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陈110种图书，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启功先生题签图书展开展啦！

今年7月26日是北京师范大学已故知名教授启功先生（1912—2005）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举办“启功先生题签图书展”。展览自7月1日开始，地点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主馆大厅。开展以来，图书馆已接待一些校内读者参观，获得良好反响。

启功先生一生题签很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卫兵历年收集启先生题签图书、期刊达150多种数百册。今年三月，启先生的博士弟子张廷银将其多年来留心收集的启先生题签信息发给北京师范大学。张廷银记录了启先生题签的170多种图书、50多种期刊报纸，与卫兵收藏的图书期刊仅有7种重叠。另外，在启先生诞辰105周年之际，中华书局曾出版《启功先生题签集》一书，收录启先生为中华书局题签的图书177种。该177种图书，与卫兵的收集和张廷银的目录对比，分别都只有1种重叠。仅凭这三个来源的信息，即知启先生题写了500多种图书期刊标签。此数量已是相当可观，而先生一辈子到底为多少图书报刊题过签，尚不得而知。

为纪念启功先生诞辰11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此次展陈110种图书。部分图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的收藏，部分出自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启先生给这些图书的题签，少数作于20世纪70年代，少数作于新世纪初，而以作于20世纪80、90年代者居多。

展览分为三个板块，第一板块展出启先生给北京师范大学和师大校史上的学人校友题写的图书标签。先生在北师大工作了一辈子，对学校一草一木均有热爱。在北师大校园里，启先生的题字不时映入眼帘，除校训碑，还有“科技楼”“化学楼”“新松公寓”“实习餐厅”“丽泽楼”“乐育楼”“曦园”“奇峰“荟园”“北师大星”……热爱学校，不仅爱其当下，必重视校史，此次展示了启先生为1982年编定的校史题写的书名。热爱学校，必重视校友，校友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此次展示了启先生为《校友通讯》题写的标签。

热爱学校，更体现在对一个个具体的师大人的关注友爱。先生居心仁厚，对扶持过他的师友念念不忘，对学生后辈不吝提携。此版块的图书按作者出生年月之先后排序，展示了启先生为傅增湘（1872—1949）、陈垣（1880—1971）、吴承仕（1884—1939）、钱玄同（1887—1939）、沈兼士（1887—1947）、林砺儒（1889—1977）、黎锦熙（1890—1978）、谭丕模（1899—1958）这些前辈学者的相关著作题写的书名，也展示了他为黄药眠（1903—1987）、钟敬文（1903—2002）、王重民（1903—1975）、陆宗达（1905—1988）、毛礼锐（1905—1992）、柴德赓（1908—1970）、朱智贤（1908—1991）、赵光贤（1910—2003）等年齿稍长的师大学人著作题写的书名。启先生还为晚一辈学者如郭预衡、聂石樵、龚书铎等，以及自己培养的诸多研究生的著作题过签，本次展览也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垣先生是启先生的恩师。启先生被老校长领入学术门槛，承謦欬四十年，感恩终生。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启先生以书画义卖所得163万元人民币设立“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励耘”正是陈老的书斋名。本次展陈了与陈老相关的五种著作：《励耘书屋丛刻》《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陈垣先生史学论文集》《陈垣图传》《陈垣全集》，都是启先生精心题写的书名。头四种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所出，启先生亲与其事，付出诸多辛劳，寄托了不忘师恩的厚意深情。

启先生拜陈垣为师，是由傅增湘先生引荐。傅增湘先生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创办人、首任总理（即校长），也是我校校史上的关键人物。本次展陈了启先生题签的三种傅增湘著作：《藏园老人遗墨》《藏园游记》《藏园群书经眼录》。

吴承仕先生是近现代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1924—1931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其中1926—1928担任系主任，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上一位重要学者。1984年，在吴承仕百年诞辰之际，启先生推动了吴承仕多部遗集的整理出版，并为这些书题写了书名。吴承仕是章太炎高足，家中藏有向章太炎求教时得到的几十通回信，因太炎好写古体字，释文需要较深的文字学功力，启功先生就主动承担了这批手札的全部释文注释和标点任务，拟定并题写了书名，即《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

沈兼士先生曾长期担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为人厚道热情，提掖后学不遗余力。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启功先生在辅仁大学国文系做讲师时，经常问学于沈先生。（侯刚、章景怀编：《启功年谱》第2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抗战胜利后，沈先生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聘请年轻的启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在文物馆负责鉴定书画，在文献馆负责审阅和研究文献资料和稿件。（同上，第38页）。启先生铭感沈先生的提拔奖掖之谊，1986年为纪念沈兼士先生诞辰百年，启先生与葛信益先生共同编辑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并为之题签，同时他还为《沈兼士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论文集》题签。

王重民先生是北师大杰出校友，他1923年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国文系本科，师从高步瀛、杨树达等名师研究中国古文献。1929年毕业后赴北京图书馆工作，在古籍版本目录学、敦煌学等方面取得了非常高的学术成就。20世纪50年代，启功先生曾参与王重民先生主持的整理敦煌变文项目，两人为学术问题频繁通信，有时为辨别一个字而反复讨论，结下深厚友谊。（见侯刚、章景怀编：《启功年谱》第58、59、60页）。1984年，启先生的弟子柴建虹老师编辑出版了王重民遗著《敦煌遗书论文集》，启先生感念之余，为此书题写书名。

本次展览的第二板块，陈列启功先生题签的古籍整理类图书、古代文史研究著作和普及性读物。启先生首先是一位文史大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学、文献学、文字学等领域成就斐然，对古代优秀文化有深刻而自觉的传承意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积极参与和推动古代典籍整理，为大量古籍整理和研究作品题写了书名。值得注意的是，此板块图书题签大多数未署启先生名字。如果说题签不署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属于时代风气所致，但80年代之后仍不署名，说明启先生有一颗难得的平常心、谦逊之心。现任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先生曾撰文称：“启先生是为中华版图书题签最多的人……这些题签基本都不是作者所托，而多是编辑室领导或者责编、美编所求，书上也大多不署题签者，没有借重之意。” （《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8日）。这既是出版单位秉公求直，也充分反映了启先生作为一位文史研究者在学术面前的谦逊敬业——他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工作者，将题签视为责编、美编同等的工作，但求为文史出版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丝毫不愿凸显自己的功劳和地位。

本次展览的第三板块，陈列启功先生题签的书法艺术类图书。先生曾任第二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和第三届、第四届名誉主席，其书法家声誉家喻户晓，蜚声中外，慕名而求题签者络绎不绝。先生为人平易，对于求字者不论其身份地位，几乎有求必应，而且总是为对方考虑得妥帖周全。其仁心热肠，感动过无数后辈学子。

书法艺术一直是中日文化沟通的重要载体。1983年启先生的书法作品在日本展览，引起轰动。陈启智先生在《启功教我学书法》书中提到：“展览过后，日本株式会社西武百货店将老师书法展的全部作品影印成册，装帧十分精美。这也是老师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书法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62页）。足见日本人民对启先生书法的喜爱。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展柜中也有两种图书见证了启先生与日本友人的交往、对促进中日友好交流的贡献。

本次展览的图书见证了启先生自花甲之年到耄耋老人而挥毫不止的生命历程，展示了先生的精湛书艺，蕴含了先生的深厚学养和扎实敬业的精神，也承载了先生温厚待人、平易近人的处世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