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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30日，江西南部白云山下红一方面军总部，数十位干部凝神静气，仔细听着主席台上几位领导同志的发言。尽管这个时候的赣南大地已经是骄阳似火、热浪滚滚，但是这些自小生在南方、长在南方的红军干部们丝毫没有酷热难耐的感觉。 说到红一方面军，这是我军自南昌起义建军以来创建的第一支战略兵团。1930年6月，党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全国红军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整编，将从井冈山发展起来到达赣南、闽西的红4军与当地的红6军（不久后改称红3军）、红12军合编为红1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从井冈山出来的另一支红军——红5军与湘鄂赣地区的红8军合编为红3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两个月后，两支分散作战长达一年之久的兄弟部队在湖南永和会师，共同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兼红一军团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 全军下辖红1、3军团，共6个军，总兵力3万多人，成为当时全国红军综合实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同时也标志着红军开始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斗争规模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也随之扩大！  在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中，这支红色劲旅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指挥下，取得了歼敌42万人的辉煌战绩，走出来8位开国元帅、7位大将、34位上将！ 就在红一方面军成立的前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正忙着在北方地区与冯玉祥、阎锡山争夺地盘大打出手，但是余光却盯着南方大地纵横驰骋、不断发展壮大的红军！特别是已经创建了赣南、闽西苏区的红一方面军！ 1330年10月初，中原大战进入尾声，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把10万大军和数十架飞机部署到红一方面军的四周，力图毕其功于一役。担任10万大军总指挥的鲁涤平更是邀功心切，仗着兵力、火力的绝对优势，企图来个长驱直入，一战定乾坤！ 但是两个多月后，长驱直入的国军在江西南部一个叫龙冈的地方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绰号“钢军师”的第18师9000人马被埋伏多日、以逸待劳的4万红军全歼，师长张辉瓒被俘。夺路逃窜的第50师也在东韶被穷追不舍的红军赶上一顿狠揍，丢下3000多人枪后狼狈逃窜。 接到鲁涤平“龙岗一役，18师片甲不还”的电报，看到顺着赣江飘下来的张辉瓒的头颅后，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将鲁涤平撤职，改任何应钦为总指挥，同时还把在中原大战中收编的两支部队派到前线，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1931年3月底，距离第一次反“围剿”战役胜利才两个月，红一方面军就迎来了20万敌军掀起的滚滚风烟！ 这一次，国民党军参战兵力高达18个师又3个旅，编为第5、6、19、26路军，由王金钰、朱绍良、蔡廷锴、孙连仲分别担任各路军的总指挥。  吸取上一次战役“长驱直入”中了红军“诱敌深入”的教训，何应钦决定兵分四路，以“集中兵力、严密包围为主，稳扎稳打”为主要作战原则。在何应钦的摆弄下，20万大军从西起赣江、东到武夷山，第5、26、6路军在700多里长的地段上一字排开，由北向南推进。第19路军驻守赣南的兴国，窥伺苏区南部。 如何迎击从四面八方包围苏区的20万敌人？红军内部一度出现分歧。 一些缺乏作战经验的同志主张撤离苏区，保存红军的实力。还有一些军队中层干部提出分兵据敌的主张。 对于这两种意见，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反对，他们还主张继续按照“诱敌深入”的作战原则，依托苏区优良的群众基础，将20万敌军放入苏区内部予以痛击，粉碎敌军的第二次“围剿”。 经过几番据理力争，毛主席的主张被同志们所接受，但是他提出的战术原则还是让数十位红军将领大吃一惊！ 按照“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战术原则，毛主席决定主力部队开到白云山脚下的东固设伏，先从敌军战线最薄弱的西部开始，打垮来自北方、不服水土的王金钰部第5路军后，然后再向东横扫，依次打垮孙连仲第26路军、朱绍良第6路军。 但是东固距离王金钰第5路军驻守的富田、白沙、水南和蔡廷锴第19路军驻守的兴国只有20至30公里，3.5万红军在这样一个狭小地区设伏，在个别同志看来犹如“钻牛角尖”。