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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组建时的四个支队八个老团，从部队传承和战斗力来说，单数团要强于偶数团（二团除外）。由于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逃，特别是受高敬亭案影响，由红二十八军改编的七团的干部和团队在后期使用和宣传上亦受到一定的波及。皖南事变时，除新四军军部受损，战斗部队还损失了军部教导总队和一团、三团、五团三个老团。参考二、四、六、八团后来均成为我军的主力团，皖南事变的损失尤其令人痛惜！
新四军第一团队，主要由湘鄂赣边的红十六师余部（内含红十七师）和游击队编成，全团1100余人。三年游击战期间，在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主要是红二十四师、红十军团、红十六师，以及1935年重建的鄂豫皖红二十八军。由于红十军团损失（内有井冈山红31团3营），红二十四师突围后分散各地坚持游击战，红二十八军主要是由鄂豫皖地方红军升级而来，因而，从部队历史传承来说，一支队第一团当属新四军组建初期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队。今天，就来讲讲湘鄂赣边的红色峥嵘岁月。 湘鄂赣边红军赣南闽西苏区即我们常说的中央苏区，围绕着中央苏区，赣粤、湘赣、湘鄂赣、皖浙赣、闽北苏区等形成了中央苏区的屏障和外延。 湘鄂赣边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北伐时期就有很好的农民运动基础。“四一二”和“七一五”后，中共决定进行反击，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决定在湘鄂粤赣组织农民秋收大暴动。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负责筹划、组织、领导起义。 当时，我党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武装分驻在湘赣两省边界的修水、铜鼓和安源等地，湖南省委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决定缩小暴动范围，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以省会长沙为中心，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7个县（镇）举行起义。这就是秋收起义。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部队遭受很大损失，此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 秋收暴动期间，湘东、鄂南、赣西地区的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精神，组织工农群众，先后建立起几支游击队，开始了湘鄂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 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的交界地区，包括湖南的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湖北的阳新、大冶、通山、崇阳、通城、鄂城、咸宁、蒲圻，江西的修水、铜鼓、万载、萍乡、宜春、分宜、宜丰、上高、高安、奉新、武宁、瑞昌等县的大部或一部地区。这片区域恰好处在长江、赣江、湘江 3 条水系，南浔、粤汉、株萍 3 条铁路和武汉、南昌、长沙 3 个省会之间，是湘鄂赣三省的枢纽地域。由于这个地区离大城市较近，且水陆交通便利，从而易遭军事上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进攻，但这一地区又万山绵亘、峻岭环峙。地势险要复杂，有利于红军游击队隐蔽分散，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平江起义，建立了红五军。1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前往井冈山与朱毛红军（红四军）会师，其余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边支队，由黄公略率领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经过一系列艰苦转战，最终开辟了中央苏区。1930年2月，随着王佐、袁文才及其骨干40余人被错杀，井冈山第二次失守，此后直到1949年9月，我军才再次打上井冈山。 井冈山失守后，彭德怀率红五军从湘赣边返回湘鄂赣边，黄公略部再次编回该军。1930年6月，湘鄂赣边苏区发展到湘鄂赣三省的二十余个县的大部或部分地区，进入全盛时期。红军也获得了较大发展，红五军与由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的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 1930年8月，根据湖南省委决定，以红五军第一纵队和湘鄂赣边独立师为基础，与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岳阳等县部分赤卫队合编成红军第十六军，编入红三军团序列，胡一鸣任军长（后孔荷宠），李楚屏任政治委员（后余伯坚、于兆龙、邓乾元、黄志竟），辖第7、第9师。不久，红三军团开赴中央苏区，于8月23日与红一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红十六军奉命在湘鄂赣苏区坚持斗争，以此为起点，开始统计湘鄂赣红军战绩。 湘鄂赣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地方武装获得较大发展，组建了红军独立第1、第2、第3师。1932年3月，湘鄂赣军区成立，孔荷宠（撤职后叛变）任总指挥，黄志竞任政治委员。至7月，全区红军及地方部队发展到1.6万余人。 在湘鄂赣边苏区，除红十六军外，还相继组建了红十五军、红十七军、红十八军，大致说一下： 红十五军： 1930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从鄂南开始，连克金牛、铁山、通山、崇阳等鄂东南重镇，威逼武汉，随后挥师南下，7月2日占领岳阳，直逼长沙。
7月，红八军后方留守处以留下来的部分红军和红军后方医院病愈的官兵为骨干，将阳新、大冶、通山等县的部分地方武装集中，在阳新太子庙李清村合编为红八军第四纵队，陈奇任纵队司令；8月上旬，鄂东特委和红八军后方留守处以赣北游击队为主体，加上阳新的部分游击队和赤卫队，在阳新龙港合编，建立红八军第五纵队，由黄刚任司令员。不久，四、五纵队会师，中共鄂东特委根据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的指示，在大王殿将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
