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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19日，正在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一团三营巡视的一团团长彭德怀，突然得到南华安特委（南县、华容县、安乡县）被破坏消息，三营营长黄公略身份已经暴露，便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暴动。22日，一团士兵以闹饷为名义，攻下平江县城。24日，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兼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原一团团部书记官邓萍任参谋长。全军共2500余人。不久，红五军遭到湘鄂赣军的联合进攻，撤出平江，转战于湘鄂赣边区。10月，红五军与平江、浏阳一带的地方武装合编，下辖三个纵队。11月，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彭德怀、滕代远等率第一、第三纵队向井冈山转移，之后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对外仍称红五军。 1929年8月，彭德怀和滕代远率三十团、三十二团转战湘鄂赣边区，与黄公略率领的留守部队会师，双方再次合编，恢复红五军编制。下辖五个纵队。1930年6月，红五军第五纵队扩编为红八军，和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7月，红五军第一纵队和和湘鄂赣边独立师，以及平江等地赤卫队，合编为红十六军。以胡一鸣为军长，李楚屏为政治委员。下辖第7师和第9师。红十六军编成后，编入红三军团序列，继续在湘鄂赣苏区坚持斗争。
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缩编。其中，红十六军缩编为红16师，师长为高咏生，政治委员温锦惠。下辖46团、47团和48团三个团。同年秋，红16师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下，作为外线部队，在湘鄂赣边区负责对国民党军的袭扰任务，经过数月苦战，损失惨重。1934年初，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红 16 师第47团转移至鄂东南地区活动。之后，湘鄂赣军区为便于领导各小块游击区的武装斗争，成立了3个作战分区。第1分区司令员邹之谟、政委黄加高；第2分区司令员方浩然、政委涂正坤，第3分区司令员邱金生、政委傅秋涛。5月，红16师46师、48师转战至修河西岸的全丰、画坪一带，随即便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剿下几乎全军覆没，6、7月间，师长高咏生在突围途中壮烈牺牲。这意味着，红16师自此已经不复存在，残余部队成为鄂东南地区的地方武装。8月，担任湘鄂赣省委巡视员的方步舟接受省委指派，将平江地区的谭凤鸣独立营，与也已经被打残的红3师第7团合并，收拢部队数百人。9月，时任省委副书记的傅秋涛向他们传达了省委关于恢复16师的决议和计划。此后，在傅秋涛和方步舟等人的率领下，红16师开始向湖南平江县黄金洞转移。途中，他们取得了几次小胜，缴获了大批物资，并动员了许多群众参军。不久，红16师便再次发展到千余人（也有说两千余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长征，由项英和陈毅组建中央分局，率红24师和地方武装约1.6万人留守苏区，负责抵抗国民党军攻的进攻。项英在留守之初，不但没有及时将部队分散，转入游击战，反而下令将分散的地方武装整编成军，继续实施正规的阵地防御战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湘鄂赣省委宣布正式恢复红16师的建制，由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政委。然后向鄂东南方向移动。11月底，红16师在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老鸦尖地区与国民党军发生遭遇，省委书记陈寿昌负伤牺牲，部队减员至数百人。省委经开会决定由傅秋涛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并把恢复红16师列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正当此时，国民党军为集中兵力追剿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湘鄂赣边游击区的“清剿”。于是，红16师压力骤减，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猛烈扩红，到12月底，便又恢复到一千余人，编入47团作为师主力部队。1935年初，红16师先后取得了大源之战和多次袭扰作战的胜利，加上收编了当地的绿林武装，部队迅速扩大，先后恢复了48团和46团的建制。至此，红16师三个团全部恢复，队伍发展到5000余人。同年6月，国民党调动汤恩伯、樊松甫等主力部队，配合驻扎在湖南的长沙、平江和湖北的通城、崇阳等县的地方部队，共计约五六万人，对红16师展开了重点围剿。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险恶形势，红16师制定了两个方向，一是突围到修水、铜鼓、宜春、奉新一带开辟新的苏区，如实在不能坚持，就开到湘赣边到老中央苏区；二是渡过长江到鄂豫皖边的大别山。经过讨论，省委最终决定按第一个方案突围。7月中旬，红16师掩护着省级机关及由省保卫大队、区干部和家属组成的特务团共三四千人马向修水方向突围。但是，国民党已经在周围修筑了大量碉堡群。红16师在突围过程中，遭到优势火力的严密封锁，在付出了巨大伤亡后，一道封锁线也没有突破，只得回撤，沿途又与包抄的敌人发生激战，虽然给敌人以严重杀伤，但自己也损失惨重。