、“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夏之兴也以涂山”的涂山地方县志中有云：“古名邑，荆涂二山对峙，涡淮二水合流，以至贤才代出”“邑之有志，盖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由此可知，大禹治水的地方在古代的名称就是“邑”。“大”是当地的一种尊称，大禹与大邑都是当地对“禹”与“邑”尊崇。大禹治水与“武王既克大邑商”“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彰显了周武王对臣服后的“大邑商”的尊重，对在此建都的自豪与对“中国”人民、“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的崇敬崇拜。于是，大禹治水建立夏王朝的“中国”之“大邑商”“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在大禹治水的荆涂二山之北一十五公里处，有一古城遗址；古城遗址南有一亦河亦湖的河流湖泊，名四方湖；【兮甲盘】铭文云“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不知是“商邑翼翼”形成“四方之极”还是“成周四方积”造就了“四方之极”，成为四方湖名称与历史的辉煌，亦或四方湖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商邑翼翼”“成周四方”“设都于禹之绩”？ 综上所述，商与殷是商王朝时期的南北两都城，亦代表殷商王朝的前后两后两个时期；商奄是盘庚迁都之前的商都城，亦是晚商时期统治南方淮夷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商奄之都，因其承夏启周而成为商王朝时期的通称，而非殷王朝；殷墟为殷墟，商墟为商墟，两者大不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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