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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伐纣，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半历史、一半传说。 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件事究竟有没有真实发生过，发生在何年何月，并没有当时的历史记载，也就是说没有实证。 后世所有的历史记录，其实都不过是结合周朝时期的一些记录或民间传说，所进行的推演而已，谁都不敢说是铁定的事实。  这也就难怪会出现诸如《封神演义》一类的神话故事了，人们在缺失历史证据的情况下，自然只能依靠神怪类的演义，来对这一事件进行描述。 这也是令历史学家极为头痛的问题。 中国真正在历史上中出现纪年，最早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自此之后的重大事件，都会有明确的文字时间记录，但在此之前，虽然也有商朝时间的诸如甲骨文的记录，却并没有时间概念。 这种情况，却因为1976年，一件周初青铜器文件的偶然出土，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陕西农民发现记录武王伐纣青铜器1976年，陕西临潼的一个村子，正在为农田灌溉开挖小型田头的水渠，当时应生产队的分工要求，每家每户按照劳动力的多少，平均进行沟渠的长度分配，测量好尺寸之后，其中一位农民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劳力，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段。 此时正值农闲季节，挖渠的进度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该农民为了尽快赶完工，总是早早地便来到了田头。  灌溉渠的作用主要方便井水被水泵抽出后，通过水渠送到田间地头，再人工取水进行田地浇灌，因为这道水渠是主水渠，对于深度与宽度都有较严格的要求，其中深度要挖到一米五左右。 这天一大早，该农民继续向下深挖，在即将达到标准深度时，他手中的铁锹却突然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凭与铁锹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应该是一个金属类的东西。 在陕西临潼这边，大家挖河挖沟的时候，挖出些历史的文物是很常见的事，该农民第一反应，就是有可能自己挖到了一件文物。 当他俯下身，拨开硬物上部周边的湿土时，他便更加确信起来。 因为，通过这件物品露出的一角，以及角上所覆盖着暗绿锈迹，不难看应该是一件铜器。 本着好奇的心态，他便小心翼翼地用铁锹继续沿着物品的周边往下挖，一直到圭壤松动，可以晃动该物品为止。 该农民将物品从下面取出，动手除去上面的泥土，文物的面貌便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原来是一个类似于青铜鼎的文物。  上部为又耳铜鼎，下部则是一个方形的青铜底座，周身全部被铜绿遮盖，整个铜鼎保存得非常完好，并未受到任何的毁损。 铜鼎上不仅布满着装饰性的优美雕纹，而且在其中一面上，还有类似于篆书的文字。 该农民看着眼前的物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东西，便停了工，一边守着它，一边等生产队的其他人上工。 待到发现村干部来到现场之后，但把铜鼎拿了过来，村干部是有些文化的，一眼就看得出就件文物必定是远古时期的，其价值定然不菲，便连忙将事向上级部门汇报。 首先来到现场的，是当地的文物部门。 “这是周朝的文物。” 文物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出了这个铜鼎的历史朝代，但此时他还并未真正意识到这只铜鼎的真正价值。 即便如此，这件文物都已经非同小可，周朝的铜鼎，任何一个，至少都有着两千年以下的历史，都是国宝级的。  考虑到该文物的重要性，当地文物部门也无权自行处理与收置，又联系了上级的文物部门，并发去了该文物多个面的照片。 就这样，一级一级，一直上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家级的考古专家，乍一看到此鼎，倒也并没什么，可当他看到鼎上的文字时，一个个都睁大了双眼，心中的惊喜更是无以言表。 武王伐纣事件与时间得以正式确认原来这个形似鼎状的文物，就是周朝最早期的簋，是当时装盛饭食的器皿，为王室贵族所使用，以青铜铸造。 若是青铜簋，国内所出土的同类文物也有一些，但不至于让考古专家如此震惊。 这个簋之所以让众多专家将之与其他簋类青铜器区别开来，是因为它上面的文字。 原文为：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购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周武王讨伐商朝，在甲子日的早晨，当时天上正出现岁星当空，一夜之间便完全打下的商都，八天之后，武王在此犒劳大军，将此青铜器赐予右史利，并以此纪念檀公。 从簋上的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青铜簋，是武王打下商朝的都城朝歌之后，在第8天的时候，制作好并赐给一个官居右史之职的名为“利”的人。 通过这段文字，首先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武王伐纣是否一场牧野之战的大仗。 显然，铭文中不仅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武王与纣王之间是曾发生过一场战争，而且，还说明了这场仗打得并不久，一晚上的时间，就彻底解决了战斗，并攻下了商朝的都城。 就这一点来说，后人对于武王伐纣一战明显带有夸大的嫌疑。  在许多的历史记载中，武王率军是一路拼杀，来到商都朝歌之后，商纣王除了都城守军之外，还临时征调了十几万的奴隶，以共同迎敌。 而且，应该是经历了非常惨烈的战斗之后，武王的军队才拿上朝歌。 这些历史记录，以讹传讹，显然与真相不符。 那么这场一直被传为声势浩大的决战，到底是有多大的规模呢？ 综合近现代的许多历史研究，再结合这次个簋的文字记载来看，这场被传了几千年的大战役，其实并不大。 这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  当年的商朝，与后世的王朝相比，有如说是一个国家，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部落加城邦的联合体。 商在当时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部落，至于都城朝歌，其实不过是商朝君王生活与处理事务的一个有着外围防护的地方，甚至可能连真正意义上的城墙都不一定有。 而周，则是归附于商统治下的众多大小不一的部落中的一员。 