敌我双方近10万人马距离如此之近，万一被敌军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从1931年4月23日红军到达东固，至4月30日一周的时间里，3.5万官兵每天拂晓进入阵地，忍受了一天的雨淋日晒后，直到晚上才回到宿营地。但是，一周的时间过去了，却没看到敌军有丝毫动静。 一些战斗热情高涨的指战员有些匪夷所思：装备精良、人多势众的国民党军怎么还不来？几个月前那股不可一世的神气哪里去了？ 个别中高层干部也开始担心是不是军情泄露了。 对于部队中存在的这些现象，毛主席自然是看在眼里。  作为一个团队来讲，尤其是在进行重大工作任务时，团队凝聚力尤为重要。出现决策分歧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团队的凝聚力将会大大受挫！如何处理好大敌当前的内部分歧，是一位优秀领导人所必备的素质。 毛主席无疑就是一位善于处理内部分歧的领导人！ 在4月30日的会议上，毛主席首先发言，从三个方面谈了红军必然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理由： 1、红军好：部队内部上下团结一致，官兵斗争情绪高。 2、群众好：东固是老根据地，当地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十分拥护红军。 3、地势好：东固一带本身就是第一次反“围剿”时的主战场之一，红军对此十分熟悉。 看到台下的数十位将领听的津津有味，毛主席喝了一口水，清清了嗓子继续说：“一些同志讲，要进攻从富田的王金钰部，必须先穿过蔡廷锴、郭宗华两师之间几十里的空隙，说这事'钻牛角尖’，过于冒险。诱敌就范、待敌脱离阵地后将它歼灭于运动中，这种方法是不是钻'钻牛角尖’呢？要我看，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钻通它，而且能够钻通它。”  短短一番话，折射出的是毛主席那宏大的战略家气魄和远见卓识！ 台下顿时响起阵阵掌声！ 会议很快结束了，笼罩在几十位指战员心头的疑云也随着午后清爽的阵阵山风而消散，大家各自回到工作岗位，继续按原计划执行。 当然，任何会议只能是对胜利的展望，却不能完全取代胜利。赢得胜利，还是要无数人用实践来完成。 等待是赢得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红军所处的东固虽说是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地方，但是这里只有1万多户人家，再加上交通闭塞和敌军封锁，物资十分匮乏。3万多人的红军驻扎在这里，既要做到不与民争食，也要解决自身的生活问题，谈何容易？ 开国上将陈伯钧（时任红7师师长）回忆说：
又一次，朱德总司令带着红1军团团以上干部到红7师视察，来到红26团1营3连，和战士们共进午餐。全连的午饭是用若干田螺、竹笋掺杂着一升米粉熬成的糊糊。贵为全军总司令的朱德却吃得津津有味，还连声说：“好吃，好吃！”  开国上将李聚奎（时任红26团团长）后来回忆说：
从艰难困苦中成长起来的工农红军丝毫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相反，压倒一切排除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革命斗争意志支撑着这支钢铁队伍在骄阳似火的东固静静地潜伏了20天！ 看到部队在艰难困苦中苦苦等待战机，作为最高首长的毛主席、朱德看在眼里，也疼在心里。但是他们对眼前这一仗的确把握十足，除了部队情绪高昂、群众大力拥护、地形条件有利之外，鲜为人知的是，他们手里还掌握着一个独门秘籍！  人类社会自从诞生以来，任何活动都离不开情报，尤其是战争。情报对于战争的胜负，无论做任何评价也不为过。因此，获取敌方情报，成为每一个渴望赢得胜利的指战员所必做的功课之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了19世纪末，电码在太空中传递的无线电通讯进入战争，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各项活动中最重要的联络手段之一，也是军队中最重要的侦察手段之一。 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开始引入无线电通讯，很快在师以上部队中建立了无线电台。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将无线电用于通讯联络，没有用于战场侦察。真正将无线电用于战场侦察的是红军，而且是红一方面军。 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缴获了国军的一部半电台（其中一部电台的发报机损坏，只剩下收报机和充电机），并且俘虏了10名无线电工作人员。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得知后，如获至宝，亲自接见了被俘的10个无线电工作人员，鼓励他们为劳苦大众服务。其中有一个叫吴人鉴的基层军官，毕业于国民党军事技术学校，精通无线电通信技术，在国民党军的3个师里当过无线电报务员，思想上也倾向于革命。看到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和勃勃生机的革命气象，吴人鉴决心脱离旧军队，加入红军，并且给自己改名叫王诤。 之后，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无线电队成立，王诤任队长，欧阳毅任政委，开始以这种先进的方式收集敌人的情报，并且担负起培养专业人才的重任。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开始后，王诤率队随方面军总部到达东固，随即架起天线、打开电台，侦听附近的敌军信号。由于王金钰的第5路军有相当一部分是参加过第一次“围剿”的第9路军一部，所以，王诤对东固附近几个国民党军部队的电台呼号甚至报务员的手法都相当熟悉。 相反，狂妄自大的敌人根本不清楚红军此时也有了电台和无线电专业人员，更想不到会创新思路将通讯工具用于侦察。 1935年5月11日，一封电报被放到了第5路军第28师师长公秉藩的面前。身材瘦小的公秉藩拿起来一看，正是20万大军总指挥何应钦发来的：
