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辉）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也称为殷商王朝，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商王朝历史时期的记述却称之为《殷本记》。为何同一历史时期却有三种不同的称谓：商、殷、殷商。随着现代考古学对安阳殷墟遗址的考古发掘，以殷墟遗址为国都的殷商王朝得以通过大量的考古材料，证实了司马迁《殷本纪》记述的真实性。那么，商与殷商的称谓，为何也同时存在于中国历史中？为何人们统称中国夏商周三代历史，而把“商”做为标准与正统的称谓？其中的历史渊源究竟是什么？殷与商既然同时普遍存在于历史文献中，必然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本文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中国历史中的重大问题。 在对商人所建立的商王朝历史认知中，商人“前八后五”的十三次迁都历史，已被普遍接受，并且最后一次的盘庚迁都殷墟的具体地理位置，已经由殷墟遗址考古发现得以证实。但是，人们对盘庚将都城从“奄”地前往“殷”地之前的“奄”都，至今没有发现其遗址。在历史记载及甲骨文中也称之为“商奄”。在西周初年，“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城邑，以致多次出现在历史文献典籍中。《尚书·多士》：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尚书·蔡仲之命》：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尚书多方》：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史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  由此可见，盘庚迁都殷墟之前的“奄”都，在西周初年还是一个与殷都殷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邑，否则周成王不至于“王来自奄，至于宗周”，而且“予大降尔四国民命”。这个殷商王朝的旧都“奄”与西周初年的“奄”，确定位于淮夷地域，因为周公“东伐淮夷，残奄”。之所以殷商王朝的中期都城“奄”都或称之为“商奄”至今没有考古发现，也完全是因为“奄”都位于淮夷地域，不在中国考古界与历史界的历史意识、历史认知范围内。 早在商汤伐夏，建立商王朝时，对于夏王朝的国都商汤本意想继承为商王朝的国都，但“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商汤因而放弃将夏都作为商王朝国都的想法。但繁华文明的夏都却保留下来，并称之为“奄”。南庚在位时，商朝国运再度衰落，将国都由庇迁至奄，后盘庚将国都从奄迁至殷地建立殷都。作为殷商的旧都奄，仍然是殷商王朝的一个重要城邑。至武丁时期，殷商王朝国运强盛，征伐南方荆楚，控制了广阔的南方地区。为了统治广大的南方地区，武丁“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建立“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的商都“大邑商”。殷商旧都“商奄”，再次成为与殷地殷都同等重要的商都“大邑商”。 因此，至少从武丁时期开始，殷地的殷都与南方奄地的商都大邑商，正式成为殷商王朝的南北二都，统治管理着殷商王朝的南北地区。在商王朝的后期，从武丁开始“殷商王朝”成为标准的称谓。只不过北方地区以殷都为中心都邑，习惯称之为“殷”，而南方地区以“商奄”为中心都邑，习惯称之为“商”。  位于西土的周氏族，因受到北方殷都殷纣王的长期欺凌，从周文王开始立志铲除殷都的殷纣王。位于南方商都统治下的淮夷各氏族部落，在殷纣王统治的前二十一年，就遭受到殷纣王的四次武力攻伐，淮夷诸氏族与商都统治者已经势同水火。在殷商末年，整个殷商王朝疆域已经形成以殷纣王、周武王、淮夷氏族为主的三分天下格局。曹操《短歌行》曰：“周西伯昌，怀此圣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孔子所叹，并称夷吾，民受其恩”。在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前后经营下，联合东南淮夷氏族，形成了周武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政治格局，使得周武王能够两次联合八百诸侯会盟孟津，准备北伐殷纣王。从而实现了周武王一战而溃殷纣王，大势已去的殷纣王只能自焚而死，结束了殷纣王的暴虐统治。 但是，位于南方淮夷地区的商都统治者仍在。于是，《礼记》记载了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的整个过程：“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周武王带领八百诸侯在灭纣后，向南进发征服了商都，解放了统治淮夷诸部落的商都“大邑商”，将“大邑商”统治下的南方疆域纳入西周统治。  