每个部落都有着独立自治的权利，但需要向商交纳一定的年利或物品，在军事上，要服从商的统一调度，除此之外，商与周在本质上都是没有区别的独立部落。 周武王攻打商纣王的时候，应该是由许多的部落与周进行联合，而商则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实力差距应该相差很大。  虽说，商纣王因为主要的兵力被派去攻打东夷，不得不将奴隶武装起来，以弥补守护朝歌的兵力的不足，总体的力量依旧不足与周武王抗衡。 至于，在双方对阵时，商朝的奴隶是否倒戈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有一点从这个簋体上的记录中可以看出，周武王在这场仗中轻轻松松地便取得了胜利。 而青铜簋的铭文中，还透露出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线索，就是这场战争的时间。 关于武王伐纣之战，在过往的历史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是五花八门的，有人认为此战发生的时间是公元前1130年，有人则认为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竟然有112年的巨大误差。  由于，当时并没有纪年的记录，所以，无论哪一种研究结果，都只是通过各种支离破碎的信息与线索进行推断而已。 而此处虽然也没有准确的时间点记录，却有着一条令专家眼睛一亮的信息：即“岁鼎”两个字，其中的意思，就是当时正值岁星当空。 岁星是指木星，在武王伐纣的那天，木星正处于中天位置。 按照这个线索，结合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就能准确的推断出是公元前1046年，甚至可以精准到1月9日这个日期。 就凭着这个青铜簋短短几十字的讯息，考古与历史学家们，便联合得出了一个结论：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是一场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战役，周武王以压倒性的优势，快速地攻下了商朝的都城朝歌，此战发生的准确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1月9日。 如此一来，中国准确的历史大事件纪年，从周厉王时期的公元前841年，一下子往前推移了205年。  而且，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得到准确的验证，从一个历史上的演义与传闻，变成了真实历史的存在。 也进一步驳斥了西方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商朝根本不存在的错误观点。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青铜簋，也被称之为“利簋”或“武王伐纣簋”，并直接被列入中国九大国宝之一。 武王伐纣与周朝对中国的历史作用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周朝取代商朝之后，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推动作用。 虽说在标准的历史认定中，人们都把商周统一归入到奴隶制社会，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巨大的不同。 商朝，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准确地说，它更像是一个部落的联合体。 商，只是整个部落联合体当中的一个核心部落而已。  商朝建立的时候，无论是通过部落首领的推举，还是带有一定武力征服的成分，对于其他的各个部落而言，他们都是保持着高度自治的，各部落对于商来说，只是一种依附关系。 商朝对于各部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控制与管理，各部落只需要按期向商交纳贡物即可，当然，如果商有需要，它可以要求各部落出兵配合。 至于商时的文化，就更加乏善可陈，还处于非常原始落后的局面。 众所周知，商朝时期出现了甲骨文，这种文字属于象形文字，是人们靠图形记录向标准化的文字过渡的阶段。 这种文字，我们无法判断它最初的源头，但有一定可以确认，就是这个最早期的半图半文的文字，必定是无法普及的，只是上层极少数场合进行重大的记录时才会使用。 没有成熟文字支撑与普及，显然也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 所以，商朝时期，无论是从国家体制，还是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 从这个簋上的文字，人们发现，此时的文字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商朝时期象形文字的类型，而开始进入中国最早的标准化文字形态，即篆书字体。 文字的标准化，是走向成熟与普及的必要条件。 周朝建立之后，标准化的篆体文字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当然这个普及面主要受限于贵族阶层与专业的文化人。 正是由于文字的标准化与一定程度的普及，让周朝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大爆发，诞生了影响中国几千历史的诸子百家。 至于周朝的国家体制，可以说较商朝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商朝以部落联邦的形式所组成，并不具备标准的国家形态，所有的部落都是独立存在的，有着各自独立的历史传承，相对固定在特定的区域。 而周朝的诸侯国，则采用了分封制，原有的部落被彻底打散，诸侯王被不同的等级，动态地分封到不同的区域，并分配大小不一的领土面积，形成了国中国的格局。 也正是基于这种分封制，各诸侯国为了扩展面积，纷纷开启了开疆拓土，将周朝的大国土面积不断向外扩展。 而周朝所拓展的国土，也就成为了中国后来各朝代的核心区域所在，并依托这片土地，不断扩展到整个华夏的版图。 结语“武王伐纣簋”的发现，不仅为武王针对纣王的牧野之战，提供实物佐证，并第一次让历史学家准确地认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 这件文物的出现，让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精准的时间纪年，又可实证地向前推进了200多年，进一步的印证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 同时，这件被列入中国九大国宝的文物，也让我们进一步见识到3000多年前古老中国的艺术与制作工艺，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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