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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18日，江西省宁都县，红一方面军总部，一场作战会议正在进行。 宽大的而又略显简陋的会议室内，与会者数十人，包括红一方面军军级以上干部和苏区中央局成员。这样一个规模的会议，自革命战争开始以来还十分少见，除非是遇到了大规模战役的前奏。 的确，此时此刻，一场战役即将来临，而且是自南昌起义以来，红军面临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 1931年元旦刚过，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短短五天时间里，红军以不足4万人的兵力在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法，将孤军深入苏区腹地的10万国军打得一败涂地，一举歼灭国军第18师全部、50师大部，活捉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中将。 刚刚取得中原大战胜利、满怀对围剿作战胜利的蒋介石等来的却是前线总指挥鲁涤平发来的“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的电报和顺着赣江飘来的张辉瓒的头颅。 戎马生涯十多年，昔日那些称雄天下的北洋军阀都被自己一个个收拾得差不多了，区区数万人枪的红军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蒋介石想不通，一辈子也没想通。 无论想得通还是想不通，蒋介石总是一个轻易不言败的人。  震怒之余，蒋介石撤了鲁涤平南昌行营主任的职务，改由陆海空军参谋长何应钦兼任，同时决定继续向赣南地区增兵。参战部队除了原有的朱绍良部第6路军、蔡廷锴部第19路军以及鲁涤平部第9路军剩下的2个师外，蒋介石又将在中原大战中收编的孙连仲第26路军、王金钰部第5路军从山东、河南调到江西。 加上地方部队，国民党军投入的作战兵力达18个师又3个旅，总兵力约20万人。 相比靠着熬资历上位的鲁涤平，何应钦可称得上是靠战功走上领导岗位的一员骁将。从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开始直到中原大战，何应钦几乎无役不予，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临危受命，还无一败绩。 1925年3月的棉湖战役，时任教导1团团长的何应钦，指挥千余人的部队大败陈炯明万余人枪。辉煌战役令时任东征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刮目相看。蒋介石事后评价说：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率大军北上与西北军、晋绥军作战，留何应钦坐镇武汉，李宗仁、白崇禧随即率桂军趁虚而入。 此时何应钦指挥的部队多是湘军、粤军这些杂牌部队。但是颇具战略头脑的何应钦临危不乱，指挥部队左遮右挡，硬是将桂军主力大部歼灭于长沙、衡阳地区。这一仗令一向拥兵自重的桂系大伤元气，很长时间内不敢再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直到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 正是凭借着出色的军事才能创下的赫赫战功，再加上受蒋介石青睐，何应钦官运亨通，当之无愧地坐上了“八大金刚”的第一把交椅。  何应钦 面对大有燎原之势的红色星火，蒋介石再度想到了刚刚大败桂军的何应钦，希望这位在军阀战争中横扫千军的“干才”能继续为自己排忧解难。 而何应钦一开始也没有让蒋介石失望。早在第一次“围剿”作战发起前的10月，何应钦就当着蒋介石的面对参战的将军们说：
尽管第一次作战损兵折将，何应钦还是保持了比较冷静的头脑。经过仔细研究，何应钦吸取了过去孤军深入坚壁清野的苏区，被红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教训，制定了一个“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企图先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断绝苏区物资来源，最后再与红军决战。 于是，20万国军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约700里的战线上，向红军合围而来。  何应钦这一招，的确让不少人为红军捏了一把汗！ 3月18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召开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多数同志鉴于敌我实力悬殊过大，为了保存红军的实力，主张撤离根据地。只有以毛主席、朱德等少数军政干部主张沿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诱敌深入”的战法，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坚决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又是大敌当前，后一种意见完全有被否决的可能。 苏区中央局成立于1931年1月，由周恩来任书记（因为当时在上海，由项英任代理书记主持工作），项英、毛泽东、朱德等9人任委员，统一领导全国苏区和红军。 但是项英并没有机械地按照组织原则否定“诱敌深入”的意见！ 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黄克诚回忆说：
