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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泰为谋主之谜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四录鹤庆闻国轸所述《孙可望李定国构隙本末》一文，有谓：“沙定洲据云南，请乡宦大学士王锡衮相见，王不屈。贡生唐泰（字大来，剃度后释名普荷，号担当）为沙定洲谋主，劝定洲杀王，并杀诸乡绅，云南大乱”。 方树梅《担当年谱》据赵藩《鹪巢识小录》转引计文此段作：”沙定洲驱沐天波，据会城，杀士绅，胁巡抚为之疏请代沐氏镇滇，唐泰实为谋主，唐泰即释普荷，所称担当和尚者也”。方录赵所引文，与原书互有出入，但均以唐泰为沙定洲驱沐天波的谋主。 方树梅《相当年谱》复据此作出推论，有谓：“后人记扣师事皆讳之，余以为崇祯之末，中原鼎沸，烈皇殉国，而滇亦伏莽蠢动，沐天波庸杳，任奸罔利，政令不行，担奇好事，妄翼沙定洲者，倚其兵力，或能代沐氏以扶明社，而不知沙非其人也”。方树梅此种说法纯属臆测，并无客观依据，而所转引赵藩所录之《明季南略》，与中华书局排印之杭州大学所藏旧抄足本相较，所述史事亦有失误。如赵引文云：“胁巡抚为之疏请代沐氏镇滇”一事，中华本作“请乡宦大学士王锡衮相见，王不屈”《明史》卷二七九列传一六七《王锡衮传》亦谓：“土酋沙定洲作乱，执（王）至会城，诡草锡衮疏上永明王，盲定洲忠勇，请代黔国公 镇云南。疏既行，以稿示之，锡衮大恨，想上帝祈死，居数日竟卒”。本刊1989年第三期所载王后人王武科所撰的《王锡衮传》所记与此相似，仅对王锡衮的殉难情况叙述不同于《明史》谓：沙定洲于草泥关与孙可望，李定国作战大败后，退回昆明，“知难以久据，拟归老巢阿迷，想挟锡衮同行，以资号召，准备东山再起，乃于（永历元年）四月十九日黎明，遣其爪牙，抢入贡院，转达沙酋之意。锡衮正襟危坐，大骂不从，遂遇难”。而非“想上帝祈死，居数日竟卒”，其被杀亦非出于唐泰所嗾。又按《明史·王锡衮传》王以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崇祯中累官少詹事，十三年擢礼部右侍郎，明年以左侍郎掌部事，继调吏部尚书，寻解部务，直讲筵。十六年忧归，唐王立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未外放云南巡抚，此与赵引文亦有出入，惟《明史·云南土司传一》则谓沙所胁者为吴兆元。 考沙定洲之变，实应自沐氏的先世加以探溯，沐天波一家，自其先祖沐英随傅友德平滇后，即以西平侯留守云南，任总兵官，其次子沐晟，更以征讨交趾有功，增黔国公，加太傅，赐征南将军印。至沐天波凡十二代，其爵号有二王、一侯、一伯、九国公、四都督，历十七任，与明相始终，而天波亦袭黔国公，挂征南将军印，加太子太师，镇守云南。 沐英为定远人，《明史》卷一二六列传第一四《沐英传》谓其“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从姓朱”，为朱元璋的养子，素受元璋及马后宠信，洪武十二年，沐英以西平侯为右副将军随傅友德率骑步三十万入滇，以曲靖白石江一役生擒元司徒达里麻著勋。据清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八上《沐英传》载此役称：“元司徒达里麻阻曲靖，英语友德，请以得曲靖为先声，兼程疾掩之。适大雾，军尽壁白石江，与敌咫尺，雾霁敌始知之，惊。则阳整众若将渡者，敌悉锐挠欲渡军，军不果渡，而别一军溯流暗渡，出其阵后，角举，山谷皆应，更设旗帜为疑兵，达里麻益惊，撤后军应已渡军水上，军心动，阵乱，英蹙善泅数百人，蒙盾当先，既渡，益勇，敌退数里，肆击之，蹀血震盗。