8月10日前后，红十五军渡江北上。月底，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任命的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长江局军事部部长）到达阳新。10月10日前后，蔡申熙率领新招的200多赤卫队员渡江与十五军会合。10月16日，在黄梅县考田镇吴样村召开红十五军整编成立大会，宣布红十五军领导人名单：军长蔡申熙，政委陈奇，政治部主任周吉可。军部下辖第一师，师长黄刚，该师辖一、三两个团，一团团长查子清，政委李奚石；三团团长黄刚（兼），政委程熙。全军2000余人，枪1400余支，迫击炮2门，轻机枪8挺，重机枪4挺。
1931年1月，红十五军挺进大别山与红一军在河南长竹园会合，合编为鄂豫皖红四军，蔡申熙任第10师师长，陈奇任政委。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现红安）七里坪成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四军红10师改编为129师385旅769团，1949年时的番号为第31军91团。就是大名鼎鼎的“百将团”，我军顶级主力团。 红十八军： 1933年初，中共湘鄂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湘鄂赣红军独立第1、第2师合编为红军第十八军；2月10日，红军第十八军在浏阳县正式成立。湘鄂赣军区参谋长严图阁兼任军长，徐洪任政治委员，辖第52、第54师，共3000余人。3月，第52师、54师整编为第52师。6月，红十八军调往湘赣苏区（后整编为红18师），与红八军（后整编为红17师）组成红六军团。追根溯源的话，红六军团可追溯到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 红二、六军团长征前，新组建了红16师，红18师的52团、54团拨归红16师建制，改为46团、47团。红18师只留有红53团这一个老团，共1500余人。不久后又以地方干部和游击队700余人新组建了52团。师长兼政委张正坤，参谋长刘风，政治部主任李信；五十三团团长刘风兼，政委余立金，副团长兼参谋长苏鳌；五十二团团长樊孝竹，政委刘诚达。 当时敌军重兵压境，红二、六军团决定突围，由红六军团十八师留守根据地，以达到迷惑和牵制敌人，掩护主力撤离的目的。国民党军方面此时出现了重大战略判断失误，以为红军在根据地中心留有一个师，打到外线的红军主力会像以往一样不久后就返回苏区，因而并未有多少敌军围追红二、六军团，而是加紧了对红十八师的围剿。 红十八师最光荣的一战就是这次掩护行动。张正坤率领红18师，加上省直、师直机关，野战医院等，共3000余人，拖住十余万敌军，四天内连续牺牲两位团长，艰苦转战两个多月，最后与主力会合归建时，仅存600余人。
众所周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红六军团改编为359旅，1949年全军整编，番号是二军5师。 红十七军： 1933年7月，鄂东南道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以湘鄂赣军区独立三师为基础，与赣北独立师、河北指挥部合编为红十七军。 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七军在湖北通山横石潭宣告成立，张涛任军长，方步舟任政委，叶金波任副政委、参谋长兼红三师政委。 红十七军下辖一、二、三师，共5000余人，其中湘鄂赣独立三师编为第三师，3000余人，赣北师、河北师编为第一、第二师，各1000余人。 1934年1月，参加第五次反“围剿”。在取得木石港战斗胜利后，军领导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既未派部队追击，又未及时转移，而是在木石港休整了7天时间。就是这几天时间，敌鄂东南“剿总”总指挥郭汝栋调军对红军主力形成了重重包围圈。 除夕之夜，王文驿（属通山县）激战，红十七军遭敌军七个旅围攻，此战后，鄂东南红军主力几乎损失殆尽，仅机枪连百来号人在指导员王义勋（开国少将）带领下突围。
2月初，河北师余部与红三师余部合编，组成红三师第7团，共五个连600余人。10月，红十六师转战至鄂东南，第三师第7团与红十六师合编为红十六师。 此战之后，军长张涛被撤职，副政委兼参谋长叶金波因有一兄长在敌军任职，被以通敌罪处死，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平反。张涛得知叶金波被处死，害怕殃及到自己，逃离了红军，抗战时到国民党军队中做了个营长，解放后在家务农，晚年还曾受到过其参加革命的引路人黄克诚的关照。方步舟因其他工作没有在部队中，未受处罚。 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十六军成立初期，辖第7、第9师。1931年春，组建第8师。8月，红十六军进行整编，撤销第8师建制，保留第7、第9师的番号，撤销师的机构。1933年2月，恢复第7、第9师机构。6月，红十六军整编为红十六师，辖第46、47、48团。
1933年9月25日开始，国民党军在以主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其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调集第 2、第 3 纵队向湘鄂赣苏区发动了“围剿”。 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红十六师在中共湘鄂赣省委领导和人民群众支援下，英勇抗击和袭扰国民党军。经过几个月的苦战，虽给敌以重创，但也付出了伤亡800余人的惨重代价。 1934年1月，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向湘鄂赣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小源发起攻击。由于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共湘鄂赣省委决定将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机关撤离小源。决定由省委书记陈寿昌率领，向铜鼓的幽居地区转移，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红十六师47团转移至鄂东南地区活动。 1月28日，小源失守，这使湘鄂赣苏区失去了巩固的中心区域，红十六师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依托。 湘鄂赣军区撤离小源后，为便于领导各小块游击区的武装斗争，成立了三个作战分区。第1分区司令员邹之谟、政委黄加高；第2分区司令员方浩然、政委涂正坤；第3分区司令员邱金生、政委傅秋涛。 1934年5月间，省委等机关到了修水划坪。红十六师在浏阳坳与红十七师分别后，这时也转战到了修河西岸的全丰、划坪一带。
5月，陈寿昌率领的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几经辗转抵达修水画坪，红十六师在浏阳坳与红十七师分别后，这时也转战至修河西岸的金丰、画坪一带。敌军很快追踪而至，国民党军第 26、第 33、第 50 师及驻修水的吴抚夷保安团扑向修河西岸，向金丰、画坪实施合围。 省委决定先向鄂东南方向突围，以后再折回修铜宜奉边去。红十六师第 46、第 48 团虽浴血奋战，掩护省机关安全转移至鄂东南，但自己却损失惨重。6月初，师长高咏生率20多人，向修（水）通（山）边境黄龙山突围，6月9日，在修水全丰的坑口，高咏生被俘，后在被押往修水县城途中乘机逃脱，在敌人追捕时，不幸失足跌下山崖牺牲。