短短一封电报，何应钦为何要声色俱厉呢？ 从20万国民党军的成分来看，绝大多数是被称为“杂牌军”的地方部队。“打死敌人除外患，打死杂牌除内患”这是蒋介石统治期间最惯用的伎俩。尤其是当下的20万部队中，相当一部分是蒋介石用金钱收买来的。 上海滩股民出身的蒋介石，当然不会白花钱养着这些“有奶便是娘”的杂牌军。  但是，在残酷的军阀混战中能够生存下来的杂牌军将领们谁也不是傻子，老蒋上有政策，他们下有对策。更重要的是有张辉瓒的前车之鉴，谁也不敢冒冒失失闯进神秘莫测的苏区送死。 第5路军77师参加过第一次“围剿”，师长罗霖回忆进入苏区后的情景，胆战心惊地说：
蒋介石的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部署自1931年1月份就下达，何应钦于2月份到达设在南昌的指挥部。但是，各路国民党军直到3月中旬才到齐。何应钦于4月1日下达总攻命令，各路人马以“稳扎稳打”为借口，如蜗牛爬一样的速度向苏区蠕动。 《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谈到国民党军的行动时谈到：
第5路军的行动更迟缓。由于4月下旬大雨连绵，河水暴涨，道路泥泞，先头部队第28师到达富田干脆停下不走了。无论何应钦如何催促，死活不挪窝。这也就是为什么毛主席敢于大胆地将3万红军潜伏在敌军眼皮子底下的重要原因！正如他在《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的精辟论断：
而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显然不仅仅是战场上金戈铁马的较量，还有反动集团内部的倾轧！ 眼看着20万大军折腾了两个月，居然才到达苏区边缘，不由得何应钦不恼火！ 看到何总司令抬出了狗头铡，公秉藩也不敢怠慢了，当即打开电台与指挥部及友邻部队联系，确定出发时间和路线。 第28师那100瓦功率的电台一发报，很快被夜以继日守在电台前的红军无线电人员侦测到了。 5月14日傍晚，正好是王诤值班，公秉藩部的一份电报很快被截获了，电文开头的“Q、R、C”三个字母引起了王诤的注意。 这时，毛主席、朱德等领导人也来到电台前。不久前，根据前线部队报告了敌军开始行动的迹象，但是还不确定行动方向。 看到王诤截获的敌军情报，大家共同研究了起来。王诤以其专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对“Q、R、C”三个字母做出了解释。意思是“你部现在驻在何地”，以便确定谁在主要方向，与谁先通报。这是敌人从宿营地出发前联络的必用的三个字母，而且是明码。  经过大家的共同研究，公秉藩部的行动时间、路线、目的地很快显露出来了。大意就是：28师官兵于零点起床、1点吃饭、一点半集合出发，拂晓前占领东固岭一线有利地形。 对于等待了20天的红军来说，这真是一个雪中送炭的消息。敌人的位置一清二楚，毛主席和朱德果断下达了歼击第28师的作战命令！ 为了保密起见，作战命令由总部派专人到各部队去传达，并且是只传达到军团、军的军政主官，连参谋长都不知道。 命令一下达，3万红军官兵扎好绑腿、擦亮武器，悄悄进入预设阵地，等待着敌人自投罗网！部署完毕后，毛主席和朱德带着电台上了白云山，居高临下，统筹全局。 有意思的是，红军将敌人的情报摸得一清二楚，而敌人直到开战前还以为红军远在上百里之外的宁都，全然不知此时自己眼皮子底下有数以千计的钢枪慢慢伸出了黑洞洞的枪口！ 5月16日清晨，公秉藩一如既往地锻炼身体、吃早饭，然后和副师长、参谋长坐上大轿子，带领部队踏着晨曦的微光，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前进。  白云山道路崎岖、丛林茂盛、阴冷潮湿，对28师这支官兵大多来自北方的部队来说，绝对是个折磨。1万多人的部队拉开了10多里长，官兵们走走停停，随处都可见烤火抓疥疮、吃干粮的人。 上午十点，公秉藩一行来到一个叫山坑的村子，停下来休息。正在这时，一阵凄厉的军号声响起，接着便是数千支各种枪械发出的声响汇聚在一起，打破了山谷丛林的宁静。 公秉藩知道中了埋伏，急忙下令部队散开，准备迎战。这时，山谷四周的山头上竖起一面面红旗，无数红军官兵一跃而起，呐喊着冲了下来。原本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更加乱成一团。 眼前这一幕，在公秉藩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