时颍川（傅友德）永昌（蓝玉）二侯更多纵铁骑，横贯而躏之，敌大溃，掳达里麻，俘众二万”。《明史·沐英传》记此役内容相同而文略简，当出自傅、沐等对此役之奏报或官方记述，夸为平滇不世之功，藉之向朱元璋邀功求赏。但明徐霞客（宏祖）游滇时曾亲临其境探访，在其《滇游日记三》加以记述，谓其“至沾益戈家冲，由是而西，并翠峰诸涧之流，皆为白石江之源矣。源短流微，萦带不过数里之内，而沐西平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渡而夹攻之’，著之青史，为不世勋，而不知与坳堂无异也。征事考实，书之不尽信如此”。然由于傅沐等的夸大浮报，讨得朱元璋对他的信任。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载朱元璋于洪武十六年八月初五日颁诏嘉奖，有谓：“及至入云南之境，擒首帅于曲靖之西，败乌蛮于可渡之北：席卷豪英，长驱于碧鸡金马来云，以驻牂牁。……功并耳古，勋著彤庭，英风遍播于华夷。今也勤劳既多，欲劳以饮用，奈山川险远，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劳之”。事实确也如此，洪武二十二年沐英复平东川后，曾奉召还朝，查继佐《罪惟录·沐英传》称：赐宴，朱元璋抚其背曰：“乃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赉赐黄金二百两、白金五千两、钞五百锭、采币百匹，遣还云南。巩固了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除此之外，沐为加强其对边疆各民族的军事镇压，进行对各族人民的残酷经济掠夺，于洪武十二年上奏称：“云南土地荒芜，宜置屯田，以备储蓄”。得到朱元璋的嘉许。沐氏家族更利用屯田之便，大肆掠夺土地，据为其私有勋庄，遍及全省。《明史·沐英传》记英子晟：“置田园三百六十区，资财充物，善事朝贵，赂遗不绝，以故得中外声”。查继佐《罪惟录·沐英传》亦云：“晟置圃墅田三百六十，曰：“吾日食其一，可以卒岁”。“珍贝敌天府，后庭曳罗绮数百人，阉奴亦数十百”。权势财货薰人，《罪惟录·沐英传》又谓：“南人慑晟父子威信，无异人主，每片纸下，具威仪，出郭迎，盥而后启之，曰：此令旨也。” 然此尚为沐英父子当政之际，及其后人，掠夺日甚，《明实录·弘治朝》卷二百载：“初，黔国公沐崑之祖英，始平云南，奉命留镇其地，许于所属临安、腾冲等处垦田自给，不烦有司。相传至太傅琮，无有所改。琮卒，夫人王氏主家政，性贪而狠，任用非人，以阍者赵升等为心腹，云南后卫指挥汪昱等为爪牙，指以崑当嗣爵及丧资为名，令于旧租外各加一倍，昱等因挟势竞为残刻，升等督租需索无已，其客遍于境内。”他贪婪苛酷之状耀然纸上。 沐氏官庄之具体描述，可见于徐霞客之所亲历，《滇游日记五》云：“元谋马街，在西溪东坡上，……南抵山，北逾江，共径一百三十里，平坞之最遥者也。其东南有聚庐日官庄，为黔府庄田，（官庄）茶房即在马街坡北。……涉细流西上逾坡，半里，有植木为坊者，上书'黔府官庄’。西下半里，有数家在坡北，其壑亦湾环而北，中有田塍数十畦（按：一畦为五十亩），想即石峡之上流，得水如线，遂开此畦，所谓'黔府庄田’是也。……余辈随大道绕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书亦如前，则其西界也。” 沐氏庄园所在，其管理人员及庄户，对周遭农户更倚势滋扰，虽在会城近郊，亦毫无忌惮，如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所记：“昆明西郊马街小学礼堂墙上，，嵌有万历元年孟春所立<石鼻里（今石嘴）水利碑>，为官府判决水利纠纷出告示而刻于石者。