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康王时的青铜器何尊，通过周康王之口，还原了武王伐纣灭商，建立西周王朝的真实历史原貌。周武王在征服南方的商都“大邑商”后，即向上天宣誓、向大邑商统治下的淮夷诸部落保证：“我要居住在大邑商这个商王称'中’的地方，让新国都能够惠及天下人民”。于是，西土的周氏族与南方的淮夷氏族联合在商都“大邑商”建立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城，共享伐纣灭商后的天下太平。 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中的“克”字，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历史概念，对还原西周初年历史意义重大。只有深刻理解了铭文中“克”字的具体历史含义，才能清楚地了解商末周初的历史演变过程。 克，最早见于甲骨文，本义是战胜，后引申为能力超强，胜任，完成等义。克，会意字，像甲胄（兜鍪、头盔）之形。在古代“胄”往往是战利品，金文簋有“俘戎兵、盾、矛、戈、弓、箙、矢、裨胄”等语（《集成》8.4322），有时“胄”还可以作为首级的替代品。所以就以此表示“战胜”之义。这就是“克”字的本义。何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集成》11.6014）古代作战都需要强大的武力，故也以“克”字指称能力超强。甲骨文就是用的“能够”之义：“癸卯卜，其克，捷周。”（《合集》20508）《说文》：“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凡克之属皆从克。”所从字形虽有讹变，但其义训可从。徐锴系传：“肩者，任也。……任者，又负荷之名也。与人肩膊之'肩’义通。故此字亦微象'肩’字之上也。能胜此物谓之克，故亦象刻木也。”在金文中“克”多用为“胜任”、“能够”之义。“克明厥心”（《集成》1.247）又引申为“完成”之义。《春秋·宣公八年》：“日中而克葬。”杜预注：“克，成也。”也引申为“克服”、“克制”之义。《论语·颜渊》：“克己复礼。”用为“克期”、“克日”等“约定”义的“克”实际上是“刻”字的假借。  通过对“克”字在古文含义的归纳，可以总结出多种含义：胜任；能够；攻下；战胜；打败；克制；制服；克扣；完成；能耐；好胜；忌刻；犹训斥，教训；消化；犹如；犹及；通“刻”，铭记；雕刻，刻薄；五行相克等等。通过对商末周初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克”字的历史内涵，得出一个被历史尘埃所遮蔽的历史本来面貌。 “克”字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的含义，并非习惯所理解的攻克、攻下、战胜、打败等含义，而是更侧重于“制服”“顺服”后的“成就”“让其胜任”能意义。具体历史内容为；身处淮夷诸氏族包围中、周武王大军压境下的商都大邑商，不得不归顺于周武王与淮夷氏族，周武王为了大邑商旧贵族及周边地区的稳定，决定继续把大邑商作为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就大邑商的统治中心地位，并惠及淮夷诸氏族人民。立即向上天宣告我要把大邑商经营为东都成周，让新国都惠及所有归顺的民众。这才是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真实历史含义。也是周康王在五年时第一次来到成周举行禋祀典礼，告慰周武王誓言，实现各民族团结，回忆历史的真实情景。  周武王在灭纣后彻底毁灭了殷都，成为今天考古发现的殷墟遗址；南方的商都大邑商被周武王继承下来，经营为西周的东都成周城，成就了最早的中国，也就是今天位于南淮夷之地的四方湖古城。西周初年的“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相当于1949年新中国和平解放北平城，为了继承北平的历史文化，为了延续北平城传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位，建设新中国，在1949年10月1日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北平正式更名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综上所述，殷商王朝之所以成为商王朝的标准称谓，是因为在殷商王朝的后期，是由北方的殷都和南方的商都所组成；殷与商同时存在于北南两地；因为商都大邑商继承于夏王朝夏都，西周成周继承于商都大邑商，承继了中国夏商周三代历史与文化，夏商周三代也成为中国历史的客观反映；没有殷都的毁灭，也就没有今天的殷墟遗址；没有夏商周三代立都于南淮夷四方湖古城，也就没有“最早的中国”；没有四方湖古城的没落，也就没有今天我们对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探寻；中华文明探源的成就，最终将决定于四方湖古城历史文化的复兴。（作者：赵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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