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国焘请求中央给予他补助，主席同意，但提出一个条件

1938年4月8日晚上，位于武汉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大意是：

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未经中央允许，私自带警卫员赴西安，又从西安乘火车到武汉，声称要找周恩来做蒋介石的统战工作。

张国焘

工作人员马上把电报交给了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周恩来看过以后，深感事情严重，他马上开始思考起了对策。

那么此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8年4月4日是农历的清明节，此前国共两党已经商定，每年的这一天由双方代表一起到黄帝陵扫墓。据闻，国民党方面将派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出席，按照惯例，中共方面也要派相应级别的官员前往共同主持仪式。

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听说此事后，马上去找毛泽东，向他提出了去祭扫黄帝陵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一开始都不同意，张国焘便多次去找毛泽东谈话，讲他要去的理由。最后毛泽东勉强同意说：“你一定要去就去吧，去了赶快回来。”

毛泽东和张国焘

4月2日，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大卡车离开延安前往黄帝陵。当张国焘见到蒋鼎文后，两人有说有笑，宛如旧友重逢，晚上蒋鼎文还专门安排张国焘与他住在一起，却把张海等警卫人员打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住。

4月5日祭扫完毕后，张国焘把张海叫过去说：“今天秘书和警卫班回延安去，你就不用去了，跟我一起去西安找林（伯渠）主席。”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长驻西安，负责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工作。张海觉得十分奇怪，张国焘为什么突然要去西安？联想到张国焘这几天的种种反常行为，张海感到十分不安。

张国焘到了西安以后，并没有去找林伯渠，而是住进了供国民党高级官员专用的西京招待所，并与胡宗南等国民党高级将领频繁见面。林伯渠得知张国焘到了西安后，打电话要他搬到八路军办事处来住，他却一口拒绝。

4月7日，张国焘决定乘火车去武汉。出发之前，张国焘让张海给林伯渠打电话，让他到火车站来。张海不解地问：“张主席，你不是说要找林主席吗？怎么一下子又要到武汉去呢？”

张国焘顿时不悦：“这事不用你管，我自有主张，你只管去打电话，不要多问！”

林伯渠到火车站后，张国焘对他说：“林主席，我要到武汉去了。”

林伯渠听后大惊：“中央批准你去吗？”

林伯渠

张国焘支支吾吾地说：“是我自己要去的，你回头告诉延安一声。”

林伯渠严肃地说：“你是边区政府副主席，不经组织批准，怎么能随便行动呢？”

张国焘说：“我到武汉同蒋介石面谈统一战线问题，今天就走。”随后便上了车。

林伯渠自知无法劝阻张国焘，于是回去以后马上给中央和中共长江局发了两封电报，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周恩来收到电报以后，马上把李克农等人叫到办公室，让他们立即到火车站去截住张国焘。李克农一行早早地来到车站守候，可他们一连等了3天，也没有接到人。4月11日上午，周恩来决定亲自去火车站接张国焘，他们一直等到下午5点，载着张国焘的火车终于开进了火车站。

张国焘在车上就已经看到了周恩来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在站台上等待，他却迟迟不肯下车，因为他是在等国民党的人来接他。周恩来只好亲自走上车厢，张国焘见到周恩来等人后，神态很不自然，苦笑着说：“你们好。”

周恩来和蔼地对他说：“老张，我们得知你从西安来的消息，一连到车站接了3天，今天总算接到了！”

周恩来

张国焘解释说：“我们在郑州转车时耽搁了，所以来晚了！”

随后周恩来叫张国焘去八路军办事处去住，张国焘却执意不肯，他说国民党政府已经安排他在大华饭店休息。周恩来不便在车站与张国焘争执，便同他一起驱车来到了大华饭店。

当天晚上，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等长江局负责人都来到了大华饭店，他们严厉批评了张国焘私自出走的错误行为。张国焘明明是来投靠蒋介石的，却虚伪地说：“我感觉到消极，请允许我回江西老家去当老百姓，我家里饭有得吃，我以后再也不问政治了。”

此时周恩来等人已经知道张国焘的叛逃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而且事先与国民党特务有勾结，劝他回党工作困难很大，便致电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4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经过讨论，集体向张国焘发出了挽留电，希望能在悬崖边上阻止他坠落：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艰，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

毛泽东、康生、陈云、刘少奇

4月13日，周恩来又拿着中央的电报来到大华饭店，劝张国焘听从中央的指示，早日回到延安，但张国焘仍然充耳不闻。

4月16日，张国焘提出要去见蒋介石，向他报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周恩来只好同意，并陪同前往。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马上卑躬屈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张国焘剧照

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4月17日，周恩来再次来找张国焘，并向他提出了中央给他的3个选择：

1.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组织和我个人所期待的；

2.向党请假，离开工作岗位，暂时休息一个时期；

3.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

张国焘听后说：“第一条是不可能的，后两条可以考虑。”