石鼻村民田一千五百余亩相连，沐府庄田三百余亩，麓洞有源可资灌溉。自嘉靖十一二年间，沐府庄户倚仗参随管庄，将水霸占，轮放兼行，倒卖肥己，民田无涓滴，如遇亢旱，荒者十常八九，栽插失时，已争持三十余年，民户诉于官府，请求查勘田亩，均分水利。官府议处此案，由县而府，而布政司，再经巡抚衙门批示，勒碑为凭。按沐氏世守云南，权威最重，自划田亩为勋庄，遍于各府州，所委参随管庄，任意肆虐，此为一例。” 沐氏所霸者，不仅田土，且及水域，此可见于徐霞客《滇游日记四》：“会城外二里半，有村当堤之冲，日夏家窑。过此，遂遵堤行湖中。……随港堤东北二里，为沐府鱼池。” 又沐氏世以军功留守，对读书士子，甚为轻蔑，虽家奴阁宦，亦习以为常。徐霞客《随笔二则》记云：“黔国公沐昌祚卒，子启元嗣爵。邑诸生往祭其父，中门启，一生翘首内望，门吏杖筆之，多士怒，亦篁其人，反为众桀奴所伤，遂诉于直指金公。公讳，将逮诸奴，奴耸启无先疏诬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启元益嗔，征兵祭纛，环直指门，发巨炮恐之，金不为动。沐遂掠多士数十人，毒痛之，囊其首于木。金戒多士毋与争，急疏闻，下黔督张鸣鹤勘，张奏以实，时魏珰专政，下调停旨，而启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惧斩世绪，泣三日，以毒进，启元陨，事乃解。” 沐氏家族在滇跋扈专横，对人民残酷剥削压迫，引起人民的极端忿怒，正如方国瑜所说：“沐氏以镇守云南总兵官用事，权威所及，莫敢不服，为一代重寄。即因此沐氏在云南作威作福，发号施令，广置勋庄，残酷剥削农民，使其爪牙纵情肆虐，为害最烈。沐氏以聚敛之富，任意挥霍，无恶不作，为人民所切齿痛恨。”尤其沐氏对士子之倨傲轻蔑，为当时士人所心寒忿懑，唐泰是当时滇南名士，当亦对此憎恨痛恶。 其时清军已侵入中原，农民起义烽火遍及南北，南京福王小朝廷土崩瓦解，西南亦岌岌可危，三司两院请求增兵，惟增兵必须措饷，乃求助于沐天波，但其吝啬成性，蹙容而拒，谓曰：“极是紧事，第迩年多费，不能助一缗，奈何？”最后他狡诈的想出一条“一石二鸟”的手法，谓：“各土司用盐颇多，再增本府一票饷可出矣！”转嫁到增加兄弟民族及其头人土司的身上，而他更可从中谋取部分收益饱其私囊。不料此举后果适得其反。“初行时，土司亦有遵法纳沐票饷银者。初九日，楚雄府土司吴必奎抗令于盐场中，不独弃沐票，并夺商盐，鸣之县殴县差。鸣之府殴府差，声言：'已无朱皇帝，何有沐国公’！遂率众入城，执楚雄府文武，数罪杀之，据其城。” 其时，天波势已衰微，捉襟见肘，不得不“调土司强有力者克之”。便飞蛾扑火地找上了沙定洲，“素闻沙定洲骁勇，令符调之。” 沙定洲继室范氏（有作万氏者），原系普名胜遗孀，据徐霞客耳濡目睹在其《随笔二则》中之所记：“万氏多权略，威行远近。……自临安以东，广西（泸西）以南，不复知有明官矣，至今临安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询及者，辄掩口相戒，府州文移，不过虚文。余过安庄，见为水西残破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为致命，而此方人人没齿无怨言，不意一妇人威略乃尔！” 沙定洲娶范氏，凡事“悉遵范氏约束，严号令，明赏罚，生聚教训，遂为滇南土司中富强第一，兹闻天波召，遂欣然然倾洞而出。”按《明季南略》，谓沙定洲袭破沐府，系在其平吾必奎之后，所记经过甚详，有云：“十一月初旬沙定洲困楚雄府，十五日已解吾必奎首级，扫清楚雄。……天波喜甚，将金帛重赏之。定洲又奏曰：'臣夫妇欲来面恩’，至二十九日，天波升座，两榭设仪仗、鼓乐旗帜，殊为炫耀，受拜受贺。