省委和红十六师46团和48团余部到达鄂东南后，与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带领的47团会合。省委、省军区决定，由徐彦刚兼任师长、陈寿昌兼政治委员。尔后，省委、省军区率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移师南下，在武宁澧溪消灭敌26师一个营，渡修河到了洞口。 省委书记陈寿昌在洞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堵击尾追之敌，扫除障碍，便利前进。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在洞口一带与国民党第26师一个旅展开了激战，一昼夜时间，我军伤亡惨重，被迫向靖安、奉新之间撤退。六七月间，抵达龙门山区的奉新百丈、西塔一带。 不久，敌第18、第50、第62、第77师很快逼近，在百丈、西塔立足以休养生息的计划已无法实现，省委决定兵分两路，由龙门山西出，向平江黄金洞转移。 陈寿昌率第47团和省级机关干部组成的特务团向宜丰、铜鼓方向突围，在转移至宜丰高视时，遭敌第50师第300团伏击，伤亡惨重，遂决定部队分3路突围。结果，在突围中，两路队伍被打散，只有少共省委书记刘玉堂率领的手枪队，保护双脚发烂行走困难的陈寿昌，在高视山中隐蔽，躲过敌人的巡逻搜查，后采取夜走昼伏的办法，穿过敌人封锁线，到达黄金洞地区。 徐彦刚率红十六师第 46、第 48 团向靖安、永修方向突围，在斜岭地区遭敌第18师夹击，伤亡甚重，待进至永修云居山时，部队只剩下三四百人，而敌军又合围而来，徐彦刚遂决定将部队分成若干小队分路突围。结果，在突围中大部指战员牺牲。徐彦刚带一部分人员历尽坎坷，转移至黄金洞。 龙门山地区的血战，史称“六七月事件”，红十六师几乎被敌人消灭，仅收容400余人，部队由参谋长谭凤鸣率领，回到平江咏生县一带休整。在这次事件中，湘鄂赣省委因电台被打坏而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 国民党军在重创了红十六师后，并未收兵，而是继续加紧对湘鄂赣边区的“清剿”，致使湘鄂赣军区下辖的各作战分区及各县委所属的地方武装也相继受挫，有的损失殆尽。 重建红十六师湘鄂赣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湘鄂赣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开了紧急会议，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陈寿昌主持会议。会议总结了“六七月事件”的原因及教训，检查了省委在第五次反“围剿”工作中的错误，并反对因“六七月事件”暂时局部的损失而失却对整个革命战争与湘鄂赣前途发展的信念的右倾机会主义。指出湘鄂赣游击区党目前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与壮大红军主力，保卫并联系苏区。会议作出了抽调干部到各地搜集武装，开展扩红运动，发展红十六师的决议。 八月紧急会议后，省委派省委副书记傅秋涛和鄂东南道委书记黄加高分别赴湘鄂边和鄂东南收集失散的红16师余部和地方武装，拟重建红十六师第46团和第48团。由于黄加高前往鄂东南后，没有积极执行省委决议，致使鄂东南地方武装独立一团及游击队未能及时集中，遭敌各个击破而完全损失，恢复红48团的计划未能实现，黄加高因此受到省委的撤职处分。
担负恢复红46团任务的傅秋涛带着短枪队的7个人从黄金洞出发，经平江南江桥到达通城云溪，遭到200余敌人的围攻，他们打死十多个敌人后，冲出敌围。尔后他们又绕过通山县城，到达湘鄂边的药姑大山，在这里遇见了湘鄂边中心县委，由县委书记钟期光派游击队将他们送到崇阳县，接着崇阳县委书记王全德又派游击队护送他们至通山县冷水坪。此前，在“六七月事件”中被打散后在鄂东南收集起一部分武装的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省委巡视员方步舟、红十六师参谋长谭凤鸣等率领的一支800余人的部队已集聚在冷水坪地区。
9月上旬，傅秋涛、严图阁率部队南下，由通山向崇阳、临湘、平江方向挺进。部队在经过平江的伍公市、新墙、新市街、南江桥等地时，捣毁了许多国民党区、乡政府，连续打了几个小胜仗，其中击溃了敌新 7 旅一部，在南江桥歼敌驻军一个排，俘敌80余人，缴枪100余支，并在沿途动员了许多群众参军，部队扩大到1100余人。 10 月，省委在黄金洞米筛锅召开会议，陈寿昌、徐彦刚、刘玉堂、涂正坤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8 月紧急会议以来的扩红运动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去前线领导红十六师的人选问题，最后决定调傅秋涛回黄金洞主持省委工作，由陈寿昌、徐彦刚去前线领导恢复红十六师。 11月初，陈寿昌、徐彦刚带领的省军区独立营与傅秋涛、严图阁率领的部队会合，向他们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傅秋涛把部队交给陈寿昌、徐彦刚，自己率省军区独立营返回黄金洞主持省委日常工作。 当月，陈寿昌、除彦刚率部队北上，向鄂东南开进，行至平江献钟时，与敌遭遇，损失了一二百人。以后，在平浏一带集中了地方游击队400余人补充到队伍中。继而，部队开抵通山冷水坪。陈寿昌、徐彦刚与中共鄂东南道委商量后，决定将部队编为红十六师第46 团，正式恢复红十六师，部队约有1200人。徐彦刚兼任师长，方步舟任师政治委员，魏平任副师长，谭凤鸣任师参谋长，袁洪国任师政治部主任，石成富任第46团团长，梅子益任副团长。同时，师下还辖 1 个特务营，张玉清任营长。这时，陈寿昌、徐彦刚从国民党报纸上获悉进入湖南的中央红军正继续西进，遂计划指挥红十六师从牛牯山西出，经崇阳、蒲圻到临湘、岳阳、平江一带活动，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11月21 日，当陈寿昌、徐彦刚等率十六师第46团及特务营进抵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老鸦尖一带时，遇敌第33师两个团的袭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战斗中，陈寿昌亲自登上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不幸右膝中弹，徐彦刚亦中弹负伤，此时，红十六师伤亡400余人，减员至700余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被迫撤出战斗，由方步舟、谭凤鸣率领到崇阳金塘休整。负伤的陈寿昌从前线被秘密送至大门坳红军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陈寿昌的牺牲，使得湘鄂赣边游击区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后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纪念他，决定在崇阳、通城之间划出两县各一部建立一个新的县，定名寿昌县。
