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与武王克商，是西周代商两个不同历史事件和不同阶段

（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中国是世界文明历史中，唯一延绵不断、传承传承至今的文明古国；今天中国的文化与文明，是中国人民在五千年的文化历史中逐渐积累而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可延续性。虽然在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中，有许多历史谜团需要我们去破解，但相信经过笔者的努力，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会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时期，商周之交时期的历史更是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武王伐纣或武王克商是西周代商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学界与中国考古学界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表述。传统历史观认为，殷商王朝简单称商王朝，盘庚迁都殷地后的时期称为殷商王朝，商纣王做为殷商王朝的最后一位亡国之君，武王伐纣也就等同于武王克商。周武王率众讨伐商纣王，消灭了商纣王也就是西周的周武王消灭了商王朝。

但是，根据笔者对商周时期的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武王伐纣”与“武王克商”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两次不同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两个阶段；“武王克商”才是中华民族形成、中华文化认同的关键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正式形成。

司马迁的《史记》对商周之交的历史事件的记述比较简单模糊，但《竹书纪年》对这段历史记述的相对比较细致，为我们破解这段历史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历史依据。以下为《竹书纪年》对这段历史的记述，年份皆为周武王纪年：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命监殷，遂狩于管。作《大武乐》。

十三年，巢伯来宾。荐殷于太庙，遂大封诸侯。秋，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摐，作《金縢》。

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初狩方岳，诰于沬邑。冬，迁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来朝。秋，王师灭蒲姑。

十七年，命王世子诵于东宫。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从《竹书纪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周武王在十二年“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剿灭了商纣王，并在同年“夏四月，王归于丰”，完成了对殷商王朝统治的灭亡，建立了西周王朝，并监管殷商王朝遗留下来的殷商贵族统治阶级与殷民；在周武王十六年，商纣王之子“箕子来朝”，秋天时，周武王率领军队消灭了“蒲姑”；第二年的周武王十七年12月，周武王突然病逝。《史记》中对此记述为“武王已克殷，後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尚书·金縢》中记述为“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我们传统对这段历史的认知，皆为“武王伐纣”的第二年，周武王就突然发病并去世，周公摄政七年。但是，《竹书纪年》记述显示，周武王十二年征伐商纣王到周武王十七年12月去世，中间有整整五年的时间间隔。显然，《竹书纪年》的历史记载与我们的传统认知，存在巨大的时间差。是历史出现了问题还是我们的传统认知出现了问题？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其发生与发展，早已经深深刻录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不会磨灭。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我们对这段历史认知产生了巨大错误，是错误的历史认知产生了《竹书纪年》与《史记》和我们传统认知的矛盾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将已知的“武王伐纣”与“武王克商”两件不同历史事件，等同于一件历史事件；将两个不同阶段的历史事件等同于一次历史事件的不同描述，造成了历史事件在时间上的矛盾。

殷与商，在中国文献典籍中反复交替出现，我们基本把殷等同于商，已经成为我们潜移默化的历史认知。但在近年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商”的使用更多于“殷”的使用，说明“商”的称谓更为当时的人们所使用。其中出土的西周初年的【何尊】青铜器与【利簋】青铜器，其铭文对研究西周初年的真实历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铭文分别如下：

【何尊】：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利簋】：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从两件青铜器的制作时间上来说，【利簋】是周武王征商时，受周武王赏赐所制作的青铜器，是“武王克商”历史事件原始实时记录；【何尊】是周成王五年，周武王去世五年后，受周成王赏赐所制作的青铜器，记述了周武王克商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利簋】与【何尊】都真实地记录了“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是我们还原历史的最真实而可靠的依据。

从【利簋】的铭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自在必胜、大军压境、马到成功的自信，以及克商成功后论功行赏。“王在阑师”说明此时周武王已经成为公认的周王，与历史记载中“武王伐纣”时期周武王联合各诸侯国讨伐势力强大的商王朝商纣王，失败了就是灭族之祸的紧张、彷徨、忐忑心情相比，已经大相径庭。“武王伐纣”时，周武王连续作了三篇《泰誓》一篇《牧誓》来稳定军心，表现了一种视死如归的决心与正义。

由此可知，“武王克商”是“武王伐纣”成功后，建立西周王朝之后周武王采取的又一重大军事行动，并由周武王亲自领导、亲自指挥、自在必胜的军事行动。从中国历史文献中残留不多的历史信息来判断，这次“武王克商”军事行动，就是《竹书纪年》记载中，周武王去世前一年的“十六年，箕子来朝。秋，王师灭蒲姑”的军事行动。

蒲姑是什么身份地位？位于哪里？《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史记》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

从以上中国文献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武王克商”的地区区域是以淮夷、蒲姑、商奄为一体的地理区域，其大体区域是以淮夷地区为代表。具体来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西周王朝待征服统治的东土，与淮夷相邻的“蒲姑、商奄”之地。周武王在收复“蒲姑、商奄”之地，“武王既克大邑商”后，发出了“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西周王朝建设计划。五年后，周成王与周公共同亲自实施了这一国家建设计划，在西周东土“蒲姑、商奄”之地，建设西周东都成周城，并由参与这一建设工程的王公贵族“何”制作【何尊】青铜器记录流传于世。

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中难遇的中国民族科学家，减少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中的曲折，笔者有必要为中华民族指明“武王克商”历史事件中“武王既克大邑商”的具体地点，就是《尚书》中“光于四方，显于西土”西周东都成周城，《诗经民劳》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古中国，即今天的临近淮夷地区的“中原”中原四方湖古城。（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