会议进行了4天，大家各抒己见，没能达成统一。再加上敌军已经向苏区边缘开进，项英果断下令休会，随红军主力向苏区腹地转移。 滚滚烽烟笼罩着中央苏区，让远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人们极为牵挂！他们也在为红军和苏区人民积极出谋划策。 4月初，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带着党中央的指示信来到苏区。 有了上级的指示，项英心里多少踏实了些，随即于4月17日继续开会。 上级的指示信谈到两层意思：
传达完上级指示，项英首先发言：“我们可以用'牵牛’的办法对付敌人，也就是将敌人引出革命根据地，在外面打击敌人。” 项英的话刚讲完，不少人纷纷附和，有人赞成指示信中让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的苏区。 对于“诱敌深入”的意见，有人认为这是“钻牛角尖” 对于大家的发言，毛主席仍然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与会众人中，只有朱德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支持他。  会场气氛一度尴尬。赞同撤出苏区的人占多数，却又多是没有战争经验的干部。赞同在苏区作战的人虽然只有三个，但这3个人一个是方面军总司令，一个是总政委，一个是参谋长，而且在苏区和红军中威望最高。对于他们的意见，项英不能不慎重考虑。 一方面要维护上级的权威，一方面也要尊重下级的意见，更重要的是要为红军和苏区的生存负责。 主持会议的项英陷入了沉思。 这个时候，还是毛主席主动站出来，建议扩大会议范围，吸收红军干部参会。 短短一句话，折射出来的是毛主席高超的协调艺术。 前面说过少数服从多数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之一。两次会议下来，都是主张撤出苏区者占多数。如果真按照这个计划执行下去，那么红军长征就提前了。但如果一味地拒绝执行，这等于是违背组织原则，造成破坏政治规矩的不良开端。 如何在维护组织原则的前提下采纳少数人的正确建议呢？正如毛主席那句关于什么是政治的那句名言：
红一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是自井冈山时期起就在毛主席领导下，从战争实践中一路走来，期间也有过分歧。但是通过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睿智，从而增加了对毛主席的信任。同理，毛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也对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十分重视。 历史选择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将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巨轮的正确主张整合在了一起，团结了大多数同志，共同进步。 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参会的彭德怀、林彪、黄公略、罗炳辉、罗荣桓这些红军高级干部被第一次反“围剿”战役胜利所鼓舞，几乎是异口同声的支持以“诱敌深入”的战法在苏区内打败敌人的主张。就连一度和毛主席产生过意见分歧的周以栗，这个时候也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 毛主席后来谈到第二次反“围剿”时说了三个“好”，其中第一个就是“红军好”：
先前主张撤离根据地的同志也被红军指战员们豪气冲天的气氛所感染，思想上也受到了触动，心里尽管还有些疑惑，却也都纷纷表态支持毛主席的主张。会议的最终决议也很快形成：积极行动起来，在根据地内部打击来犯之敌。  任何一个时期的历史，哪个不是在各种思想的交流碰撞的过程中逐步融合，最终共同推动历史的进步呢？ 而这个过程往往是十分曲折的。历史因为在曲折中前进，所以才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毛主席之所以能提出正确主张，关键就在于他实事求是的实践！ 他所主张的“诱敌深入”战术，正是在反复实践的过程中经过不断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真理，也是他在革命的道路中脚踏实地的体验！ 早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之后，毛主席以其战略家的眼光就预测到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很快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行动。 