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牺牲后，省委于1934年11月下旬在黄金洞的杨雀坦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傅秋涛代理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由涂正坤任省委副书记，刘玉堂任省委组织部长，钟期光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谭启龙任省少共省委书记，邓洪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决定仍按米筛锅会议的精神恢复和扩大红十六师，将一部分地方武装补充进红46团，同时，抽调干部成立扩红突击队，深入游击区开展扩红工作。 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态度就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要漏掉一个”，到了围剿红军时，蒋介石对苏区的政策是“房子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宁都县被杀绝的有3800多户，闽西遭杀绝的达4万多户......从1934年至1937年的三年间，整个原中央苏区被屠杀的翻身农民和红军家属竟达80万人，而这个数字并未包含湘鄂赣、湘赣等苏区。 前几年东南海岛上解禁的一批蒋介石的电文，成为了其对苏区实行三光政策的铁证。下图：“对匪巢只有焚烧，乃能解决，请派飞机设法暂停轰炸，而专用火油在欲烧之区域内，使皮带或分水壶分布火油。如此分划区域，每区约焚二三日，使匪恐慌，不能立足。”
“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赣游击区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遭到了国民党军的野蛮镇压，如在平江的辜家洞，原有3700余人，500余栋房子，30多家商店，国民党3天的烧杀掳掠后，只剩下两间半房屋，人烟皆无，成了“孤家洞”。但是，暴行只能种下仇恨和反抗的种子，革命必胜的信念在人民心中没有消失，对红军游击队的情感仍是他们心中最珍贵的东西。党组织的努力工作和人民群众对革命的热情，使扩红动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到了12月，红十六师又发展到1200余人。1935年1月，湘鄂赣省委继年前1个多月的扩红运动后，又提出“一二三月扩红战斗计划”，号召最好的党员、最好的干部到红军中去掌握部队。至3月，红十六师扩大到2500人，1400支枪。4月，省委召开扩红总结大会，提出了“红五月扩红冲锋计划”，并任命在前一段扩红工作中成绩显著的东南军分区副政委江渭清为省扩红突击总队队长。同月，红军收编了廖海清带领的一支约有300余人的绿林武装，编成红十六师第48团，由廖海清任团长，赵改中任政委。5、6两个月，湘鄂赣游击区又动员了2500余人参加红军，遂在6月下旬成立红47团。至此，红十六师3个团建制全部恢复。徐彦刚兼师长，方步舟任师政委，魏平任副师长兼第46 团团长，谭凤鸣任师参谋长兼第48团团长，钟期光任师政治部主任。全师发展到 5000 余人。 湘鄂赣扩红运动得以顺利开展，除了各级干部在省委领导下努力工作，以及国民党军的残暴镇压激起人民群众的仇恨，另一个有利的因素是中央红军长征后，敌军为了集中兵力追剿中央红军和围剿红二、六军团，将驻扎于这一地区的第26、第50师调往湘黔边境，同时第33师也被北调至湖北阳新、大冶，从而湘鄂赣边区的敌情顿时得以缓解。 麦市突围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土地革命战争战争时期湘鄂赣红军共歼敌14860人，缴获长短枪11932支，轻重机枪232挺，各种炮8门。统计的起点为红十六军脱离红三军团建制，不过，似乎只统计到“六七月事件”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致罗列一下主要战斗和战绩： 通城战斗
通山战斗
横路战斗
大服战斗
刘头湾战斗
港口战斗——属湘鄂赣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株木桥战斗——属湘鄂赣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西山万寿宫战斗——属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黄沙战斗——属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宜奉防御战斗——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简单计算一下上述列出的主要战斗即可算出战绩为歼敌1.2万余人，还有很多没有在战绩表上的战斗，如红十七军的木石港战斗（歼敌近千人）和王文驿战斗（红十七军大部损失），也有一定量的歼敌数。因而，艰苦的三年游击战期间湘鄂赣红军（主要是红十六师）的战斗、战绩并未统计。
先罗列一下重建红十六师后的主要战斗： 老虎洞、老鸦尖战斗
大屋场战斗、杨芳林战斗
大源桥阻击战
一战高枧、二战高枧
回师黄金洞 红16师在高枧两度获胜，引起国民党军重视，遂调集第85师、第33师、第37旅、新3旅的9个团以及第50师的2个团，由第4绥靖区司令官陈继承统一指挥，在修水、渣津之线实施堵击。红16师旋即南下，3 月下旬，在修水、渣津一线国民党军间隙之中穿插而过，并歼灭敌第50师1个营，缴轻机枪11挺，迫击炮1门及一批弹药。进至湖南平江黄金洞地区。这时，红16 师人数已至1500余人，轻重机枪有40余挺，装备好，战斗力强。 月底，红16师由平江地区南出浏阳，对东门北沙张家坊约 团驻军实施围攻，因敌第19 师成铁侠旅3个团增援而至，红16师遂撤出战斗，向湘赣边挺进，欲通过湘赣游击区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取得联系，并与该区红军武装配合前出至长沙附近行动，以策应红二、六军团的作战。但红16师经宜春、安源、茶陵、莲花进抵武功山地区后，在此停留3天，未能与当地党组织及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加之此地碉堡稠密，敌军成铁侠旅又紧追不舍，遂北返平江黄金洞地区。 虹桥伏击战
围攻黄岸、三界尖遭遇战 虹桥战败后，国民党军恼羞万分，调来飞机对驻虹桥的红16师连日轰炸。红 16 师离开虹桥进至南江桥后，敌机仍跟踪轰炸，红16师遂向岳州挺进。途中，红16师对驻岳州黄岸国民党军1个营的守军实施围攻，经一昼夜激战，守军悉数被歼，红军缴枪 200 余支。 4 月底，转兵向鄂东南推进的红 16 师，在崇阳与通城交界处的三界尖与敌第50师第300 团、301团遭遇，红16师挟连战连捷之勇对敌发起冲锋。结果，歼敌1个机枪营，将敌 2 个团击溃。 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是著名的红军将领，此前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是林彪的得力助手。红十六师重建后一系列的胜利与徐彦刚高超的指挥艺术密不可分。自从徐彦刚负伤被害，继任的军区司令员严图阁病逝，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投敌后，再无较好的军事人才。 