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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冬天，香港九龙老街，一栋陈旧的老楼里挤进一户人家，主人名叫凯音，携妻儿四人。他们租居的房子为三室一厅，租金高达6000港元。凯音就是张国焘。 张国焘定居香港后，在一家小报担任主笔，每天写点评论、专稿，赚点生活费。张国焘投资黄金却血本无归，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偏偏祸不单行，妻子杨子烈为节省家用，辞退女佣，自己操持家务，上街买菜时滑倒在青石板上，好不容易四处借钱保住了性命，但留下病根成了跛子。 张家内外交困、贫病交加。张国焘闲居在家，杨子烈病卧在床，老二张湘楚读中学，老三张渝川读小学，全家五口人都靠大儿子张海威的薪水糊口。张海威在九龙一所中学当教师，薪水低微，无力应付种类繁多的房租、水费、电费、煤气费、医疗费、学费和生活费。每月面对雪片般飞来的账单，张国焘坐困愁城。 万般无奈之下，张国焘夫妇兴起回归大陆的念头。 第一次与大陆联系是在1951年4月。张国焘在江西萍乡上栗老家务农的三弟张国杰收到大嫂的一封家信：国杰弟： 大哥生活拮据，只靠大儿海威教书糊口。现想将二儿湘楚和三儿渝川暂送回老家寄养。家中意下如何？请速回信。 嫂杨子烈 1951年4月 张国杰一向本分，收到信后担心遭受牵连，于是主动来到上栗派出所，将杨子烈的信上交给派出所负责人李明志。李明志看完信，没当一回事，说：“这是封普通的家信，不必交了，你可以自己留着。” 张国杰连连摇手：“还是留在你这里好，不然，领导要看不方便。”他连信都不敢留，更没有胆量收留张国焘的两个儿子。杨子烈数着日子盼回音，始终没有消息。 又过了两年。张国焘更加困难，特别是两个孩子的高额学费让他一筹莫展。张国焘第二次兴起回国的念头。 1953年春，在一次与出版界陈先生小聚时，张国焘说：“看到媒体上介绍大陆的情况，真是令人感奋。现在我闲居香港，一贫如洗，每天望着日出，看着日落，实在太寂寞了。有时真想回北京去，为人民做点建设工作。”陈先生称张国焘为伯伯。他问：“张伯伯是否与北京方面联系过？”张国焘摇头：“没有合适的渠道。”陈先生说：“我认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处理新闻事务的金尧如先生，可以帮你传个信。”“好，好。”张国焘很兴奋地说，“帮我请教金先生，有没有可能回北京，最好是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我的意愿。” 几天后，陈先生电话约请金尧如到一问咖啡室见面，转达了张国焘的要求。金尧如思忖了一会儿，回答说：“张国焘先生愿意回归党和人民，当然是好的，我可以反映上去，请示分社领导的意见，再听中央的回音。不过，光是我口头反映，恐怕凭证不够。”陈先生马上补充道：“张国焘伯伯告诉我，他准备写封信给毛泽东主席。你回去与分社领导商量一下，如果同意反映给中央就来一电话，我把信送去。” 金尧如将这一动态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做了汇报。黄作梅认为可以将张国焘的信件上报中央。金尧如打电话通知陈先生。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请陈先生交到金尧如手上。 张国焘的亲笔信用一个黄皮大信封装着，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行字，上写“毛泽东主席”，下署“张国焘拜上”。正文不长，大意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 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新华社香港分社按照组织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派专人将信送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他们上呈中央。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张国焘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以及反对党中央、分裂党中央、最后背叛党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约见陈先生，请他将中央的态度如实告知张国焘。 凡是曾经给党造成恶劣影响的重要人物，回党之前必须采取鲜明的态度，宣布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此类问题的惯例。这种要求，并不是专门针对张国焘一人的。中央的善意没有感化张国焘，他在思考一夜后，打电话给陈先生：“我这几天身体不好，这件事暂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你替我谢谢他们。” 第三次重续回国之念是在1958年10月。张国焘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要求给予生活补助。《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拈着烟，沉思长久，然后在简报上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张国焘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出毛泽东的视线。中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说张国焘，但是，他割舍不了对美元的依恋，于是，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后，张国焘决定迁居美国，随后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在养老院病逝。12月5日，张国焘下葬在多伦多一家公墓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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