从秋收起义到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到开辟中央苏区，红军一路走来，挫折和胜利除了领导层决策正确与否外，群众工作便是重中之重！有了群众的支持，才有了工农红军，才有了红色根据地，才有了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滚滚前进的历史巨轮，正是由人民群众去推动的。 从1931年1月中旬开始，在毛主席和朱德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各部的备战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吸取第一次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经验，红军备战工作的起点依然是从发动群众入手。 主要有两件事： 1、解决苏区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毛主席的亲自推动下，苏维埃政府从2月开始改变过去《土地法》中土地归苏维埃而不属于农民的条款，规定农民分得的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除了向政府交纳土地税外，支配权完全归农民所有。 这一制度具有划时代意义，彻底废除了数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毛主席之所以选择先打第5路军，就是因为这股敌军所处的东固、富田地区曾是第一次反“围剿”的主战场，群众基础最好。  毛主席谈到第二次反“围剿”时的第二个“好”就是“群众好”：
2、动员群众 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的取得胜利的作战条件就多了起来。 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绝大多数国民党军将领至死也想不明白，论武器装备和部队数量，红军远不如自己。论指挥官素养，国军将领们绝大多数是保定军校、黄埔军校亦或是国外知名军校的佼佼者，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也培养出了相当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在军事实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为何会一败再败呢？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致胜之道！ 拥有武器装备优势和军事素养的国军军官，懂得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却又做不到这一点。原因无他，因为苏区人民群众的坚壁清野。 参加第一次“围剿”的第9路军77师（第二次时被编入第5路军）师长罗霖回忆进入苏区后的情景，胆战心惊的说：
获悉国民党军再度进犯苏区的消息后，毛主席于3月初亲自制定了一个关于游击战的通令，提出了扰、堵、截、袭、诱、毒、捉、侦、饿、盲等10种对付敌人的办法，同时针对国民党军的集结地域划分了5个指挥部和10个游击区。 根据这个指令，苏区的人民群众包括少年都动员了起来。  毛主席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说：
20万敌军掀起的滚滚风烟，碰上千百万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构筑的天柱不周山，还不得烟消云散？ 和77师同一序列的公秉藩第28师、郭宗华第43师、郝梦龄第54师同样有此感触，特别是公秉藩第28师，原本也是第一次作战时的主力，对张辉瓒的下场心有余悸。 4月1日，何应钦下达进攻命令，第5路军经过7天行军到达东固和富田一带，马上停下来宿营，直到5月上旬在何应钦严令之下才继续前进。因为东固、富田距离张辉瓒部队覆灭的龙冈，仅仅只有20多里。 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们宿营的一个月里，红一方面军3万精兵在毛主席、朱德率领下悄然进入东固，潜伏在国民党军3支部队中间，距离最远的国军第43师仅有35公里，距离最近的第28师只有20公里，再往南30公里就是第19路军驻扎的兴国。 敌人因为对神秘莫测的苏区胆战心惊，不敢轻举妄动，无法获悉任何情报，自然也就创造不出有利战机。根本不可能想到红军主力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潜伏，而且这一潜伏就是20多天。 相反，迫敌而居的红军却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除了有千百万群众的支援帮助打探情报外，红军还掌握了无线电通信技术，将各路敌军之间往来不断的电报掌握的一清二楚。 5月13日，28师和43师接到命令准备出发，毛主席和朱德便通过无线电获悉，随即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做足了准备工作的毛主席，自然就能提出克敌制胜的绝招！ 经过三次会议，大家终于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坚决打！ 但是在如何打的问题上又有了分歧。 这一次的分歧来自于红军领导层。 多数指战员认为先打南面的第19路军，理由是这路敌军兵力最少（仅两个师又一个旅），而且位置最孤立，符合“先打孤立之敌”的原则。而且红军向南出击，也可以扩大苏区。 但毛主席并不这么认为，他心里默定的第一个打击目标是位于西面的第5路军。 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谈到：