1935 年上半年红十六师的连战连捷，固然开创了湘鄂赣边游击战争的新局面，然而游击区领导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产生了盲目乐观和麻痹轻敌的思想，没有认识到从大局上看，国民党军仍是力量强大，红军大量部队的长时间集中行动必然引起国民党军的注意和进攻，而从1935年5月起，将省级机关和红十六师集中到平江之虹桥、长庆、南江桥一带休息整训、演习攻打碉堡和其它战术动作达 1 个多月之久。 而这时，国民党军震惊于红十六师的壮大和连续作战的胜利，将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汤恩伯、樊松甫等部调至湘鄂赣边区，会同湘军何键的部队及湖南、湖北、江西3省保安团，向湘鄂赣我党政军机关及红十六师以虹桥为中心的集中地实施大举“清剿”。 在敌人逐步逼近之时，湘鄂赣省委、省军区由于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难以从大局上掌握国民党军的调动情况。同时白区工作又没有得到恢复，难以获得确切的敌之情报，加上战略思想没有转变到游击战上来，仍继续把游击区各地的一些小游击队升级或编入到红十六师中来，使红军失去了耳目，对敌人的大举“清剿”全然不知。当省委、省军区领导从黄金洞、浏阳的老百姓的反映中察觉到敌重兵已逼近之时，敌人的合围已经完成。 敌军在西起平江、浏阳，东至铜鼓、修水、武宁，南起株萍铁路，北至通山、崇阳的广大区域内构筑了大量碉堡，大小道路要道关口设有防御工事和障碍物，建立了一个大包围圈和三道封锁线，大包围圈内又有许多小包围圈，形成层层包围、连环包围的态势，并逐步向虹桥、长庆一带紧缩。国民党军的这个战法就是德国顾问团给蒋介石提出的堡垒战，李德给中央红军出的是以堡垒对堡垒，拼消耗，最终导致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 6月底，面临敌大军压境的险恶形势，湘鄂赣省委、省军区在平江长庆召开紧急会议。徐彦刚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为保存湘鄂赣边的有生力量，必须转移战区。会议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决定坚决突出敌围，并制定了两个突围方案：一是向东从修水方向突围，到修铜宜奉边，尔后取道高安、奉新，争取打开几个县份的局面，开辟一个新游击区，情况如允许，就在此地坚持下去，如果情况严重，就沿罗霄山脉暂时到湘赣游击区或中央苏区，以后再视机打回湘鄂赣边来。第二方案是向北往通城方向突围，经崇阳、通山、阳新、鄂城过长江，到鄂豫皖大别山去，如果在湖北不能突过长江，就改由修水、武宁到赣西北的永修、瑞昌、德安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长庆会议确定了突围方案后，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从通城的麦市到修水的白沙桥一线还留有缺口。如果此时果断突围，突围行动将会顺利得多，然而，湘鄂赣省委此时犯下灾难性的错误，决定咏生县除由县委书记江渭清率部分干部及精干武装留下坚持斗争外，该县的县、区级干部与省级机关干部与红十六师一起突围。结果又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进行突围的准备和动员，并等待咏生县的县、区干部集中，结果贻误了时机，导致了更加严重的被动局面。
1935年7月14日，按第一个突围方案，红十六师掩护着省级机关及由省保卫大队、 咏生县、区干部和家属组成的特务团共4000余人向修水方向突围。部队进至修水渣津西北一线时，遭到敌火力的严密封锁，敌人在此筑有好几道碉堡封锁线，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红十六师在白天集中兵力硬冲6次，在付出了第48团政委袁洪国以下200多名指战员的重大牺牲后，仍然没有突破敌人防线，而且敌人第 4 师又从通城方向赶来增援。当夜，鉴于屡攻不破，只好折回白沙桥。途中，又同敌军第4师激战了4个小时，红十六师虽给第4师以严重杀伤，自己亦伤亡300余人，被迫撤出战斗。 从修水方向突围不成，省委、省军区遂决定采用第二方案，率领部队于7月16日夜改向西行，越过幕阜山，再由天岳关北行进入通城的盘石、云溪地区，在此地将 300 多名伤员分散安置在群众家里后，决定分3路由通城的麦市突围，通过麦市河，向崇阳方向进击。
按照部署，徐彦刚、明安楼率领46团为中路；严图阁、刘玉堂率领47团为右路；方步舟、魏平和钟期光率领48团为左路。傅秋涛率领省级机关和保卫大队组成的特务团随中路跟进。黎明前，中路、左路顺利渡过麦市河，而傅秋涛率领的主要是机关和地方干部，体力比不得战斗部队，在途中休息时，由于疲倦耽误了时间，没有跟上中路红46团的行动。待赶至麦市河边时，天已大亮，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河面，无法过去。严图阁、刘玉堂率领的右路47团和左路48团的1个后卫连因走错了路，也未能突过河去。傅秋涛率领的特务团再次抵达麦市河，特务团团长刘海山率部强行渡河，被敌军射出的子弹击中牺牲。 见突围不成，傅秋涛即率部返回通城云溪白石岭，在这里与47团和48团后卫连会合，三部加在一起共有 1700 余人。这时，国民党军发觉红十六师仍有一大部分没有突过麦市河，立即以1个师从白沙岭追来，以1个师从天岳关前来堵击。傅秋涛率部遂从云溪南行，翻山越岭与敌人周旋作战，饥疲交加。幸好在翻越幕阜山后，于洞口附近发现敌人运输队，当即发起攻击，缴获了一些大米。 麦市河突围不成的第 4 天，傅秋涛率部转战至平江的周坊、横江山区，敌情更加紧张——天上有敌机轰炸扫射，地面敌人从燕岩、团头、三眼桥、钟洞围攻过来，驻三眼桥的敌军团长甚至派人捎给傅秋涛一封劝降信。敌人感觉似乎胜利在握。 在此紧要时刻，傅秋涛等指挥员即加强政治工作，对部队进行了突围动员，下达了只许前进、不许后退的严厉命令，制裁了动摇分子，而后率部从三眼桥、燕岩之间乘夜穿过敌六七个土围子和碉堡，在雷家滩渡过一条河后，终于突出敌围。此次行动只有省委妇女部长曾湘娥（傅秋涛的妻子）不幸牺牲，再无伤亡。 傅秋涛部突出敌围后行至爽源休息时，敌大部队又追来。敌追踪数十里后，大部队停下，只派1个营轻装追击，在乎例边界之芦洞，傅秋涛等指挥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回头迎击追敌，将敌人一个营的追兵击溃后，率部安然返回黄金洞地区。 徐彦刚、方步舟等率领的中路、左路部队渡过麦市河后，因不见右路和特务团过河，加之敌人以主要兵力迫击未过河的红十六师部队，他们未遇大股敌人的追击，便在通城与崇阳交界地带等候右路和特务团，这一等就是六天，再度贻误了最佳转移时间。这时徐彦刚军事生涯中犯下的为数不多的错误之一。 很快，敌军数路人马包围过来，徐彦刚遂率部队向阳新方向转移。部队进至阳新太子庙后，在下一步向何处行动的问题上徐彦刚与方步舟发生意见分歧。方步舟主张从阳新黄颡口横渡长江，取道黄梅、薪春到大别山去。徐彦刚则认为红十六师是湘鄂赣游击区的主力红军，不能离开湘鄂赣游击区，主张从黄颗口沿长江而下，经瑞昌码头镇，到靖安、奉新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开会讨论的结果是多数指挥员赞同徐彦刚的意见。 于是，部队稍作休整后，以红46团组成先头部队，由徐彦刚率领，红 48 团和师机关组成后续部队，由方步舟率领，两部先后由太子庙向黄颖口开进。 徐彦刚率领46团到黄颡口后，找到一些船只，即乘船顺流而下，并拟登岸后，再由这些船返回运载师部和第48团。然而，当方步舟率师部和第48团赶至黄颡口时，船只尚未返回，追兵已近，方步舟率部返回太子庙，并拟经凤凰山向黄金洞靠拢。在途经凤凰山的凤凰寺时，遭敌堵击，后面敌人又挥兵追上。在敌前后夹击下，师部和红48团指战员虽奋勇冲杀，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只有方步舟、钟期光、魏平等10余人突至大冶龙角山隐蔽起来。方步舟因被认为在突围过程中指挥失误而降为师参谋长。至11月，师部和红48团余部历经艰险，辗转返回黄金洞地区。