定洲与范氏两人三叩未毕，急趋上殿，急视之，出刃于靴，四刀飞舞，已格杀左右数人，……天波速奔入内，定洲。范氏尾后疾追，随见随杀。沐府男妇约五百人，须臾尸横遍地，天波逾墙走。”然《明史》卷三百一十三之列传二〇一《云南土司》所载则与此互异：“元谋土知州吾必奎叛，总兵官沐天波剿之。调定洲从征，定洲不欲行，出怨言。会奸徒饶希之、余锡朋者，逋天波金无以赏。锡朋常出入土司家，夸黔府富盛，定洲心动，阴结都司阮韵嘉诸人为内应。既定洲入城辞行，天波以家讳日不视事，定洲澡而入，焚劫其府。天波闻变，由小窦遁。……定洲据黔府，盘踞会城，劫巡抚吴兆元，使题请代天波镇滇。……天波走楚雄。”则以定洲之叛，在平定吾必奎之前。而所胁者为吴兆元非王锡衮。吾必奎之亡，是在沙定洲攻破会城之后。又沐天波出走去楚雄，但此时既未灭据楚雄之吾必奎，则天波去楚岂非自投罗网？如此时吾必奎已灭，则灭吾必奎者又系何人？盖清代对明末史事，多所讳忌，且为此屡兴大狱，清修《明史》，对清室有关史事，多采“隐恶扬善”之伎俩。且成书于乾隆四年，其距明末战乱已久，野史佚闻颇有浸灭，故所记多疏漏错误。但沙定洲之攻破黔府，出于饶希之、余锡朋二人蛊惑，阮韵嘉等之内应，而由范氏与定洲共同策划，兼变起仓促，唐泰何能先期干预参与？所谓贡生唐泰为谋主之说，显无此种可能。 但唐泰在沙夫妇攻据会城之后，曾为沙夫妇所利用当为可能之事。据诸书所载，沙定洲曾盗用王锡衮或吴兆元之名义，上疏请以沙代沐天波镇滇，而王、吴均为明代名宦，故伪造其疏，亦需文采相仿佛者，唐泰诗文名盛，膺代润色殊有可能，因此之故，遂传其为沙之谋主。在孙可望，李定国灭沙后，唐因畏遭株连，乃遁去水目山隐避，从无住禅师染剃。后又入鸡山为僧。 永历后期抗清将领李定国，据清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所记：“李定国，字宁宇，陕西榆林人。本农家子，十岁为张献忠所掠，喜其貌度，养以为己子。”按张献忠起事，《明史·张献忠传》系于崇祯三年（1630年）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七，系于崇祯四年辛未（1631年）“号西营八大王，屡破郡邑。及崇祯四年十月，帅众二千人就抚于总督洪承畴。至次年三月复叛去。”李定国当时约十岁左右，则其生年应在1621年前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永历帝为吴三桂所俘，时李定国驻滇缅边境之洞鸟，闻凶讯后于康熙元年（1662）移师景线，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哀忿成疾而殁，则其终年当在四十二岁左右。 他的籍贯，记载也各不同，王夫之谓其为陕西榆林人，赵尔巽等所篡修的《清史稿》卷二二四《李定国传》及何小泉所辑《国粹学报·李定国传》，则称其为延安人，惟李根源、吕志伊等所辑《滇粹》，收有明逸民刘彬所撰《晋王李定国列传》竟谓：“定国字霖宇，云南贫家子，幼失怙恃，无所依，关中人亦李姓者，携之入陕，居榆林”，颇可斟酌。 查继佐《罪惟录》卷二五《熊文灿传》末曾论曰：“盗有源，以饥起，盗益拢民，无耕地，民尽走盗，无耕人。故饥无已时，盗亦无已时”，此殆确论。明末天启崇祯年间，陕西一带蝗旱大灾，赤地千里，哀鸿遍野。《明季北略》卷五载《马懋才备陈大饥》记崇祯二年延安一带灾情极具体生动，有云：“……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自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堕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亦恬不知怪，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粪池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薰天。