前文说到过以王金钰为首的第5路军是由蒋介石刚收编的杂牌部队和第一次“围剿”作战时第9路军剩下的2个师合编而成。兵力虽然有5个师，但分属不同的系统，历史上并没有多少交集，身为总司令的王金钰很难指挥。而且公秉藩、罗霖都是在第一次战役中被红军打怕的人，哪里会轻易服从连面都没见过几次的王金钰？ 根据敌情可知，公秉藩的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此时到达苏区边缘的富田，距离东固20公里。郭宗华第43师到达水南、白沙，距离东固35公里。而东固和富田之间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白云山，地势险峻，再加上群众基础好，利于红军设伏。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还设想打击了王金钰部，其他各路敌军必然闻风而动，这就利于我军在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由西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处扩大根据地。 相反，如果先打19路军，一方面费时费力，一方面战场狭小。要知道19路军在兴国一带驻扎了三年，防守严密，红军想消灭这路敌人殊为不易。如果其他三路敌军趁虚而入，苏区也会遭到很大的摧残。 不得不说，毛主席宏大的战略家气魄和胆识，着实令人敬佩！  听了毛主席一番丝丝入扣、逻辑严密的分析，指战员们便再没有不同意见，就等着下命令了。 4月19日，毛主席、朱德下达作战命令。4月23日，红一方面军各部在东固地区完成集结，隐蔽潜伏在白云山中。 苏区群众在积极备战，红军指战员经过一番争论后达成了共识，那么气势汹汹的20万国军在干什么呢？ 按照何应钦的计划，原本想在3月中旬就开始行动，然后在两个月里完成任务，自己也可以在5月中旬的“国民大会”上风光一把。 理想与现实的裂痕是历史的一个特点，历史的前进离不开人的因素，但推动历史的人往往要接受历史的考验与筛选，被淘汰出局的，往往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而何应钦恰恰是这一类人。 何应钦的命令下达后，作为主力部队的孙连仲第26路军，还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济宁。期间又借口铁路损坏，直到月底才到达江西。  无奈之下，何应钦只好把进攻时间推迟到4月1日。 令何应钦不知道的是，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是地下党，季振同、董振堂两位旅长也受其影响，内心已经种下了起义的种子。 红军对国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国军对红军的行动几乎一无所知。 根据空中侦察的情报，何应钦判定红军主力集结在宁都一带，因此他计划先以第5路军占领富田、东固，配合南北两路大军将红军向闽西地区压迫。 第一次战役的失败让何应钦有所清醒，但是清醒归清醒，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他仍然捉摸不透。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应钦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包括后来的“碉堡战术”，都是建立在对红军和苏区缺乏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0万国军在苏区四周观望了一个月，寸步不进，这让参加“国民大会”的何应钦十分恼火。 5月11日，何应钦给28师师长公秉藩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
总司令抬出了狗头铡，公秉藩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向凶险莫测的苏区前进了。其他各路国军也陆续行动起来。 敌军一动，红军的机会就来了。 5月16日上午10时，公秉藩率第28师进入高耸入云、道路崎岖的白云山中。因为28师的士兵大多是北方人，根本耐不住南方的酷暑，也不善于山地作战。一上午的行军折磨的够呛，特别是进入了白云山中的羊肠小道，更是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干脆三三五五一伙坐在一起休息。一个师的部队一下子拉开五六里长。 正在这时，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山谷中的宁静，紧接着就是一阵令国军士兵心惊胆战的冲锋号。惊慌失措的士兵刚拿起枪，就发现两侧山岭上红旗飘扬、杀声震天，埋伏多日的红军一起杀出。  埋伏在这里的红军是红一军团第3军，军长黄公略，随彭德怀一起领导平江起义然后上了井冈山。当时虽然只有33岁，却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猛将，深受毛主席器重。 