于是，省委决定采取第二方案，改向西行，到通城地区之后，将伤病员300余人就地安置。然后分3路，分别向崇阳方向突围。由徐彦刚率46团为中路，严图阁率47团为右路，方步舟率48团为左路，傅秋涛率省委机关随中路跟进。中路的46团和左路的48团顺利突破后，傅秋涛率领的省委机关因过于疲倦耽误了时间，没有及时跟进。只得原路返回，并与第 47 团和第 48 团后卫连会合，收拢部队约一千余人，乘夜突出包围，返回了黄金洞地区。徐彦刚和方步舟率领的中路和左路部队突围后，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是继续进入大别山还是留在湘鄂赣游击区，两人发生了激烈争论。最终决定根据徐刚刚的意见，到靖安、奉新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但48团在开进途中，又遭国民党军队的阻击，最终因寡不敌众，部队损失大部，只有方步舟等十余人侥幸逃脱，尔后返回黄金洞地区。而作为先头部队的46团在等待48团的过程中，也遭遇敌人围攻，部队溃散，师长徐彦刚负伤牺牲。全团仅存数十人于当年10月返回黄金洞地区。此后，红16师又数次主动出击，但均遭惨痛失败，全师仅余七八十人。至此，湘鄂赣省委才痛定思痛，开始逐步转变斗争策略，将残余部队组成游击队，在当地开展游击斗争，经过一年左右时间，形势才有所恢复。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后，方步舟等率游击队深入敌后作战，取得了一定的胜利。7月底，省委决定再次恢复红16师。重建的16师编制为3个营和1个侦察大队，另有师部直属的1个重机枪连和1个通信排。全师约七百余人。以方步舟为师长，刘玉堂为政委。经过几个月的敌后作战，湘鄂赣边游击区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 16 师和各地区独立营、游击队也得以壮大。是年12月中旬，方步舟从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将此事写信通告给省委书记傅秋涛，建议省委乘机出山，前往鄂东南与红 16 师会合，以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的新局面。傅秋涛接信后，经省委会议讨论，决定前往鄂东南于红16师会合。但此时的蒋介石一方面与陕北的中央谈判，另一方面却加紧了对南方游击区的围剿。
1937年1月，方步舟率红 16 师由通城白虎桥转往大幕山时，与国民党军一个团遭遇，受到极大损失，只得撤出战斗。与省委会合后，傅秋涛指责方步舟错判形势，并且指挥战斗失利，撤销其师长之职。方步舟不服，与傅秋涛展开了激烈争论，结果被省委集中批判，并被撤销党籍。适值此时，方步舟身怀六甲的妻子在反清剿战斗中，由于腿部受伤，被国民党军俘获。敌军送信给方步舟，威胁若不投降便中断对其妻的治疗。在这种情况下，方步舟于1937年3月21日只身携枪离队，在龙港向国民党军第121师投降。之后，方步舟向国民党透漏了红16师预定的行军路线，使红16师被国民党军围歼，全师仅余二百余人。经此打击，湘鄂赣游击区活动再次陷入低潮，红16师代师长冯育云、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方天宝、湘鄂赣军区参谋长张玉清等高层领导，几乎全都叛变投敌。红16师更是减员至一百余人。至此，整个湘鄂赣边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共500余人，枪200余支。七七事变爆发后，湘鄂赣省委于8月派出代表与国民党军武汉行营代表谈判。同年底，红16师和当地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抗日军第1游击支队，由傅秋涛任司令员，刘玉堂任副司令员。部队发展到1100多人。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根据军部的决定，将湘鄂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和湘南等地的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由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兼第1团团长，胡发坚任参谋长。第一支队下辖第1团和第2团，其中第1团的主要构成便是以红16师为基础的抗日军第1游击支队。3月，第一支队各部先后到达安徽省歙县岩寺地区，进行短期整训。4月，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参加军部组织的先遣支队，赴苏南敌后侦察。5月，第一支队由岩寺出动，6月进抵苏南敌后，展开于镇江、江宁、句容、丹阳、金坛等地区。同时与新四军第2支队一起，共同开创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此后，第1团在傅秋涛的率领下，先后参加了1939年秋季反扫荡、1940年春季反扫荡、1940年秋季反扫荡和收复泾县县城等战斗，1940年7月，新四军皖南军部决定对军部直辖的部队进行扩编，新组建1团、3团，并将新1团与老1团、特务营合编为新一支队，以傅秋涛为司令员兼政委。以原老二团侦查参谋张铚秀为新1团团长，以原特务团团长熊应堂为老1团团长。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一支队经过两日激战，连接攻下榔桥河四周的山头，眼看突围在望，却接到了军部要求后撤的电令，陷入国民党108师和79师的夹击中。1月9日，新一支队与军部失去联系，傅秋涛令老1团为前卫，新1团为后卫分批突围。经过苦战，老1团全团仅突出包括傅秋涛、熊应堂等在内300余人。此后，在向苏南突围的途中，为缩小目标，幸存者继续分散成数批化妆前进。最终到达苏南的，仅余数十人。不久后又随着新四军改编为7个师，建制被彻底取消，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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