徐彦刚率红46团从黄颡口顺江而下后，在瑞昌茅头镇码头登岸，并消灭了当地国民党一股地方武装。为了等红48团，徐彦刚率部在茅头镇又逗留了几日，这是徐彦刚最后一次失误。国民党军发觉后派兵追来，徐彦刚率部向修水、铜鼓、奉新边界转移，转移途中，恶战不断，红 46 团损失很大。后徐彦刚率部转战到永修、靖安一带，又陷敌包围，战斗中部队又遭很大伤亡，徐彦刚再次负伤，他将部队交给团政委明安楼，叮嘱其一定要把部队带回黄金洞，尔后，徐彦刚带一排人到永修县云居山养伤。9 月，徐彦刚身边的警卫人员在战斗中牺牲或失散后，徐彦刚只身一人被歹徒黄盛彬三兄弟发现，他们为向国民党军邀功请赏，用牛角斧将徐彦刚杀害。解放后，人民政府将歹徒抓获，予以枪决。省军区在司令员徐彦刚牺牲后，1936年由严图阁继任司令员。 明安楼率领红46团与徐彦刚分手后，即指挥部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结果被敌分而击之而又遭损失。10月，明安楼率余部70余人返回黄金洞地区。 麦市突围后，红十六师的46团、48团基本损失殆尽，全师5000余人只剩下1700余人。可以说麦市突围是失败了，此时，最应该做的是休养生息，抓紧整补。然而，湘鄂赣边省委、省军区领导人为改善斗争局面，求胜心切，于12月命令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黎申庚率领部队向东南方向挺进，拟与湘赣游击区建立联系。由于对敌情掌握不确切，且不讲究战术，在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内横冲直撞，结果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之下，部队又遭重大损失。 1936年1月，省委、省军区又令红十六师参谋长谭凤鸣率领部队再一次向东南行动。此次行动仍蹈上次向东南行动时的覆辙，继续在敌人碉堡封锁线下左冲右突，结果再度陷入敌重兵之围，整个部队伤亡惨重。 至此，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1700余人，只剩下80余人，几乎拼光。几块较大的游击区，如鄂东南、平修铜、例宜万等又被敌人分割。湘鄂赣边的革命斗争再一次转入低潮。 第三次组建红十六师继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湘鄂赣边的红军武装再一次遭受重大挫折。这一次，国民党军吸取了上次红十六师东山再起的教训，集中了15、4、77、63、19 、40、30、35、16、18、50师及1个纵队共11个师、3 个省的保安团及11个别动队，另外每县还有1个保安团和地主武装，共计约60个团的庞大兵力，于1936年3月，将湘鄂赣边划分为三个“清剿”区，实行大规模的分兵、分期、分区“清剿”。 湘鄂赣边游击区斗争形势的再一次恶化，使湘鄂赣省委、省军区领导人认识到继续采取老观念、老方法来对付敌人是不行的，在敌强我弱的现实面前，必须要实行战略转变，老的斗争方法要转变为新的斗争方法，正规战、运动战要转变为游击战，这种及时的转变，是关系着红军游击队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1936年3月27日，湘鄂赣省委在平江盖板洞召开执委扩大会。会议认真总结了麦市突围的教训，对以后的行动方针达成共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因此，必须转变战略，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各地独立营、游击队要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为了便于领导和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决定进一步精简各级机关，实行军事化，将原来的省委所辖的平修铜、修铜宜奉边、浏宜万、修武崇通、湘鄂边等5个特委重新划为 4 个特委，即鄂东南、修铜宜奉边、例宜万、平修铜特委（后改为东南特委、东北特委、西南特委、西北特委），并相应设立4个军分区，由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各县委书记兼游击队领导。在省委、省军区领导下，省军区和军分区迅速组织了17支游击队及独立营，同时动员了300余名新兵，组建了湘鄂赣军区独立营。 省委、省军区在大力建立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还以积极的军事行动，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傅秋涛、省军区司令员严图阁各率一部分部队离开省委、省军区机关驻地，向外开展游击战争，摧毁敌人碉堡，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靖卫队。 1936年的大半年时间，可以说是湘鄂赣三年游击战最艰苦的阶段。敌人不仅在军事上“清剿”，在经济上也实行严密封锁和控制政策，加之游击区内由于战争频繁，人烟稀少，田地荒芜贫瘠，游击区的党政军民吃穿住异常困难。领导机关和部队有半年时间几乎没有吃上一顿饱饭，有时候200人仅有两升米，只好煮米汤喝，常以野菜、山果、竹笋充饥。没有油，更苦的是没盐，只好用山上的五倍子花泡出的有点咸味的水当盐吃。 有时即使搞到米，也难吃上熟饭、热饭，因为白天的烟、夜间的火光都能使敌人发现红军的踪迹。穿的是破烂衣服和草鞋，山岩下、石洞里当房子，茅草当褥子，树叶当被子，缺弹药，缺药品。即使这样，对革命矢志不移，坚定的信念产生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频繁的战斗间隙，坚持学文化、学革命理论。特别是那些女干部、女战士，虽然她们遇到的困难比男同志更多，但她们和男同志一样，在恶劣的环境中行军、打仗，做群众工作。 1936年5月，省委研究准备恢复红十六师。6月，“两广事变”发生，在湘鄂赣边区清剿的国民党军主力他调，留在边区的大部分是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省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省警卫营（仅一个连兵力）为基础，并从各机关抽调部分人员，在后方兵工厂修理破烂枪支150余支，轻机枪3挺，组成红十六师游击队，方步舟任队长，刘玉堂任政委，向白区行动，进行外线作战。