猝不及防的国军勉强挣扎了一下便四散逃窜，红军“活捉公秉藩”的喊声和枪炮声汇聚在一起，响彻山谷。 公秉藩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公秉藩倒是临危不惧，一方面组织部队抵抗，一方面向南昌的何应钦和在富田的47师求救。 然而令公秉藩想不到的是，这个时候47师的一个旅也在富田被红军另两位猛将——红四军军长林彪、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指挥的部队痛击。 此时此刻，毛主席和朱德就站在白云山山顶，用望远镜目睹了歼灭第28师的全过程。特别是黄公略率红3军杀出的那一刻，令毛主席诗兴大发，留下了“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这一至今读来仍觉得荡气回肠的诗句！ 傍晚时分，山谷中的枪炮声、喊杀声渐渐停歇，一群又一群衣衫不整、垂头丧气的国军俘虏在红军的押解下走了出来。 公秉藩原本也是俘虏中的一员，后来侥幸逃脱。 消灭了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红军部队征尘未洗，马上又向位于潭头的郭宗华第43师猛扑过来。 郭宗华从28师溃兵的嘴里得知公秉藩全军覆没的消息，随即撒腿就跑。但是再快也快不过红军，5月18日夜，43师到达白沙宿营，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听见了红军的冲锋号声。在红3军、红4军的猛攻下，43师也迅速崩溃，郭宗华带着残部夺路逃窜，侥幸活命。 国民党当局后来在记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曾说：
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被歼，43师被打垮，刚刚到达藤田的郝梦龄第54师仓皇逃往永丰。南面的第19路军得知第5路军大败的消息，干脆从兴国调头向南，一溜烟撤回赣州去了。 才三天功夫，何应钦四路大军垮了一路、撤了一路，不明就里的第6、26路军还在按照原计划向苏区挺进，在不知不觉间又撞到了红军的枪口上。 5月20日，正在向小布、龙冈一线前进的第26路军接到何应钦要他率部增援第5路军的电令。孙连仲不敢怠慢，马上命令27师师长高树勋率部向沙溪方向前进。 5月21日，27师先头部队81旅到达永丰、乐安、宁都三县交界处的中村，和一路向东横扫的红军主力狭路相逢。 22日凌晨3时，红三军团和红4军同时发起攻击，一举将喘息未定的81旅打垮，活捉旅长王恩布。高树勋见势不妙，仓皇率部向东撤退。孙连仲也急忙命令刚刚到达东韶的25师撤回宜黄。 红军主力携得胜之威，紧随27师的步伐，继续向东全速前进，目标何应钦四路大军中的最后一路——驻广昌、南丰的朱绍良第6路军。 朱绍良早就被红军的攻势吓破了胆，得知孙连仲兵败，早早就把所属3个师向南丰收缩。但还是晚了一步，第5师还没来得及从广昌转移，就被冲过来的红军紧紧包围。 5月26日清晨，红军对广昌的攻击在濛濛细雨中展开了。 鉴于广昌城内的敌军有4个团，而且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毛主席和朱德采取“围三缺一”的打法，留下通往南丰的西北角，猛攻其他三个方向。 激战一天，红军歼敌1个团，第5师师长胡祖玉被打成重伤，全军顿时大乱，其余3个团于傍晚时分从东北角突围而出。晚上9点，红军开进广昌。 下一步计划原本是要打南丰，扩大苏区。但是由于朱绍良部3个师坚守，红军难以攻克。对此，毛主席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放弃攻打南丰，转而向东进攻闽赣交界处的建宁，消灭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军第56师刘和鼎部，然后向赣东北发展，争取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 5月31日，红三军团和红12军1万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建宁城下，利用大雾漫天的机会迅速向建宁发起攻击。 只半天功夫，红军就冲进了建宁城，将56师7000余人大部歼灭，师长刘和鼎侥幸逃脱。 建宁城的攻克，标志着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以红军的辉煌胜利而告结束。 从5月16日至31日，前前后后15天，3万红军健儿在毛主席的英明智慧下，自西向东，一路连打带冲700里，从赣江流域打到闽西山区，五战五捷。将700里范围内的国民党军用以封锁苏区的工事悉数摧毁，毙伤俘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 在辉煌的胜利面前，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 诗兴大发的毛主席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一脍炙人口的诗篇。 朱德后来评价说：
30多年后，彭德怀元帅回忆起这一仗依然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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