站在白云山上的毛主席也用望远镜将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红军发起冲锋那一刻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这一气势雄浑的诗句，此刻已经在他心里成型了。 这里所说的“飞将军”，正是红3军军长黄公略。1928年，黄公略随老同学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当彭德怀率红5军上井冈山后，他一直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一度创建了湘鄂赣苏区。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建根据地的经历，也成为了建国后授衔元帅的一个重要标准！虽说黄公略没有看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是纵观他短暂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其胆识、智慧、能力，不亚于大多数开国元帅！ 就在毛主席对黄公略率红3军“自重霄入”的精彩场面看得津津有味之际，身旁的王诤又给他送来一个情报。 原来，就在28师被从天而降的红3军打得晕头转向之际，公秉藩令电台兵向何应钦和友邻的上官云相第47师呼救。 公秉藩的电台讯号刚发出，马上就被白云山上的王诤截获。 看着电文开头的“S、O、S”三个英文字母，毛主席了解到这是敌军的紧急呼救信号。这样一来，通过“Q、R、C”和“S、O、S”6个字母，敌军4路大军的一举一动都在毛主席的掌握之下了！ 何应钦接到公秉藩的告急电报后，急忙下令第19路军和第26路军迅速向东固方向前进，企图合围红军。朱绍良第26路军则继续向宁都方向前进。 公秉藩第28师撑到5月16日傍晚，大部分被红军歼灭，公秉藩被俘后死里逃生。与此同时，林彪率红4军在东固与富田之间的观音崖、九寸岭打垮47师一个旅，乘胜向富田追击。彭德怀率红3军团占领固陂圩，与赶来的红红4军合力拿下了富田。 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场战斗——富田之战打得干脆利落，短短一天功夫便消灭敌军一个师又一个旅，俘敌3000多人，将何应钦的一字长蛇阵狠狠的砍去了一块。 歼灭了第28师，整个第5路军阵脚大乱，纷纷向后退却。红军各部则跟踪追击，于5月19日在白沙追上第43师一部将其歼灭，缴获各种枪4000多支，胜利结束了第二次战斗！ 第5路军全线溃退，从兴国北上到达城冈坪的第19路军见势不妙，一溜烟撤了回去。第19路军一撤，东面刚刚到达沙溪的第26路军顿时成了深入苏区的一支孤军，很快成为红军的打击目标。 红3军团主力和红4军向东一路疾进，于5月21日将不明就里的第26路军先头部队27师81旅包围在永丰、乐安、宁都三县交界处的中村。 次日清晨6点半，红军发动全线进攻，只半天时间就将81旅全部歼灭，活捉其旅长王恩布。 东线的各路国军被一路狂飙突进的红军打蒙了。81旅全军覆没，第26路军和第6路军纷纷向北撤退。 第26路军一撤，此时到达头陂的第6路军便暴露在红军的枪口之下。 按照原计划，红军准备先拿下南丰，切断第6路军的退路，彻底将其消灭。但是，当红军到达广昌时，狡猾的朱绍良已经派毛炳文第8师、许克祥第24师占领了南丰。 敌变我变，毛主席果断改变原计划，命令红军就近围歼驻守广昌的胡祖玉第8师。5月26日清晨，红军向广昌发起进攻。 由于红军还不具备强大的攻坚力量，广昌之战只歼敌一个团，其余3个团的敌军夺路逃窜。 从5月16日到27日，短短11天的时间，红军纵横500多里，从赣江流域一直打到闽赣边界，纵横500多里，四战四捷，辉煌战果极大地振奋了指战员的士气。毛主席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他决定再接再厉，继续给败退的敌军再来一次打击！ 这一次，毛主席的目光盯向了素有“闽西北鱼米之乡”的建宁。 进攻建宁之举，再次显示了毛主席那宏大的战略家气魄和眼光。地处闽西北的建宁除了人口稠密、资源丰富的经济优势外，就地理位置而言，与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相近。如果红军拿下了建宁，将来就有可能将中央苏区与之连成一片，进而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江浙地区！ 驻守建宁的是第6路军所属第56师约8000人左右，师长刘和鼎。红军进攻广昌时，刘和鼎率部到安远策应。广昌失守后，刘和鼎急忙率部撤回建宁。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前脚刚到建宁还没坐稳，红军后脚就杀来了。 5月31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建宁之战打响！红3军团和红12军两个师约1万余人利用在前几场战斗中缴获的数十门火炮猛烈轰击一阵，随即发起攻击。 守城的敌军见到这种阵势，再加上大雾重重，弄不清红军有多少人，军心大乱。只一天功夫，红军的军旗便在建宁城头猎猎飘扬！ 随着建宁的攻克，标志着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结束。在15天的时间里，3万红军勇士狂飙突进700里，横扫20万敌军，毙伤俘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挺），取得了我军自建军以来一次空前的胜利。 不仅如此，这次作战中红军缴获了10多部电台，其中包括第28师那部100瓦功率的电台，正式组建了红军无线电队，下辖5个分队，配属到军团和军两级。这样一来，红军侦察敌情的能力便与日俱增。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结束还不到一个月，王诤的无线电台便又侦测到了蒋介石下达的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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