7月初，方步舟、刘玉堂率领游击队从省委、省军区驻地辜家洞出发。初战连云山南麓，歼敌湖南保安第4团1个加强连，缴枪 70 余支；接着，游击队进军万载，在黄茅、书堂一线，击溃江西保安团2个连；而后，游击队经小源转回浏阳东门和官渡一带，再取道铜鼓的排埠、宜丰的潭山，进抵奉新的罗坊，突然袭击罗坊镇守敌保安队，歼其30余人；然后，转兵南经华林山，于中旬进抵敌后高安之灰埠、黄岗岭一带，侦察得知灰埠镇守敌只有1个20余人的保安队，红军直扑灰埠，顺利全歼守敌；尔后，游击队向处于白区纵深的分宜县城进发，利用黑夜，用稻草捆填入城外的护城河，向守敌发起攻击，很快攻入城内，缴获一大批物资后，在天亮前撤出该城，向西顺利通过宜春、万载之间的公路，返回游击区。 分宜战斗后，敌人由万载向潭埠调兵追击。游击队进抵潭埠南面的乱石岭后，决定在此以逸待劳，伏击敌人。当敌约1个营追来时，红军以小股部队将敌引诱进埋伏圈，并很快将敌营部和1连歼灭，又经1小时激战，将余敌击溃。战后半小时，又有1营敌人从潭埠逼近，红军再度设伏乱石岭，并从三面向进入伏击圈的敌人猛攻，不到1小时，红军将该营击溃，并乘胜追歼其七八里。两度设伏，红军计毙伤俘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并于战后第二天即返回辜家洞休整。此时，游击队扩大到600人左右。 1936年7月底，省委、省军区正式决定恢复红十六师，以方步舟为红十六师师长，刘玉堂为政治委员，调黄加高为政治部主任，鄂东南道委书记一职由秦化龙担任。重建的红十六师未设团的编制，下属3个营和1个侦察大队，另有师部直属的1个重机枪连和1个通信排。全师约 700 余人。 红十六师第三次恢复后，吸取前两次的教训，变换战术，提出不打硬仗，敌情不明不打，自己无准备不打，不攻敌人碉堡和工事，运用长跑战术，在敌占区行动，遇到保安团弱小敌人，迅速歼灭之；遇到强大敌军，迅速撤退，避免战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以袭击战、埋伏战、化装战为主要的战术。 1936年8月中旬，红十六师从辜家洞出发到达铜鼓之石桥附近，与敌保安第9团1个连遭遇，红十六师侦察大队先发制人，冲入敌群，很快将敌全歼。敌连长被俘，缴重机枪一挺，步枪六七十支。审讯俘虏得知，铜鼓城内驻有敌保安 团2个营和1个重机枪连，在附近黄岗口还驻有该团1个营。红军决定避开该敌，化装袭击敌设防较弱的大塅镇。进入镇子后，消灭了正在换防的敌人1个班。镇上5座碉堡发现红军已进占镇子，拼命射击，红十六师考虑到在铜鼓的保安9团可能尾追，在没收了镇上地主豪绅的一些财物后，撤离该镇。 红军刚刚撤离，保安9团的2个营即进入大塅，并对红军展开尾追。红十六师决定在运动中寻找有利地形，消灭尾追之敌。当部队进至铜鼓、修水、武宁交界的枯家桥时，师部决定在此设伏。此战，红十六师歼敌团部和1个营，缴长短枪100余支，重机枪 2 挺。战后，红十六师挥兵南下，到达奉新的东坑地区。部队在此休整两天，师部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对敌情进行了分析，判断经一系列战斗后，敌军应该认识到红十六师的实力，定会派正规部队进行尾追，要做好打大仗的准备。 9月，国民党正规军第36旅1个团约2000余人，从宜丰方向追来。当敌进到离东坑三四十里的大田时，红十六师先是大摇大摆地向观下前进，给敌军造成我军已撤离东坑的假象，而后，趁夜秘密回到大田通往东坑的必经之地拗头，利用这里山高路狭，林深草密的地形设下埋伏。此战，红十六师在奉靖宜县红军游击队配合下，经半天激战，毙伤俘敌团长、参谋长以下官兵600余人，缴长短枪600余支，重机枪3挺，大马数匹。红军伤亡100余人。 第二天，红十六师拟由观下至西头，取道沙窝里、黄沙岗向平创游击区回返，行至观下时，遭到昨日伏击中脱逃的敌前卫营阻击。由于刚刚打了胜仗，部分同志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思想，不经组织即向占据有利地形并已构筑工事的敌阵地强攻，结果，红军伤亡几十人，师政治部主任黄加高、1 营营长石祥富在战斗中牺牲。部队只好撤出战斗，经靖安，到武宁，转阳新、通山至大幕山休整。 10月，省委、省军区对红十六师领导进行调整，由明安楼接替负伤离队休养的刘玉堂任师政委，由侦察大队政委王义勋代理师政治部主任（不久方天宝任师政治部主任），赵改中任师参谋长。此时，全师又发展至 1000 余人，恢复了第46、第48两个团的番号，每团辖 3 个连，同时又增编了1个特务营。赵改中兼第 46 团团长、何平波任团政委；王清云任第48 团团长、方天宝兼团政委，吴光明任特务营营长。 11月，天气转冷，为解决部队的冬装，红十六师决定第三次出击白区，向瑞昌、阳新一带行动。在武宁的澧溪镇，红军消灭了敌海军陆战队40余人，占领该镇。尔后，部队奔袭瑞昌县城，将守敌一个连封锁在城角的碉堡里，打开监狱，救出100多个地方革命干部和群众。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抗日主张，公审枪毙了作恶多端的敌县长宋友梅。在没收了豪绅和好商的一批布匹、棉花、药品及银元后，部队迅速撤出瑞昌，经半边山、长乐源，进抵七峰山的罗口，拔除驻有地主武装100多人的罗华口敌大碉堡。后来，部队向大冶刘仁八方向行动中，一路上采用火攻罗华口敌碉堡的方法，摧毁了沿途许多敌碉堡，有时一天即烧掉敌堡垒20多个。11 月底，红十六师由药姑大山转至通城麦市一带活动。 红十六师深入白区作战的同时，各军分区的地方游击队、独立营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不断取得胜利，仅10月--11月的40天时间，就毙伤国民党军600余人。 1936年12月中旬，红十六师从群众口中得知通城、崇阳一带敌兵力空虚，方步舟遂派人去通城侦察，从带回的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方步舟判断形势将出现重大变化，当即写信给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省委乘机出山，前往鄂东南与红十六师会合，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接到方步舟信后，傅秋涛召开省委会议，讨论省委是否前往鄂东南与红十六师会合。与会的涂正坤、刘玉堂、谭启龙等鉴于以往大集中曾招致的损失，认为省委暂时不应出山，部队应分散转向各地发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以达到保存自己、恢复和巩固游击区的目的。但是，傅秋涛等坚决主张出山与红十六师会合。会议经过争论，最后决定省委出山，前往鄂东南。然而，当省委决定要前往与红十六师会合时，湘鄂赣边的形势又风云突变。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在北方基本上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但在南方，却加紧'剿共’，企图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12 月 25 日，在湘鄂赣边，国民党军又颁布了新的“清剿” 计划，集中第18师、新编第8师、第121师和江西保安第3、第4团，对游击区实行进一步“清剿”。这些情况，是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所不知晓的。 1937 年1月，方步舟率红十六师由通城白虎桥转往大幕山时，行至通山梅县与新调来的国民党军新8师1个团遭遇。交战中，由于敌强我弱，红十六师损失过半，遂撤出战斗，向湘鄂边行动，拟返回平创地区找省委。2 月，湘鄂赣军区司令员严图阁因战伤加肺病，无条件医治，在平江逝世，这对面临严峻形势的湘鄂赣边游击区无疑又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1937年3月14日，傅秋涛率领的湘鄂赣省委机关、省军区独立团和方步舟率领的红十六师 在通城与崇阳交界的三界尖会师。尔后，傅秋涛主持召开会议，责怪方步舟误判形势，对梅田等战斗指挥不力，撤销了他的十六师师长职务。方步舟不服，与傅秋涛争论，遭到省委的批判，并被开除党籍。3月21日，方步舟只身脱离部队，5 天后在龙港（国民党军121师203团驻地）叛变投敌。此后，冯育云任红十六师师长。