县城外挖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他在疏中更痛切指出，虽有少数人为弭盗而赈饥，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率而为盗也？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又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从此一记述情况可知，刘彬所记当非事实。盖滇陕两省相距数千里，陕人欲携少儿迢迢由滇返籍，何不若在陕领养灾民中之弃儿，且当时政事不修，盗贼遍及全国，更何必为一小童而担风险？要之，刘彬为明末云南籍遗民，引定国为桑梓先烈，无非殷望后人有邦国之念，复仇雪耻之心，用心虽苦，而非秉史笔者写真实之所宜。 王夫之《永历实录·李定国列传》谓定国“于群盗中（指农民军将领）独以宽慈著。喜接文士，通兵法纬象，读<通鉴纲目>，略通大义”。此乃为谀美之辞。亦如查继佐《罪惟录·沐英传》之言沐“读<大学衍义>而悦之，手不释<通鉴纲目>，论事辄引为据”之说相同。盖以为为将必通兵法，娴兵法则必能知文墨，又援之为读书士人自炫，认为武人亦须“喜接文士”“手不释通鉴纲目，论事引以为据”，临阵方能克敌致胜。然事实并不如此，由农民军出身的将领，多是农民出身，他们与在官府及地主武装的军事斗争中，从战争中学会战争，从战争中学会战略战术。在明末清初曾任过永历翰林院庶吉士迁编修的钱秉镫，他所写的一部《所知录》是亲身经历的隆武，永历前期实事编年，在卷中《永历纪年上》有谓：献忠“有养子四人，皆封王。…………可望长，稍通文墨，位固第一”可见可望，定国四人中，仅可望粗识文字，余三人皆不知书。计六奇《明季南略》录江津王瀚所记《孙可望犯阙败逃本末》一则云：“定国本目不识丁，粗戆直率”。同卷记鹤庆闻国轸所述《孙可望李定国构隙本末》一则亦称：“能奇，定国皆愚蠢无知，故献忠尤喜可望”。查继佐《罪惟录》及《清史稿》李定国传，亦无定国知书之说，可知以上所述当为事实。 王夫之谓定国“于群盗中独以宽慈著”，此说亦可斟酌。李定国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永历实录》作艾云枝）同为张献忠之养子，献忠憎恶明官府及地主阶级，两者为生死之争，且其为人粗暴，在战斗中俘获敌方首要，多杀戳酷虐。李定国久在张献忠隶下，耳濡目染，虽不如献忠之肆虐，然亦有诛杀过当者。如方树梅《担当年谱》所载：“永历元年四月，李定国至晋宁，秋毫无犯，百姓具牛酒犒军，定国大喜，信宿乃去，去后，驿使往来，有婪索者，邑举人段伯美率众杀之，又割其从者耳鼻纵之去，定国方攻临安，闻之大怒撤兵回，遂屠州城。”又：“李定国屠呈贡，知县夏祖训死之”。其为首者仅为段伯美、夏祖训二人，而李竟迁怒无辜人民，将两城老少男女，全部屠杀，这是不应该的。 王夫之《李定国传》又谓其“喜接文士，通兵法纬象”，亦非事实。如称之为喜接文士，则据瞿式耜之孙瞿昌文《粤行纪事》谓其永历六年其扶式耜柩至靖江时，“定国索文（指瞿昌文）甚急，一见于靖江府邸，……（李）言语面颜颇有骄色”。又《明季南略·孙可望李定国构隙本末》亦谓孙可望叛国降清后，“凡永历左右，皆定国心腹，正睥睨尊大，而清朝大兵三路人矣”。该文还谓：“戊戌四月二十四日，蜀王刘文秀病故，可望旧人思逞。定国外蹙清兵，内防测，信妖人贾自明幻术，计更无聊”。