周恩来痛心地说：“老张，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又慎重啊！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考虑，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

张国焘说：“那就让我闭门静思两天吧。”

其实此时张国焘早已打定主意要投靠国民党，周恩来等人走了以后，他耍手腕支开了身边的同志，然后下楼坐上了军统头子戴笠派来的小汽车，无耻地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彻底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

张国焘叛逃以后，写信让张海和他一起走。李克农对张海说：“他要你去，你就去吧，我们保留你的党籍。”

张海坚决地说：“我不去，他不革命，我还要革命呢！”

周恩来高兴地说：“革命嘛靠自己，不去那就不去好了，你是我们的好同志。”

4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称这对于中共“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

张国焘叛逃时，他的妻子杨子烈还在延安，而且已经怀孕6个月。她听说这个消息后，大骂张国焘不仁不义，并表示自己要去劝他回来。毛泽东不仅同意了杨子烈的请求，还批给她500元法币的旅费，他对杨子烈说：“你能把张国焘找回来，就是共产党大大的功臣！”

杨子烈剧照

可惜的是，杨子烈去了以后，一去之后，杳无音讯。

张国焘叛逃以后，蒋介石马上派陈立夫与他密谈，并询问他希望做什么工作，张国焘提出最好由他出面办一个刊物来为国民党做文章。但这显然不符合蒋介石的心意，他决定把张国焘交给戴笠“运用”，最后张国焘只好加入了军统，任“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专门开展与研究有关对中共进行特务活动方面的工作。

戴笠起初对张国焘寄予厚望，他认为以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便可以取得重大成果。张国焘也很卖力为戴笠出谋划策，他先是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然后又建议举办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戴笠均大力支持，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尽管张国焘想尽办法，但几年下来“成果”寥寥，除了他原来的亲信等少数人“来归”和被“策反”外，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

军统特务沈醉曾在回忆录里记录了张国焘劝降一位在重庆南岸被秘密逮捕的中共地下党成员的经过。张国焘开口便是自我介绍，随即便“倚老卖老”，劝说对方加以考虑。不料对方却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

最后张国焘只好说：“我是为了你好。”然后灰脸走开。

后来戴笠也渐渐对张国焘失去了耐心，他不仅不再给予张国焘优厚的待遇，而且每次见面时，不是讽刺张国焘几句，就是严厉训斥一番。戴笠还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报告说：“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真可谓是洞若观火。

戴笠

尽管此后蒋介石依然给了张国焘很多小的头衔，但一直对他使用“尊而不敬，用而又防”的方针，张国焘完全被当成了一个摆设，他自己也感叹说：“我无计可设，无公可办，每日坐一二小时，颇无聊。”

1948年11月，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张国焘带着妻儿逃到了台湾。但国民党当局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后来甚至把他的房子也强行征收了。1949年冬天，张国焘只好带着妻儿又来到了香港。

张国焘到香港后，一直没有什么正当的工作，眼看已有的积蓄日渐减少，这让他很是焦虑。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黄金市场的价格逐渐上涨。张国焘本来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但他见很多人炒黄金发了财，便也把仅有的5000元美金拿去炒黄金，没想到竟连老本也赔了进去，最终落了个一贫如洗的结局，此后他只能靠当教师的大儿子不多的薪水勉强度日。

正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张国焘又萌发了回归大陆的想法。1953年，张国焘联系上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并写了一封信，请他转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信的大意是：

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晚年的张国焘

三周之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自己在历史上坚持的错误路线，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张国焘又拒绝了。

此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又找到了张国焘，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并许诺给他一定的报酬。尽管张国焘也认为出卖情报是有损名誉的事情，但他已脱党多年，与中共已没有情感上的瓜葛，而且他当时经济十分窘迫，最后还是答应了。从1953年7月15日开始，中央情报局先后20次拜访张国焘，张国焘也抱着知无不言的态度，把自己所知的情况，搜肠刮肚地全部提供给美国人。

1958年，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张国焘有所鼓舞，又萌发了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打算。这年10月，他托人向内陆政府表示：自己愿为中国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原则上同意给予张国焘生活补助，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张国焘必须断绝和美国人的关系。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8年，张国焘夫妇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投奔儿子。1971年，张国焘中风，生活不能自理，又请不起保姆照顾，只好申请住进市里一所免费的老人病院，并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会。

1979年12月2日，多伦多大雪不止，张国焘晚上在病床上休息时，毯子不慎掉在了床下，他自己无法捡起，想叫人也没人来管，只好咬紧牙关受冻。12月3日5时，张国焘突然呕吐两个小时，然后就此昏迷不醒，等到医生赶来时，他已经死亡，时年82岁。

张国焘去世后，杨子烈说：“我们做共产党20年，反共40年，一生未享到半点福，天道真不公平！”

张国焘夫妇之墓

张国焘以叛逆著称，这或许就是叛逆者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