方步舟对大的形势判断其实是准确的，但是，他没有估计到国民党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的险恶。 方步舟是湖北大冶人，1925年，他从湖南外国语专门学校毕业，随即投身到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中，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他却毅然选择加入我党。汪精卫叛变革命前，同情我党的二十军军长贺龙，已经察觉武汉政府立场动摇，为防止部队被汪精卫政府挟制，他提前把部队带到了大冶黄石进行整训。方步舟时任大冶农会任秘书，遵照党的指示，方与700余人加入了二十军，在教导团任班长，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方步舟又前往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再次失败后，方步舟没有动摇，在武汉接受湖北省委的委派，和胡朝珠两人携一支手枪，就返回家乡大冶、阳新，开展重建组织的工作。此后历任阳大县委组织部长、鄂东南独立师师长、湘鄂赣独立三师政委、红十七军政委、红十六师政委、红十六师师长等职。 之前的失利中，方步舟一手组建的红十六师损失惨重，他的心情本来就很差。在方步舟看来，他失去了党籍，自然也就失去了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在此前的战斗中，他的妻子阮芳华也在作战中负伤，并落入了敌人的手里。恰在此时，敌军又通过中间人给他带信，如果他不归降，就不给他被俘的妻子治伤。 他虽然和敌军协议自己不参与攻打红军，但却向敌军交待了红十六师的行军路线，让红十六师随后遭到重大损失。
钟期光 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后来的开国上将钟期光认为，开除方步舟党籍确实过火了，但是就算过火，方步舟也不该把红十六师的行军路线泄露给敌军，把他的生死战友送到敌军枪口下，把个人动摇变成罪孽深重的叛变行为。 抗战时，方步舟表现得很纠结，他自己回家乡拉起一支队伍抗日，被国民党封为游击纵队司令。他曾想带着队伍投奔新四军，但没有谈成，后来又和新四军有些小摩擦，还打散过一支新四军游击队。1943年，他因保护部队中的地下党被国民党方面逮捕，直到1948年才放出来在武汉做煤炭生意。 后来，大冶老乡和同学刘培初把方步舟拉到绥靖总队，任绥靖总队副总队长、六大队大队长，军衔少将。方步舟听说我党不再追究以前的脱党人员，于是就动了率部起义的心。绥靖总队是蒋家父子打造的心腹武装，人员组成背景是军统、黄埔、青年军、浙江籍，还有就是我党的叛徒，担负的是蒋家父子的外围警卫。 到宁波后，方步舟开始仔细策划，想要趁机擒拿蒋介石将功折罪，以便洗刷过去犯下的罪孽——但蒋介石还有正规部队做内卫，而方步舟起义的计划也被泄露，遭到刘培初进剿，他只好率部投奔我方的四明山游击队。 解放军过江后，七兵团王建安司令员和王必成副司令不确定能不能接收他，就上交给三野总部，陈毅同志召开党委会商议，最终结论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解放后，方步舟在农场做副科级干部，九十岁去世。 方步舟叛变后，省委没有及时改变方步舟知道的原定的行军路线及目的地，傅秋涛、冯育云等率领部队仍按原计划行动，即拟经过通城到平江，而后西行经新市街、过平江河，回黄金侗。而国民党军将4个区的“清剿”部队加上新调回的第50师，组成6支“追剿”部队，追击红十六师和各地红军地方游击队。当红 16 师行至崇阳、通城交界地带时，遭到国民党军的袭击。红 16 师虽全力抗击，仍受到很大损失。3 月底，红十六师转战到铜鼓虎拗时，又遭敌2个营的袭击，部队损失严重，随部行动的省军区参谋长魏平亦在战斗中牺牲。此战后，傅秋涛率红十六师余部200余人返回辜家洞休整。 1937年4月，以傅秋涛为主席、邓洪和刘玉堂为副主席的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号召全游击区军民粉碎敌人新的“清剿”，发布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对动员粉碎敌人新进攻战斗要令》。
红十六师向修、武、崇、通一带游击，沿途经过扩红，部队又增加到了 400 余人。可是不久，由于敌我众寡悬殊，红十六师在铜鼓胆坑和宜丰同安两度受挫，全师再次减员至 200 余人。月底，红十六师由师长冯育云、政委明安楼率领在与敌人周旋中，先在华林山遭敌袭击，继而在潭山又与强敌打了个遭遇战，师参谋长赵改中牺牲，师长冯育云叛变投敌，政委明安楼率余部100余人几经周折，与东北特委及军分区会台。 5 月初，东北军分区参谋长吴咏湘代理红十六师参谋长，协助政委明安楼指挥这支部队绕道修、武、崇、通转移到河西咏生县，与省军区独立团合并，尔后返回辜家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军的交战都打出过很离谱的伤亡交换比，但是只能是个例（或者是追击战、截杀、偷袭、伏击），总体上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交换比基本在1：2或者1：3。不过，在铜鼓胆坑的交战，红十六师被国民党军偷袭，败得很惨。国民党军18师54旅108团3营自称负伤9人，毙红军130俘110，虽然有水分，但铜鼓县当时的调查资料，红十六师当场被打死打伤各20多人，被俘九十多人。这里面有敌众我寡的因素，有被偷袭的因素，也有指挥员指挥能力的因素，也有连败之后士气低落的因素。 红十六师再度受挫的主要原因是内忧外患，外部因素是遭遇了国民党军重兵“清剿”，另一方面原因是湘鄂赣边区的一些重要军政干部的叛变，对革命斗争的危害更大。继方步舟、冯育云叛变后，这一期间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东北特委书记赵龙、东北军分区司令员聂海如、政治部主任樊哲军（叛变未遂被枪决）、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张玉清等先后叛变。同时，军事指挥员的缺乏，打败仗时缺乏及时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消极避战，没有收容工作等等，也是几次作战失利、部队受挫的重要原因。 1937年上半年的挫折，不仅使整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仅余500余人，200 余支枪，红十六师的建制从此再没有恢复，游击区的斗争形势又一次恶化。 国共合作后，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全团1100余人。皖南事变时，老一团损失。金门战役时，老一团3营发展而来的29军253团损失。 纵观三年游击战时期的湘鄂赣边区，面临的环境险恶比红二十八军活动的鄂豫皖有过之而无不及，遇到的敌正规军多为中央军、湘军，战斗力和作战意志强于在鄂豫皖的国民党军。 约略统计一下，湘鄂赣红军和游击队在三年游击战期间，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民团武装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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