该文虽出吴三桂记室马玉之手，但李在永历后期任用非人，听信佞人马吉翔等，对孙可望死党未能毅然铲除，且为洪承畴所策使之妖人贾自明所朦骗，致失战机，终于在磨盘山一役，精锐尽覆，虽客观上清军已三路进逼，军心涣散，但李主观上骄傲自满，任用非人，缺乏正确作战决策。冀图侥幸，以致最后失败，国破身亡，这是一个惨重教训!马玉此文最后云：“究至挟窜外邦，岂知自不容于缅国。……今飘忽于瘴疠之乡，旦夕有死亡之状”。显系写于李定国尚据守景线之时，结论虽有轻蔑敌意，但所谈情况基本真实可信。 关于李定国的眷属子女，旧说纷歧，互有矛盾。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谓：“定国妻子，清兵入侵时，在泗城以土府岑继禄叛变，诱清军陷安龙时，为卓布泰执获杀之”。王夫之《永历实录·李定国列传》则谓，永历被杀后，“定国闻变，还兵至缅甸，已无及，因缟素发哀，定国披发徒跣，号踊抢地，吐血数升，遂杀妻子，焚辎重，举兵攻缅甸”。两者均谓定国妻子业已死难，但刘彬以为系卓布泰执获杀之，王夫之则谓李定国自己所杀。 查继佐《罪惟录》所记与上两说不同，他在该书《李定国传》中说：“定国卒于徼外，明年，定国子嗣兴，（刘）文秀子震咸北归”。而赵尔巽等纂《清史稿·李定国传》则溶刘彬、查继佐两说为一体，谓：“……卓布泰师进，破象阵，迭战罗炎凉水井。定国兵溃，妻子俱丧失。……定国还孟艮，（白）文选至耿马，遇定国将吴三省，方得定国妻子，将归诸定国。……乙丑，定国卒，（靳）统武寻亦卒，嗣兴乃与文秀子震率部出降”。以上两说与事实大致符合。按《清实录》“康熙二年六月乙卯，兵部议复：'平西王吴三桂疏报李定国之子李嗣兴从边外投城，缴伪册宝，印札，带领官弁、兵丁、家口一千二百余名，象、马无算，应照例议叙。’得旨：'李嗣兴授都统品级，以下各官，从优再议’。”即为明证。 又《明季南略·孙可望李定国构隙本末》有谓：“可望乘胜破云南，分兵袭楚雄。杨畏知战败被擒，初不屈，可望以畏知同乡里，闻其任云南甚得民心，欲降之以收人望，令多方劝之，畏知降，可望待之甚厚，畏知遂为之用，因与定国联姻”，此事不见于《明史》卷二七九的《杨畏知传》亦不见于各书所记的李定国传记。 晚明时一般寡廉鲜耻的士大夫，为保全其权势利禄，不惜以妻女为诱饵，迎合拥军自大的武人，以求得其庇护，永历诸臣奸佞者亦复如此。李自成部高一功归明后，永历臣陈邦傅：“欲倚之蹂两广，并（瞿）式耜（李）成栋军，逼胁朝廷，乃迎忠贞营屯浔南，拜李赤心（即自成旧将李过）母为母，以舅事高必正（即高一功）”（王夫之《永历实录》卷二六《叛臣列传》。最后更“献女于高必正结好，怂恿必正提兵入桂”（钱秉镫《所知录》）。 孙可望踞云贵后，詈永历于安龙，派其亲信王爱秀，郑国窥伺其行动，而马吉翔竟“以幼女送郑国为妾，国留宿二日复遣还”（《明季南略·安龙纪事》）。 但据《明史·杨畏知传》，其从孙可望时，曾以三事相约，“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二不得杀人；三不得焚庐舍淫妇女，可望皆许诺”。最后以与可望抵牾，忿而“除头上冠击可望，遂被杀”。尚不失其气节。《明季南略》所谓畏知与定国联姻一事，当无其事。即有联姻，因定国有子嗣兴，亦或为儿女婚约也。 ——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编：《云南文史论集——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62—17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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